从宋至明建盏地位的变迁
文/刘明杉
做者简介：刘馨蓬，本名刘明杉，女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汗青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处置中国古代物量文化史研究。次要研究标的目的是明代物量文化史，即通过破解明代绘画及各门类文物中隐躲的汗青信息，显示明代的社会文化现象和汗青开展法例。
媒介
建窑是宋代期间福建烧造黑釉茶盏的闻名窑场，窑址有芦花坪、牛皮仑、大路后山、营长乾等。目前古陶瓷学界在建盏上的研究仍然集中在对该产物的时代特征、烧造工艺、艺术风气、辨伪办法等手艺层面阐发，以及汗青沿革、海外躲品传播等材料的梳理上。目前所见与建盏有关的文化史标的目的的博士论文只要两篇：刘晓婷《中国古典茶道及其美学精神研究》、王子怡《中日陶瓷茶器文化研究》，都是中日文化比力标的目的；在查到的32篇硕士论文中，绝大大都论题的研究标的目的集中在前述古陶瓷学界拘泥的视野之中，还有少部门阐述以建盏为代表的宋代黑釉茶盏的日式美学，也属于中日文化比力标的目的。当前，从文化史视角动身，安身于中国本土、阐释建盏文化的论文不多。可见杨洵《建窑黑釉茶盏的鼓起与宋代斗茶文化》、吴韦《宋代文人吃茶品茗风气与茶具关系研究》、陈曼玉《宋代文人集会茶画中的茶器研究》等，所用的研究办法为考古学、美术设想学等。
本文运用形象史学的研究办法，以文献史料和形象史料做双重互证，安身于中国本土，论述宋代建盏在中国古代物量文化史上地位的起落变迁。起首阐述了宋代建盏得以昌隆的社会布景，即北宋皇室和文人士医生阶层引领的吃茶品茗风气——点茶雅事，成为宫廷宴饮和文人雅集中一项不成或缺的扫兴娱乐活动，那份生机勃勃的人世炊火气与日本茶道的理念大相径庭。
第二部门阐释了宋人对茶碗的审美原则，逃求茶器与茶汤的黑白配色，不只因为出白汤的茶操行更好，口感更佳，也因为黑白色彩比照明显，是北宋统治集团遵照传统色彩看，对治国理政原则的一种物化表达。宋代文献里对建盏釉色粉饰的描述，除了纯“黑盏”之外，次要为兔毫斑或鹧鸪斑盏。日本人所称“油滴”，属于鹧鸪斑的一品种型。
第三部门阐述了因为明代吃茶品茗体例从饼茶磨末点饮改成散茶瀹饮之后，所用茶器也由胎体厚重的黑盏改变为胎体轻薄的青花或白釉小盏。跟着以建盏为代表的黑釉茶盏退出日常生活范畴，明人对建盏的认知发作扭曲，以致建盏身价大跌。宋时做为茶器的支流功用退出汗青舞台，只保留了用做炼药坩埚的小寡功用。
第四部门是第五部门的布景展垫，讲述了中国古代窑业信俗中一项隐讳文化——视窑变瓷器为不祥之物，列举了差别版本的窑变血祭传说、以仁爱著称的宋仁宗竟对宠妃发怒，亲手捶碎窑变瓷器；又以元曲中“窑变”一词的语义，阐明在其时社会的支流价值看中，“窑变”一词的涵义指的是心性不稳、嬗变无常，故其时的士医生纳娼女做妾，称“窑变”，世人称娼家为“窑子”。
第五部门阐述了因为遭到那种窑业信俗的影响，中国支流社会对“窑变”瓷器普及排斥。从宋至明，不断有相当数量的建盏流进日本。窑变的建盏因器型小，便于躲匿，被某些富贵人家秘购，又操纵私觌那种外交轨制，将其高价购与日本人，那就是日本“曜变天目”盏的由来。从日本所躲的三件国宝——幻彩蓝斑曜变建盏的底部均无“供御”款识可知，它们并不是进进宋廷内府的供御品，虽然品相完美，却因发作了窑变而落第。
一、宋代茶文化布景下的建盏
建盏产于福建省北部南平市建阳（宋时的建宁府瓯宁县），窑址位于水吉镇后井、池中村、芦花坪、大路后门、牛皮仑等地。唐代创烧，南宋时到达全盛。“兔毫盏，出瓯宁之水吉。黄鲁曲诗曰：建安瓷碗鹧鸪斑，又君谟《茶录》建安所造黑盏，纹如兔毫，然其毫色异者，土着土偶谓之毫变盏，其价甚高，且罕见之。”与其他窑口差别的是，建窑只烧造茶盏，在其遗址中尚未发现盘、罐、瓶等器型残片，元代以后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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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审安白叟在《茶具图赞》中，用白描手法绘造了十二件茶具，称“十二先生”，又按宋代官造冠以职名，可见茶具在其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从该书中“陶宝文”茶盏线图来看（图1），建盏的原则器型为敞口，从口沿至圈足处渐收变敛。盏壁表里充满纵向细密的条纹，契合兔毫盏特征。又以建盏比德，“赞曰：出河滨而无苦窳，经纬之象，刚柔之理，炳其绷中。虚己待物，不饰表面，位高秘阁，宜无愧焉。”跟着两宋期间点吃茶品茗汤生活体例的时髦，建盏也被普遍利用，并且在福建开展出南平茶洋窑、福清东张窑、武夷山遇林亭窑等建窑系窑口。当点茶时髦席卷全国之后，各地差别窑口也起头仿烧黑釉茶碗，并构成各自的风气。此中河北定窑、山西介休窑、陕西耀州窑等窑口烧造的黑釉兔毫盏和鹧鸪盏多有名品。
图1 南宋审安白叟《茶具图赞》中的“陶宝文”线图
北宋徽宗宠臣蔡京次子蔡绦在《铁围山丛谈》卷六中云：“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建安县（今建瓯）北苑凤凰山一带盛产建茶，据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圣朝开宝末，下南唐。承平兴国初，特置龙凤模，遣使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龙凤茶盖始于此。”“周绛《茶苑总录》云：‘全国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
据北宋皇祐年间进呈仁宗、后修订于治平元年的蔡襄《茶录》自序：
“朝奉郎右正言同修起居注臣蔡襄长进。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谕臣先任福建转运使日，所进上品龙茶，最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鉴，若处之得地，则能尽其材。昔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摘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臣辄条数事，简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录》。伏惟安逸之宴，或赐看摘，臣不堪惶惧荣幸之至。谨序。”
南宋建阳人祝穆《方舆胜览》：“贡龙凤等茶：北苑焙在城东二十五里凤凰山，南唐保大间命建州造的乳茶，号曰京铤，腊茶之贡自此始，遂罢阳羡茶贡。郡志其品，大既有四，曰铐曰截曰铤，而最篦为末。国朝承平兴国二年，始置龙焙造龙凤茶，咸平丁晋公为本路漕监造御茶，进龙凤团。庆历间蔡公端明为漕，始革新小龙团茶。仁庙尤所爱护保重。是后最精者曰龙团胜雪，外有密云龙一品，号为奇绝。方置芽敦拆之初常，先民焙十余日，异时进发飞骑奔跑，不出中春，头纲已至京师。”贡茶由历任宰相丁谓、蔡京亲身监造，可知其在宋代皇室生活中的重要性。
宋代吃茶品茗风气的次要鞭策者是书画圣手宋徽宗，他在所著《大看茶论》序中写道：
