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4期
“酒”与汉代丝绸之路
民族交往[1]
王子今
内容概要
汉王朝在“北边”“西边”“西北边”的民族交往，促成了文化的交换与交融。物资的彼此畅通到达了空前茂盛的水平。汉地“酒”的输出，即“输”“奉”“赐”“遗”，是物量文化交换史值得重视的现象。“关市”交易内容也包罗“酒”。“酒”的配合消费，有利于汉文史籍称做“北胡”“西戎”“远蛮”的诸远族与中原的沟通，鞭策了草原处所生活水准的提拔。民族交往理论中多见“酒”的感化。因丝绸之路开通，西域“蒲陶酒”为中土所知。“蒲陶”引种，也引起内地“酒”的消费层面的扩展以及酒业新的开发。“挏马酒”的引进，也丰富了内地的饮品品种。
汉王朝与“北边”“西边”“西北边”民族的交往，推进了文化的交换与交融。相互间物资的畅通，到达了空前活泼的水平。关市商业，很可能包罗农耕社会“酒”的输出。 “酒”“糵”“糵酒 ”的“输”“奉”“赐”“遗”，也是物量文化交换史值得重视的现象。“酒”也通过“关市”商业实现民族间的畅通。“酒”的配合消费，有利于汉文史籍称做“北胡”“西戎”“远蛮”的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的沟通，也有利于草原处所生活水准与文明水平的提拔。丝绸之路上民族交往理论中多见“酒”的感化。有关西域“蒲陶酒”消费与消费的信息为中土所知。而“蒲陶”引种至汉王朝中枢地域，也改动了内地“酒”品种单一的传统，同时使得酿酒业获得了新的开发前提。而来自草原畜牧业兴旺地域的“挏马酒”的引进，也丰富了内地的饮品品种。“酒”在汉王朝与“北胡”“西戎”“远蛮”关系中的感化，是其时民族交往交换交融史研究应当存眷的汗青文化主题。诸多迹象，也涉及丝绸之路史的熟悉。
一
“汉所输匈奴”“酒”“糵”
汉初，匈奴强势军事集团对汉北边形成繁重的压力。《史记》卷逐个〇《匈奴传记》记载：“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于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行。” [2]按期向匈奴供给的“絮缯酒米食物”中，是明白包罗“酒”的。《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全国，享祀祈福，扶衰养疾。” [3]以“酒”为国礼，表达友好亲和。“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单于遗汉书曰”“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孝文皇帝前六年，汉遗匈奴书”，称许“匈奴大单于”“遗朕书”所言“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又致单于服饰及“绣”“锦”“绨”“缯”等织品，没有特殊说到“酒”。而所谓“故约”应当是重申“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的。“孝文帝后二年，使使遗匈奴书”，此中写道：“汉与匈奴邻国之敌，匈奴处北地，冷，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糱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 [4]那里所说的“秫糱”，列于“金帛丝絮佗物”之前，与刘邦时代“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诸种物资排序有变。
展开全文
“秫糱”应当与“酒”有关。《承平御览》卷八五三引《史记》曰：“文帝遗匈奴蘖。”列在“麴蘖”题下。 [5]“”应即“秫”。“蘖”应即“糵”。与“麴”的关系是密切的。《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传》裴松之注引《魏书》：“能做白酒，而不知做麴糵，米常仰中国。” [6]而《承平御览》卷八四四引《魏略》曰：“乌桓，东胡，俗能做白酒，而不知做麴蘖，常仰中国。” [7]未见“米”字，应当契合原文语义。只是“糵”写做“蘖”。“做麴糵”，是造酒最重要的手艺，有的草原民族一时未能掌握，不能不“常仰中国”。
“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也说到“如故约”。应当都是包罗“酒”及“秫糱”的。汉武帝时，杨信使匈奴，提出“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量于汉”，单于答复：“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量，无几矣。” [8]那里所说的“故约”“给缯絮食物有品”，“食物”中，应当是包罗饮品“酒”的。
降匈奴的燕人中行说对汉使曾经颁发充满敌意的言语，涉及汉王朝向匈奴供给的物资。《史记》卷逐个〇《匈奴传记》记载：“……自是之后，汉使欲争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糱，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己矣，何认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农事耳。’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 [9]中行说野蛮要求“汉所输匈奴”物资必需“量中”“善美”，即数量量量都称心需求。所谓“米糱”，应当就是“酒米”。关于“匈奴豪杰絮缯食物”，中行说表达：“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美也。得汉食物皆往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关于“湩酪”的理解，裴