“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清秀，钟山水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7凤饼，名冠全国，壑源之品，亦自此盛。延及于今，百废俱举，国内晏然，垂拱密勿，俱致无为。荐绅之士，韦布之流，洗澡恩泽，薰托德化，咸以雅尚相推处置茗饮。故近岁以来，摘择之精，造造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咸造其极。”[⑧]
徽宗认为，吃茶品茗是一种清福，当苍生不再只为温饱驰驱，起头逃求茗饮生活时，就是国泰民安、四海晏清的盛世。蔡京在《北苑十咏·即惠山煮茶》中进一步阐了然徽宗“致清导和”、“韵高致静”的茗饮体验。“此泉何以珍，适与实茶遇。在物两称绝，於予独得趣。鲜香筯下云，甜滑杯中露。当能变俗骨，岂特湔尘虑。昼静清风生，飘萧进庭树。中含前人意，来者庶冥悟。”[⑨]
宋徽宗将他推崇的“七汤”点茶法写进《大看茶论》中：
“点茶纷歧，而调膏继刻。以汤注之，手重筅轻，无粟文蟹眼者，调之静面点。盖击拂无力，茶不发立，水乳未浃，又复增汤，色泽不尽，英华沦散，茶无立做矣。有随汤击拂，手筅俱重，立文泛泛，谓之一发点。盖用汤已故，指腕不圆，粥面未凝，茶力已尽，雾云虽泛，水脚易生。妙于此者，量茶受汤，调如融胶。环注盏畔，勿使侵茶。势不欲猛，先须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上下深入，如酵蘖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则茶面底子立矣。第二汤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线，急注急行，茶面不动，击拂既力，色泽渐开，珠玑磊落。三汤多寡如前，击拂渐贵轻匀，周环旋复，内外洞彻，粟文蟹眼，泛结杂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四汤尚啬，筅欲转稍宽而勿速，其实精华彩，既已焕然，轻云渐生。五汤乃可稍纵，筅欲轻盈而透达，如发立未尽，则击以做之。发立已过，则拂以敛之，结浚霭，结凝雪。茶色尽矣。六汤以看立做，乳点勃结则以筅著，居缓绕拂动罢了，七汤以分轻清重浊，相稀稠得中，可欲则行。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咬盏’，宜均其轻清浮合者饮之。《桐君录》曰：‘茗有饽，饮之恼人。’虽多不为过也。”[⑩]
徽宗详尽描述了点茶过程中注汤击拂七个步调的细节，以及每一步汤花闪现出来的效果和审美体验。
在徽宗皇帝的倡导下，点茶艺事昌隆起来。从文人士医生阶层中起头时髦一项雅戏——斗茶，亦称“茗战”。徽宗如斯描述其时的斗茶盛况:
“而全国之士，厉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箧笥之精，争鉴裁之妙。虽否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11]
斗茶是集赏识性、身手性、兴趣性于一体的文人活动，对茶色、茶器、法式、情况、效果等都造定出响应的评判原则。譬如茶色，徽宗认为，
“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实，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天时得于上，人力尽于下，茶必纯白。天时暴暄，芽萌狂长，摘造留积，虽白而黄矣。青白者，蒸压微生；灰白者，蒸压过熟。压膏不尽则色青暗，焙火太烈则色昏赤。”[12]
蔡襄亦云：
“茶色贵白。而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善别茶者，正如相工之眎人气色也，隐然察之于内。以肉理润者为上，既已末之。黄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明显，故建安人开试，以青白胜黄白。”[13]
关于斗茶决胜的原则，蔡襄写道：
“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钞茶一钱匕，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进，环回击拂，汤上盏可四分则行。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败之说，曰相往一水、两水。”[14]
就是起首看茶面汤花的色泽和沫浡的平均水平；然后看水痕，以水痕晚出为胜，早出为负。
宋代皇室贵族和文人士医生在慎重热闹的宫廷宴乐和文人聚会等场所，以点茶雅戏消遣扫兴。蔡京在《太清楼特燕记》中笔录了“政和二年三月”“祐陵癸巳岁”，徽宗“造诏”为他举办的一次宫廷特宴。席间徽宗“又以惠山泉、建溪毫盏烹新贡承平嘉瑞斗茶饮之。上曰：‘日未晡，可命乐。’殿上笙篁、琵琶、箜篌、方响、筝箫登陛合奏，宫娥妙舞，进御酒。”[15]另据蔡京《延福宫曲宴记》：
“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特召学士承旨臣李邦彦、学士臣宇文粹中与示异恩也。是日，初御睿谟殿，设宴如外廷赐宴之礼，然器用淆品，瑰奇精致，十分宴比。……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澹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既而命坐，酒行无算，复出宫人合曲，妙舞蹁跹，态有余妍，凡目创见。”[16]
徽宗皇帝是点茶好手，他在御宴上兴致盎然地亲力亲为，又“布茶”赐赉群臣。继而乐声响起，宫娥舞姿曼妙，更进御酒。黄庭坚在《满庭芳·茶》中笔录了他参与的一次文人雅集。
“北苑春风，方圭圆璧，万里名动京关。碎身粉骨、功合上凌烟。尊俎风流战胜，降春睡、开辟愁边。纤纤捧，研膏溅乳，金缕鹧鸪斑。相如虽病渴，一觞一咏，宾有群贤。为扶起灯前，醒玉颓山。搜搅胸中万卷，还倾动、三峡词源。回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窗前。”[17]
黄庭坚先将研磨成末、进奉御用的北苑贡茶比做为国度肝脑涂地的将相功臣。再提到茶的成效是解酒驱睡，提神醒脑。席间还有红巾翠袖、纤纤素手的仕女为宾客点茶捧盏，侍奉跟前。又赞了一只“金缕鹧鸪斑”茶盏，那是一种同时具备兔毫和鹧鸪两种花纹特征的黑釉茶盏。在此宾客盈门的雅集上，黄庭坚眼看美貌的奉茶仕女，想起昔时司马相如赴卓天孙之宴，用一曲《凤求凰》博得卓文君芳心的情事。再以司马相如的才调，暗指文士们酣饮集诗，对句酬答，比才斗学的雅兴。词中最初引出卓文君唤应司马相如，为雅集做结。无论是宋徽宗亲身为群臣点茶、布茶，仍是黄庭坚面临席间的奉茶仕女想进非非，从那种君臣、男女之间的所谓“越礼”行为能够看出，宋代点茶活动所处的场所是轻松的，气氛是愉悦的，重在娱情尽兴，宾主皆欢，整体气氛充满兴旺的生气和世俗化的炊火气。
二、宋人对茶碗的审美原则：黑盏白汤、兔毫斑和鹧鸪斑
跟着点茶生活体例的普及，建盏迎来了它的昌盛期间。建盏摘用正烧法在窑中高温烧造，故口沿处釉层较薄，器底聚釉较厚。外壁多施半釉，以防废品出窑时器底粘连。釉在高温中易流淌，构成“挂釉”现象，俗称“釉泪”，底部露胎（图2）。用于斗茶的建窑束口盏是该窑的主打产物，实物如2015年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以244万港元成交的南宋建窑兔毫束口盏（图3）。那种盏器型充沛、胎体厚重。敞口，腹壁较深，重心不变性好，适用性强。盏口外沿下约2厘米处微微内收，内壁统一位置有一周浅近的凹槽，称“灌水线”。那是为看察水痕而设想，功用是点茶时易于掌握灌水量，制止茶汤过满。盏壁外撇，由口沿向下渐收至圈足。
图2 宋代建盏底部的“釉泪”
图3 南宋建窑兔毫束口盏
徽宗在《大看茶论》中批注茶盏尚黑、器型为深底敞口的理由，
“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摘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竖立，易以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然须度茶之几，用盏之小大。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18]
《茶录》也称：
“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消。”[19]
从文中最初一句可知，其时利用的斗茶器必是黑釉盏，而食茶器中另有青白釉者。束口盏的口径较大，便于赏识汤花；绀黑的釉面便于赏识汤色，粗拙坚硬的胎体便于茶汤保温。
白色的汤花与黑釉盏（图4）之间不单在审美上构成强烈的视觉反差，并且那种配色与太极图、水墨画和书法、徽州建筑等文化符号的黑白费配一脉相承，都是中国传统色彩看的表现。黑、白是杂色，据《淮南子》卷一：“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20]《礼记·檀弓上》：“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21]，又《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李斯曰：‘……今皇帝并有全国，别黑白而定一尊。’”[22]黑与白，契合中国传统社会持久奉行的外儒内法、皇权至上的国度治理原则。因点茶茗饮的生活体例起首从宋徽宗主导的北宋文人集团内部起头时髦，所以对黑盏白汤的逃求就不只局限于色彩反差大的审美层面，而是北宋统治集团对国度治理原则和理念的一种物化表达。点茶风气逐渐普及到民间后，也成为全社会各阶层人士配合的生活体例。
图4 宋式点茶盏面俯视图
宋代文献里对建盏釉色粉饰的描述，次要集中在兔毫斑和鹧鸪斑。苏轼有诗赞擅长点茶的禅师，
“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能够言传学到者。十月二十七日闻轼游寿星寺，远来设茶做此诗赠之。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做春瓮鹅儿酒。露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东坡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23]
绍兴年间进士杨万里《以六一泉煮双井茶》：
“鹰爪新茶蟹眼汤，松风喊雪兔毫霜。细参六一泉中味，故有涪翁句子香。日铸建溪当退舍，落霞秋水梦还乡。何时回上滕王阁？自看风炉自煮尝。”[24]
蔡襄《试茶》：
“兔毫紫瓯新，蟹眼青泉煮。雪冻做成花，云间未垂缕。愿尔池中波，往做人世雨。”[25]
以上诗中提到用兔毫盏点出沫浡鲜白如雪的茶汤。
江西石门寺僧惠洪《与客啜茶戏成》：
“道人要我煮温山，似识相如病里颜。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瓯绞刷鹧鸪斑。津津白乳冲眉上，拂拂清风产腋间。唤起晴窗春书梦，绝怜佳味少人攀。”[26]
惠洪描述了本身从煮水到用茶筅绞刷鹧鸪斑盏，使茶汤逐步绞成白乳状的过程。鹧鸪斑指的是像鹧鸪鸟胸部羽毛那样的圆点状斑和背部褐色的条状花纹，在太常博士苏颂奉宋仁宗敕编撰的《图经本草》中载：“鹧鸪，出江南。今江西、闽、广、蜀、夔州郡皆有之。形似母鸡，臆前有白圆点，背间有紫赤毛，彼人亦唤为越雉，又谓之隋阳之鸟。”[27]北宋陶毂《清异录》“禽名门·锦地鸥”：“闽中造盏，斑纹鹧鸪黑点，试茶家珍之，因展蜀画鹧鸪于书馆。江南黄是甫见之，曰：‘鹧鸪亦数种，此锦地鸥也。’”[28]中华鹧鸪有数个品种，通体羽毛的花纹各有差别，一般背部羽毛为褐色（图5），胸腹部羽毛上有黑地白色圆点斑（图6）或黑地红褐色圆点斑（图7）。
图5 中华鹧鸪背部的褐色羽毛
图6 中华鹧鸪胸腹部羽毛上的黑地圆点斑
图7 中华鹧鸪胸腹部羽毛上的黑地红褐色圆点斑
宋代文献中所称的“鹧鸪斑”，一种指形态上类似鹧鸪鸟胸腹部羽毛的花纹，其时在建窑系和各地窑口都仿烧此类产物，如在黑釉盏上用笔蘸白釉，使盏内、外壁闪现白色的圆点斑（图8、9），或盏面上施褐彩构成的铁锈花圆点（图10）。另一种则类似鹧鸪鸟背部的褐色羽毛花纹，如宋代建窑黑釉铁锈斑盏（图11），建阳市水吉大路后门窑出土。高6厘米，底径3.9厘米，口径12.4厘米。胎量坚硬，束口，口沿外撇，内沿下有一道凸边，斜腹，圈足。内壁为黑釉铁锈花鹧鸪斑。外壁施黑釉，近底以下露褐胎。笔者认为，日本人所称的“油滴”，属于鹧鸪斑的一品种型，实例见日本大阪市立东瀛陶瓷美术馆所躲“国宝”、宋代“油滴天目茶碗”内壁彩斑与中华鹧鸪鸟胸腹部羽毛花纹比照图（图12）。“油滴”是日语词汇，宋代相关文献中未见此词。鹧鸪鸟散布在中国、印度、缅甸、泰国和中南半岛一带，古代日本不产鹧鸪鸟，因而古代日本人对宋人所说的“鹧鸪斑”无从理解，就以生活中易见的“油滴”停止了定名。
图8 宋代鹧鸪斑建盏残片 福建建窑窑址出土
图9 宋代鹧鸪斑建盏
图10 宋代黑釉鹧鸪斑茶盏 陕西蓝田县五里头北宋吕大临墓出土
图11 宋代建窑黑釉鹧鸪斑茶盏内壁 福建省博物院躲
图12 日本大阪市立东瀛陶瓷美术馆躲宋代“油滴天目茶碗”内壁彩斑与中华鹧鸪鸟胸腹部羽毛花纹比照图
兔毫斑的生成原因是，在茶盏进窑烧造过程中，当窑温到达1300℃以上，釉层内的铁量被气泡带到釉面并曲线流淌，待冷却时析出赤铁矿小晶体，从而在釉面上构成长条状斑。（图13）日本人所称“油滴”斑生成的原因是，茶盏进窑烧造时，含铁的氧化物在此处集结，冷却时闪现饱和形态，从中析出赤铁矿或磁铁矿晶体。可见兔毫斑和鹧鸪斑都是茶盏在烧造过程中窑温冷却时构成的粉饰效果，因而二者也可能呈现在统一釉面上。南宋《陈蹇叔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李圣俞郎中出手分似》诗云：“头网别样建溪春，小璧苍龙浪得名。细泻谷帘珠颗露，打成冷食杏花饧。鹧斑碗面云萦字，兔褐瓯心雪做泓。不待清风生两腋，清风先向舌端生。”[29]其中所用的茶盏，就同时具备“鹧斑”和“兔褐”两种特征，而前述黄庭坚《满庭芳·茶》中提到的“金缕鹧鸪斑”黑釉茶盏，亦是如斯。那是一种在黑釉盏面上同时闪现出圆点（或卵形点）和细长线两种花纹的粉饰效果，弥足贵重。在目前所见的实物中，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于2018年3月23日以421.25万美圆成交的北宋定窑黑釉金缕鹧鸪斑斗笠盏（图14）可为一例。该盏为日本万野美术馆旧躲，因釉面铁锈花纹似流星，被冠以“天外飞仙”的佳誉。
图13 宋代建窑黑釉兔毫盏内壁釉面上的兔毫斑 东京国立博物馆躲
图14 北宋定窑黑釉金缕鹧鸪斑茶盏内壁
元代时以黑盏斗茶的风俗虽已式微，而点茶的生活体例并未隔绝。元太宗期间，中书令耶律楚才做《西域从王君玉乞茶 因其韵七首》其三：
“高人惠我岭南茶，烂赏飞花雪没车。玉屑三瓯烹嫩蕊，青旗一叶碾新芽。顿令衰叟诗魂爽，便觉尘凡客梦赊。两腋清风生坐榻，幽欢远胜泛流霞。”[30]
其五：
“长笑刘伶不识茶，胡为买锸谩随车。萧萧暮雨云千顷，隐约春雷玉—芽。建郡深瓯吴地远，金山佳水楚江赊。红炉石鼎烹团月，—碗和香吸碧霞。”[31]
元代文人姚燧《谢马希声处瓷香鼎》诗中有：
“吴侯建盌侔紫铁，内外㕙毫莹展雪。每愁射日动精摘，倒景过目晴电掣。人云煮茗何足道，黄金百炼末不裂。惠然持饷耽诗兄，供啜幽斋实一绝。”[32]
姚燧描写了友人马希声在鉴赏瓷香鼎之前，先用一只口沿处镶有金属边扣的建窑兔毫盏点茶的情景。
三、明人吃茶品茗体例的改变招致宋代建盏身价大跌
进明以后，吃茶品茗体例由饼茶磨末点饮改成散茶瀹饮。万历时人沈德符在《野获编补遗》中载:“国初四方供茶，以建宁、阳羡茶品为上。时犹仍宋造，所进者俱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摘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摇役。按茶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实味。宋时又有宫中绣茶之造，尤为水厄中第一厄。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乃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实所谓圣人先得我心也。陆鸿渐有灵，必頫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33]虽说沈德符在文中对墨元璋多有恭维之词，却也讲出明太祖对吃茶品茗体例改动所起的决定性感化。明人瀹饮散茶喜用精致小盏，如谢肇淛《五杂组》中载：
“宣窑不独格式规矩，色泽细润，即其字画亦皆精绝。余见御用一茶盏，乃画‘轻罗小扇扑流萤’者，其人物毫发俱备，仿佛一幅李思训画也。外一皮函，亦做盏样盛之。小铜屈戍，小锁尤精，盖人世所躲宣窑又不及也。”[34]
文中所述御用茶盏，是胎釉细密、画工精巧的仕女题材宣德官窑青花小盏。另据天启时人谷泰《博物要览》：
“有小白瓯，内烧茶字、酒字、姜汤字，乃世宗经籙醮坛用器，亦曰坛盆。又有磬口馒心圆，凡外烧三色鱼匾盏、红铅小花合子，其大如钱，亦为世珍。”[35]
此处提到被明人视为“世珍”的“时玩”中，有一款“小白瓯”，为嘉靖皇帝醮坛道场供器，亦称“坛盆”。内底烧造茶字、酒字、姜汤字，标识出“小白瓯”中所奉之物。由此可知，其时向神明奉茶的容器也变成白釉细薄小盏。
因为此时宋代点茶法已远离社会生活，那使明人对建盏本来的利用体例变得目生，对其认知也发作扭曲。明初曹昭撰，景泰、天顺年间王佐补《格古要论》中如许评判建盏：
“建碗器出福建。其碗、盏多是撇口，色黑而滋润，有黄色斑、滴珠，大者实，但体极厚，俗甚，少见薄者。”[36]
那里提到的“滴珠”，本日本人所称的“油滴”，可见明人对那品种型“鹧鸪斑”的认知水平已和日本人接近，都是对其停止了看文生义式的命名。隆庆六年田艺蘅在《留青日札》中云：“建安乌泥窑品最下。”[37]关于明人对建盏评判发作严重转折的现象，清初王世贞点明原因：
“蔡君谟论云：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绀黑，纹如兔毫而厚熠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青白盏斗试家皆不消。余偶获一建窑，与君谟所传合而价不克不及当汝十之一，问之拾遗人不知也。然试茶则宣窑白而尤妙，今烹法亦与君谟差别矣。”[38]
王世贞道出，恰是吃茶品茗体例的改动招致了那种情况的发作。
别的，因为建盏具有胎体粗厚、耐火焙高温的特征，宋明期间还付与它一个小寡功用——做炼丹造药的坩埚。南宋嘉熙元年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
“治虚风头眩，吐涎不已。盖此药起落阴阳，补接实气，非行头旋罢了。黑铅、水银、硫磺（研）、硃砂（各一两，研），上用建盏一只，火上熔铅成汁，次下水银，用柳杖子打停，取下歇少时，进二味打停，候冷取下，研为粉，以糯米软饭圆如绿豆大。”[39]
在明太祖墨元璋第五子、成祖墨棣胞弟、周定王墨橚组织编撰的《普济方》中，收录了南宋建炎元年成书、张永著《卫生家宝》方：
“海州圣婆婆眼药，出卫生家宝方。治一切翳障攀睛。赤脉淤肉，或痒或疼。朴硝一两，硼砂研极细，硃砂研细，脑麝各少许，右用建盞一只，于火上鎔朴硝成珠子，却进硼砂等细研，用蜜为丸，如芥子大，吹一粒进眼中。”[40]。
明太病院院使董宿编录、方贤续补，刊行于成化六年的《奇效良方》中收录一治痔疮方：
“上用猪胆七枚取汁，以建盞盛，炭火熬成膏，用单纸摊传，须先用槐根白皮温洗后传药。”[41]
万历年间医家王肯堂《证治准绳》中也记一除痔方：
“却用下枯药，好白矾四两，通明生砒二钱半重，墨砂一钱，生研如粉细。三味，先用砒末安建盞中，次用白矾末盖之，用火煅令烟断，其砒尽从烟往，行是借砒气在白矾中，将枯矾取出为细末，先看痔头大小多寡，将矾末抄上掌中，加墨砂少许，二味以津唾调匀得所，用蓖子调涂痔头上，周遭令遍，日三上，须认真详看痔头颜色，欲其转焦黑，乃取落之。”[42]
在以上药方中，建盏都承担着坩埚的功用。因为明代吃茶品茗体例的改动，建盏在宋代承担的点茶正途功用失传并退出汗青舞台，而做为坩埚利用的小寡功用得以延续，那也是建盏地位蜕变的写照。
四、中国古代窑业信俗中的“窑变”看
所谓“窑变”，是指瓷器在烧造过程中，因为窑温等不成控因素而使产物发作的与预期不符的改变。文献中记载的窑变有三品种型：釉色窑变、器型窑变和量地窑变。据清乾隆年间景德镇人蓝浦《景德镇陶录》云：
“窑变，一说火之变幻所成，非徒釉色改动，实有器异成奇者。”[43]又云“窑变之器有三，二为天工，一为人巧。其由天工者，火性变幻，天然而成，如昔傅屏风变成床、船，冰缶冻为花卉村景，宋碗经暑不腐腥物，乃世不多觏者也；又如均、哥本质釉，经烧忽退变他色，及成诸物状，是所时有者也。其由人巧者，则工故以釉做幻色物态，曲名之曰窑变，殊数见不鲜耳。”[44]
该书经其门生郑廷桂整理，于嘉庆二十年成书，可见曲到清代后期，因为窑工已能掌握报酬干涉釉色窑变的部门手艺，才脱节了对窑变的恐惧心理。器型窑变指进窑时是一种器型，出窑后却烧成预期之外的另一种器型。据明人郭子章《豫章大事记》：
“万历十五六年间，诏景德镇烧方筯屏风。不成，变而为床，长六尺、高一尺，可卧；又变成船一只，长三尺，船中什物无一不具。闻主者躲其船，至饶州，郡县官皆见之，后椎碎。”[45]
量地窑变指废品由瓷变异为另一种材量。元明以来，江西永和吉州窑一带传播着南宋末文天祥（江西吉安永和人）路过家乡时，瓷器窑变成玉的传说。据《格古要论》：
“相传云：宋文丞相过此，窑酿成玉，遂不烧焉。今其窑另有遗迹在人家，永乐中或掘有玉杯、盏之类，理或然也。自元至今犹然。”[46]
明末清初人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也载：
“吉州永和窑，宋时开，至今有舒翁、舒娇之器。土着土偶传文山时窑变，遂废。”[47]
那三种窑变类型，在实物中最常见的是釉色窑变，还可见少少数器型窑变，而文天祥故乡吉州窑发作的所谓量地窑变仅见于文献记载中，应是本地苍生和后世文人缅怀文天祥的抗元气节附会的传说。
关于深信天人感应的中国前人来说，在物量上逃求常态契合传统价值看。而在现代化学常识系统尚未建成的时代，人们认为窑变现象具有非人力可控的神异性，常令前人心生敬畏。关于窑变的各类离奇阐明，又常与其时窑业的现实诉求相关。从隋唐五代起头的贡瓷轨制，到明清期间实行的官窑轨制，其治理体例和严厉水平虽有差别，但中心向处所摊派、索要高操行瓷器的轨迹却一脉相承。因瓷器烧造过程中，窑变效果无法报酬干涉，不克不及实现量产，更无法从必然规模的废品中停止优选。一旦官方索烧窑变瓷器，必是一场灾难，因而窑户往往把它们视为妖物，为求逃难，将烧出的窑变瓷器毁掉或隐匿起来。历代各窑场也传播着差别版本的窑变血祭传说，其社会功用就是吓退官府，从而遁藏难以完成的差科。明万历时人谢肇淛在《五杂组》中载：
“景德镇所造常有窑变云。不依造式，忽为酿成，或现鱼形，或浮果影。传说风闻初开窑时，必用童男女各一人，活取其血祭之，故精气所结，凝为怪耳。近来禁不消人祭，故无复窑变。”[48]“恐禁中得知（窑变），不时宣索，人多碎之。”[49]
《豫章大事记》中也称：
“瓷器以宣窑为佳，盖宣德间器也。中有窑变者极佳，非人力所可致，故人亦多毁之，不令传。”[50]
那种对窑变瓷器的妖魔化和扑灭性的处置体例，是窑户应付官府索烧风险的社会成本更低、且行之有效的计谋。
北宋仁宗皇帝一生践行民本思惟，他崇尚俭省，以身做则。“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仕进家。”[51]据南宋墨弁《曲洧旧闻》卷一：
“仁宗俭德，殆本于本性，尤好服浣濯之衣。当未明求衣之时，嫔御私易新衣以进，闻其声，辄推往之。遇浣濯，随破随补，将徧，犹不愿易，摆布指以相告，或认为笑，不恤也。其时不唯化行六宫，凡命妇进见，皆以浓妆为耻，风动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俭之诏屡挂墙壁而汰侈很多衰，盖有间也。”[52]
徽宗时人魏泰《东轩笔录》记载：
“至于仁民爱物，孜孜惟恐不及。一日晨兴，语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此闻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认为例。诚恐自此逐夜宰杀，以备非时赐与，则岁月之久，害物多矣。岂可不忍一夕之馁，而启无限之杀也？’时摆布皆唤万岁，至有感抽泣者。”[53]
“仁宗尝春日步苑中，屡回忆，皆莫测圣意。及还宫中，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熟水。’嫔御进水，且曰：‘各人何不过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苟问之，即有抵功者，故忍渴而回。’摆布皆稽颡动容，唤万岁者久之，圣性仁恕如斯。”[54]
如许一位穿洗过的旧衣，甘愿本身胁制饥渴，也不扰民力、不忍降功身边侍者的仁君，却因在宠妃处见到一件窑变瓷器而暴跳如雷。生于仁宗至和二年的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
“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遗，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呜唤，仁宗宠遇贵妃冠于六宫，其责以正礼尚如斯，可谓圣矣！”[55]
宋代定窑烧造的常规品种是白釉瓷，也有黑釉、酱釉、绿釉产物，而红釉者为偶尔烧成的窑变品种，世间鲜有。仁宗赵祯深知，宠妃爱好窑变瓷器会招来更多朝臣供献，若窑户烧造不成，在官府的强逼下，恐发作民变，以至可能危害国度不变。故而以宅心仁厚传名后世的守成之君稀有地对宠妃发威起火，并亲手用柱斧捶碎了那件窑变瓷器。
窑户间传播的血祭故事和窑工的毁坏、躲匿行为，阐明窑变瓷器属于行业内避忌的不祥之物。在元曲中“窑变”一词的语义，反映的是其时社会支流价值看对窑变瓷器的认知。因窑变具有不确定性，遂用此词指称那些翻云覆雨、背约弃义之人，特殊是恋爱中负心的一方。王晔《折桂令·问双渐》：
“小苏卿窑变了心肠，改抹了姻缘，倒换排场。强拆鸳鸯，轻分莺燕，失配鸾凰。实丕丕兜笼殷商，虚飘飘蹬脱了才郎。你试思量，不害相思，也受凄凉。”[56]
丽春园名妓苏卿并未看上江西茶商冯魁的财帛，有人做梗引发误会。张可久《妓怨》中，妓诅咒负心郎：
“影外人，怕风声，看海枯石烂博个志诚。柳下私交，月底深盟，一步步惜惺惺。崔夫人嫌杀张生，冯员外买断苏卿。他山障他短寿，您窑变您薄情，听！休想有出息。”[57]
汤式《[南吕]一枝花·春思·摘茶歌》：
“他指看八仙图，我贪爱七香车。犹恐怕黄金窑变了汉相如，蓍草占来爻反覆，卦钱儿磨得字模糊。”[58]
薛昂夫《[中吕]朝天子·则天》中对唐代女皇武则天失后妃之德、淫乱擅权之事停止了犀利的呵斥。
“则天，改元，雌鸟长朝殿。昌宗出进二十年，怀义阴功健。四海淫风，满朝窑变，《关雎》无此篇。弄权，妒贤，却听梁公劝。”[59]
“《稗史汇编》云：瓷有同是一量，遂成异量；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水土所合，非人力之巧所能加，是之谓窑变。数十窑中，万万品而一遇焉。《博物要览》云：官哥二窑，时有窑变，类胡蝶、禽鸟、麟豹，本质泑外变红紫色，乃火之改变，理不成解。高士奇引《说楛》，窑变色红如墨砂，谓荧惑缠度临照而然，近日士医生盛纳倡女做妾，或戏唤之为窑变。俗谓倡家曰窑子也，殊堪发噱。”[60]
士医生纳娼门女做妾，称“窑变”，世人称娼家为“窑子”。元曲源于宋代市井俗曲，内容反映群众生活，所用词汇来自民间，具有普遍的群寡根底。也就是说，“窑变”一词的涵义指的是心性不稳、嬗变无常，那是其时全社会的配合认知。
五、 日本“曜变天目”的宿世此生
受其时窑业信俗的影响，中国支流社会对“窑变”瓷器趋势于排斥，那刺激了宋代窑变建盏流进日本，成为日本人所称的“曜变天目”。南宋至元代，日本从中国进口了大量黑釉茶盏，建盏是此中的贵重品种。进元以后，虽然中国不再烧造建盏，而它们仍做为古董商品输进日本。1975 年，在韩国新安木浦打捞出水了一艘元代沉船，从船上所拆货品揣度，目标地应是日本。船上共发现瓷器 20661 件，此中黑釉瓷 1467 件，次要来自福建、江西、河南等窑口。建盏50 余件，置于木盒中，与其他瓷器比拟，包拆更为精致。其上多有利用陈迹，阐明是宋代旧物（图15）。日本室町时代应永年间（1394-1428）的《禅林小歌》中记有多种茶盏：
“胡兹（磁）盘中以建盏居多、油滴、曜变、建龞、胡盏、汤盏、幅州盏、天目……”[61]。
明“永乐四年正月十六日”，成祖墨棣“皇帝颁赐日本国王源道义”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黄铜镀金廂口足建盏一十个”[62]。在万历期间编辑的《大明会典》中也记有此事，
“日本国，永乐间赐国王冠服、纻丝、纱罗、金银、古器、书画等物”[63]，
可知永乐皇帝所赐建盏为内府庋躲的宋代供御建盏古器，实物如日本大阪市立东瀛陶瓷美术馆收躲的宋代镶黄铜镀金扣鹧鸪斑（日称油滴）建盏（图16）。
图15 韩国新安元代沉船上发现的部门黑釉建盏
图16 宋代镶黄铜镀金口鹧鸪斑（日称油滴）建盏 日本大阪市立东瀛陶瓷美术馆躲
“天目”、“曜变”等为日本自造词，应是赴宋求法的日本禅僧在浙江天目山参禅，他们将本身在寺中所用的黑釉茶盏带回国，遂以“天目”称之。“天目”茶盏指称的范畴很广，包罗：1、中国各窑口烧造的黑釉茶碗；2、特指建盏；3、具有茶盏利用功用的器具，如“白日目”、“黄天目”等。日本文献中呈现的“窑变”、“容变”、“曜卞”、“耀变”、“曜变”等词都是中文“窑变”之意。日本对“曜变”茶盏的定义也比力广泛，不只局限于建窑，也包罗中国北方窑口烧造的产物。如现躲名古屋德川美术馆的一件金代黑釉鹧鸪斑（日称油滴）茶盏（图17），在其包拆木盒上的题签写有“曜变天目”字样，该盏为山西窑口产物。而世人熟知的“曜变天目”，凡是指的是黑釉上带幻彩蓝斑的窑变建盏。目前所见的三件完全器都是日本收躲的传世品。别离是：1、东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躲“禾叶天目” 宋代窑变（日称曜变）建盏（图18），日本人称其为“全国第一名盏”。口径12厘米，高6.8厘米，足径3.8厘米，重284g ，1951年定为“国宝”级文物；2、京都大德寺龙光院躲宋代窑变（日称曜变）建盏（图19、20），口径12.1厘米，高6.6厘米，足径3.8厘米，1951年定为“国宝”级文物；3、大阪藤田美术馆躲宋代窑变（日称曜变）建盏（图21、22、23），口径12.3厘米，高6.8厘米，足径3.8厘米，1953年定为“国宝”级文物。
图17 金代黑釉鹧鸪斑（日称油滴）茶盏 日本名古屋德川美术馆躲
图18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躲宋代窑变（日称曜变）建盏
图19 日本京都大德寺龙光院躲宋代窑变（日称曜变）建盏内壁
图20 日本京都大德寺龙光院躲宋代窑变（日称曜变）建盏底足
图21 日本大阪藤田美术馆躲宋代窑变（日称曜变）建盏
图22 日本大阪藤田美术馆躲宋代窑变（日称曜变）建盏内壁
图23 日本大阪藤田美术馆躲宋代窑变（日称曜变）建盏底足
在日本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命能阿弥编辑的《君台看摆布帐记》中，记载了其时日本人对宋代黑釉茶盏的批评原则。
“一、土之物 曜变：乃建盏中无上者也。为世间所无之物也。其地黑，一面为或浓或淡的琉璃状星斑，又有黄色、白色、浓淡琉璃色等种种彩相混的似锦之釉。此为（价值）万疋之物也。一、油滴 第二位重宝。底釉亦黑，表里壁为淡紫泛白的星斑。比曜变存世量多，（价值）五千疋。一 、建盏 不逊于油滴者，黑地釉上流淌着雪白色线条的纹理，有油滴盏那般的星斑。（价值）三千疋。”[64]
又见《茶道能阿相传集》：
“曜变：建盏名。全国稀有之物也，釉之色如豹皮，建盏中之上上品也。”[65]
由此可见，日本固然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瓷器，但中国窑场避忌窑变瓷器的行业信俗和中国社会支流价值看中“窑变”一词的涵义并未传至日本。据《宋稗类钞》记载：
“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大看间窑变，一旦色如丹沙。说者谓荧惑缠度照临而然。物反常为妖，窑户丞碎之，不敢以进御，以非可岁供物也。供上之瓷器，惟取其规矩合造，莹无瑕疵，色泽如一者耳。民间烧瓷，旧闻有一二变者，大者亦毁之。盏罂小者躲往，鬻诸富室，价与金玉等。窑变虽珍奇，上之不得用于宗庙朝廷，而下之使人不敢用，难免毁裂，竟同瓦砾。”[66]
宋代景德镇窑以烧造青白瓷著称，文中谈到大看年间景德镇烧出釉色如丹沙的窑变瓷器。宋代进御的贡瓷，必选器型规矩、符合规造，釉色同一，可量产优选，能比年进贡的产物。反常的窑变瓷器系偶发烧成，无法包管按岁赐与，因而被窑户视为妖物，宁可销毁也不敢进御。当窑场烧出窑变产物时，不容易躲匿的大件被销毁，便于躲匿的小件盏、罂等器型，以高价秘售给富贵人家。窑变瓷器固然珍奇绮丽，却不克不及用于朝廷的宗庙祭奠，民间也不敢利用，只似乎瓦砾一样被销毁。南宋周煇在《清波杂志》中刚好记载了此次烧成的窑变瓷器被皇室宗亲秘购收躲之事，“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看间窑变，色红如墨砂。谓荧惑缠度临照而然，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时有玉牒防备史（仲楫），年八十余，居于饶，得数种，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红瓷器色尤明显。”[67]“定州红瓷器”指的就是宋仁宗用柱斧捶碎的张贵妃所收窑变瓷器，八十多岁的赵仲楫是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后人，可见仁宗捶毁窑变瓷器一事在后代皇室宗亲之中仍有余威。
隋唐至明代以前，宫廷用瓷由贡瓷轨制保障，那是处所政府向皇家和朝廷供献土特产或瑰宝等财物的一项土贡轨制。宋时全国各地良多名窑被选为“供御”窑场，如汝窑、定窑、耀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建窑等，产物均以优选体例贡进宫中，如《清波杂记》所载：“惟供御拣退，方许出卖。”[68]那种挑撰原则通行全国，进选之器必需契合贡瓷轨制要乞降社会支流价值看，因而景德镇窑看待“大看间窑变”的处置体例也适用于建窑。无论是宋徽宗、蔡襄等人的著做，仍是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词中，记载的都是兔毫斑和鹧鸪斑盏以及纯黑釉盏，称呼有“兔毫盏”、“紫盏”、“侧盏”、“异毫盏”、“黑盏”、“建安黑盏”等。就是因为它们是契合规造、符合礼制、能实现不变量产、便于优选，可比年赐与的品种。日本所躲黑釉幻彩蓝斑建盏，是建窑偶尔烧成的窑变品种，凡是那类产物只要两种处置体例，一是体量小、易于躲匿者，以高价秘售于贵室富家；二是如瓦砾一般被销毁。2009年，在浙江杭州上城区原杭州东南化工场厂址出土了大量南宋瓷片，有越窑、定窑、建窑、吉州窑、汝窑、巩县窑、高丽青瓷等，此中建盏残器中发现了带幻彩蓝斑者（图24、25）。与日本所躲同类型建盏比拟，该残片釉面光泽度更强，从断面看胎量更致密，且无利用陈迹。此处为南宋临安都亭驿所在地，“宣德楼前，左南廊对左掖门，为明堂颁朔布政府。……街北都亭驿。”[69]《梦梁录》卷十“诸官舍”：
“摆布丞相、参政、知枢密院使签书府，俱在南仓前大渠口。随从宅，在都亭驿东。”[70]可见那一带是南宋政府衙门和核心计心情关会聚之地。《梦梁录》卷十“馆驿”：“都亭驿在侯潮门里泥路西随从宅侧次，为馆伴外国使人之地也。”[71]
“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之十三杂志二宋四馆驿：都亭驿。待辽使之阶。都亭西驿，待西蕃、阿黎、于阗、新罗、渤海使之所。怀远驿，待交趾使之所。同文馆，待青唐、高丽使之所。”[72]
“其大辽使人在都亭驿，夏国在都亭西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纥、于阗在礼宾院，诸番国在瞻云馆或怀远驿。唯大辽、高丽就馆赐宴。”[73]
两宋政府在国际交往中，实行一种外交轨制——私觌，就是两国使节互赠礼品，到南宋时开展成两边的私相商业。在刊行于南宋端平三年的赵升所编《朝野类要》中载: “私觌，俗谓之打博。盖三节人从，各以物货互易也。”[74]那其实是一种私运交易，次要在宋人和外国使节的随员之间停止。原杭州东南化工场厂址出土的窑变建盏残器，很可能是为了外销，将它们带到日本人栖身的馆驿四周，因为某种原因被损毁。笔者认为，现躲日本的几件带鎏金铜扣的传世建盏应为宋廷内府旧躲的供御品，可能是明永乐皇帝所赐。而被日本定为国宝的三件幻彩蓝斑曜变建盏的底部均无“供御”款识，可知并不是供御品，都未进过宋廷内府。应该是被赵仲楫如许的贵戚或者殷商高价秘购后，不敢公开利用。恰有机缘结交了住在都亭驿的日本使团随员，遂将此棘手之物高价售与远人，不单赚了一笔大财，还胜利解了私匿窑变瓷器之困。此类交易只需胜利一次，就可为那种釉面斑斓的窑变建盏找到了一个万全出路——远销日本，而宋国售卖者显然对日本人隐瞒了窑变瓷器背后的信俗文化意涵。
图24 宋代窑幻化彩建盏残片 原杭州东南化工场厂址出土
图25 宋代窑幻化彩建盏残片 原杭州东南化工场厂址出土
[①]（南宋）祝穆：《宋本方舆胜览》卷十一“福建路·建宁府·本地货”，上海古籍出书社，2012年，第128页。
[②]（南宋）审安白叟：《茶具图赞》“陶宝文”，浙江人民美术出书社，2013年，第23页。
[③]（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六 ，中华书局，1983年，第106页。
[④]（北宋）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上海书店出书社，2015年，第48页。
[⑤]（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22》卷一百二十九“建宁府·景物上·北苑之最”，天津古籍出书社，1987年，第6页。
[⑥]（北宋）蔡襄：《茶录》“自序”，上海书店出书社，2015年，第11页。
[⑦]（南宋）祝穆：《宋本方舆胜览》卷十一“福建路·建宁府·本地货”，上海古籍出书社，2012年，第127—128页。
[⑧]（北宋）赵佶著，沈冬梅、李涓编著：《大看茶论》“序”，中华书局，2013年，第5—7页。
[⑨]（北宋）蔡京：《北苑十咏·即惠山煮茶》，见赵方任辑注：《唐宋茶诗辑注》，中国致公出书社，2001年，第215页。
[⑩]（北宋）赵佶著，沈冬梅、李涓编著：《大看茶论》“点”，中华书局，2013年，第41—47页。
[11]（北宋）赵佶著，沈冬梅、李涓编著：《大看茶论》“序”，中华书局，2013年，第7页。
[12]（北宋）赵佶著，沈冬梅、李涓编著：《大看茶论》“色”，中华书局，2013年，第53页。
[13]（北宋）蔡襄：《茶录》“上篇论茶·色”，上海书店出书社，2015年，第11页。
[14]（北宋）蔡襄：《茶录》“上篇论茶·色”，上海书店出书社，2015年，第13页。
[15]（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余话》卷一“蔡元长做太清楼特燕记”，上海古籍出书社，2012年，第182 页。
[16]（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余话》卷一“延福宫曲宴记”，上海古籍出书社，2012年，第185-186页。
[17]（北宋）黄庭坚：《满庭芳·茶》，见唐圭璋、钟振振：《宋词鉴赏辞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1年，第512页。
[18]（北宋）赵佶著，沈冬梅、李涓编著：《大看茶论》“序”，中华书局，2013年，第33页。
[19]（北宋）蔡襄：《茶录》“下篇论茶器·茶盏”，上海书店出书社，2015年，第14页。
[20]（西汉）刘安：《淮南子》卷一“原道训”，上海古籍出书社，2016年，第18页。
[21]（西汉）戴圣：《礼记·檀弓上》，见陈戍国：《礼记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第33页。
[22]（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岳麓书社，1988年，第61页。
[23]（北宋）苏轼：《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见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纪年笺注》附录一“苏轼诗集”卷一“诗四十七首”，巴蜀书社，2011年，第482页。
[24]（宋）杨万里：“以六一泉煮双井茶”，见《杨万里集笺校》卷二〇，中华书局，2007年，第1025页。
[25]（北宋）蔡京：《北苑十咏·试茶》，见赵方任辑注：《唐宋茶诗辑注》，中国致公出书社，2001年，第214页。
[26]（北宋）僧惠洪：《与客啜茶戏成》，见赵方任辑注：《唐宋茶诗辑注》，中国致公出书社，2001年，第403页。
[27]（宋）苏颂：《图经本草（辑复本）》兽禽部卷第十三“鹧鸪”，福建科学手艺出书社，1988年，第408页。
[28]（宋）陶毂：《清异录》卷上“禽名门·锦地鸥”，上海古籍出书社，2012年，第56页。
[29]（南宋）陈蹇叔：《陈蹇叔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李圣俞郎中出手分似》，见赵方任辑注：《唐宋茶诗辑注》，中国致公出书社，2001年，第638页。
[30]（元）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 因其韵七首》，见叶羽：《中国茶诗典范集萃》，中国轻工业出书社，2004年，第199页。
[31]（元）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 因其韵七首》，见叶羽：《中国茶诗典范集萃》，中国轻工业出书社，2004年，第200页。
[32]（元）姚燧，查洪德编纂校点：《姚燧集﹒牧庵集》卷三十三“七言古诗﹒谢马希声处瓷香鼎”，人民文学出书社 ，2011年，第512页。
[3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列朝·供御茶”，中华书局，1959年，第799页。
[34]（明）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二“物部四”，中华书局，1959年，第352页。
[35]（明）谷泰：《博物要览》，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18，杂家类，第737-738页。
[36]（明）曹昭撰、王佐补：《格古要论·古窑器论》“古建窑”，见李科友、吴水存：《古瓷判定指南（二编）》，北京燕山出书社，1993年，第93页。
[37]（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六，上海古籍出书社，1985年，第1273页。
[38]（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三）卷一百七十“说部”，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1册，集部220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98页。
[39]（南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卷四“妇人虚风头子眩晕及心眩方论第四·养正丹”，中国医药科技出书社，2019年，第87页。
[40]（明）墨橚：《普济方》（第2册）“体态”卷七十八“眼目门·海州圣婆婆眼药”，人民卫生出书社，1982年，第745页。
[41]（明）董宿编录、方贤续补、杨文翰校正刊行：《太病院体味奇效良方大全》卷五十一，“治痔猪胆膏”，中国中医药出书社，1995年，第374页。
[42]（明）王肯堂：《证治准绳》“杂病”（第六册）“痔”，中国中医药出书社，1997年，第223页。
[43]（清）蓝浦著、傅振伦详注：《景德镇陶录详注》，书目文献出书社，1993年，第117页。
[44]（清）蓝浦著、傅振伦详注：《景德镇陶录详注》，书目文献出书社，1993年，第153—154页。
[45]（清）谢旻等监修：《（雍正）江西通志》（卷二七），“本地货·饶州府”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13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65页。
[46]（明）曹昭著、王佐补充：《新增格古要论》（卷七），“古窑器论·吉州窑”，影印明天顺刊本，中国书店，1987年，第23页，。
[47]（明）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窑器本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7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913页。
[48]（明）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二，“物部四”，上海书店出书社，2001 年，第 246页。
[49]（明）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二，“物部四”，上海书店出书社，2001 年，第246页。
[50]（清）谢旻等监修：《（雍正）江西通志》卷二七，“本地货·饶州府”引明郭子章《豫章大事记》，景印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第513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865页。
[51]（南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卷下，见《全宋条记》第三编 八，大象出书社，2008年，第174页。
[52]（北宋）墨弁:《曲洧旧闻》卷一“仁宗好服浣濯之衣”，中华书局，2002年，第93页。
[53]（北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31页。
[54]（北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第125页。
[55]（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李剑雄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 年，第13页。
[56]（元）王晔：《折桂令·问双渐》，见隋树森：《全元散曲》“王晔”，中华书局，1964年，第1089页。
[57]（元）张可久：《[越调]妓怨三首》，见隋树森：《全元散曲》“张可久”，中华书局，1964年，第877页。
[58]（元）汤式：《[南吕]摘茶歌》，见隋树森：《全元散曲》“汤式”，中华书局，1964年，第1502页。
[59]（元）薛昂夫：《[中吕]朝天曲》，见隋树森：《全元散曲》“薛昂夫”，中华书局，1964年，第706~707页。
[60] 邓之诚著、邓珂增订点校：《骨董琐记》卷五，“窑变”，中国书店，1991年，第138 页。
[61]（日）聖囧：《禅林小歌》，《续群书类从》，八木书店，2014年，第260页。
[62]（日）汤谷稔：《日明勘合貿易史料》第九章“天文八年の通交”，東京國書刊行會，1983年，第453頁。
[63]（明）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第三册，“给赐二”，广陵书社，2007年，第1644页。
[64]（日）能阿弥、相阿弥：《君台看摆布帐记（下）》，永禄二年古写本，昭和七年（1932年），第27-28页。
[65]（日）能阿弥：《茶道能阿相传集》，见帚庵文库《君台看摆布帐记》复刻本。
[66]（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八，“古玩·二十六”，刘卓英点校本，书目文献出书社，1985 年，第708 页。
[67]（南宋）周輝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五，“定器”，中华书局，1994年，第213 页。
[68]（南宋）周輝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五，中华书局，1994年，第212页。
[69]（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中华书局，2006年，第81-82页。
[70]（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诸官舍”，浙江人民出书社，1980年，第83页。
[71]（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馆驿”，浙江人民出书社，1980年，第86页。
[72]（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六“都亭驿”，中华书局，2006年，第532页。
[73]（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卷六“元旦朝会”，中华书局，2006年，第160页。
[74]（南宋）赵升：《朝野类要》卷一“私觌”，中华书局，1985年，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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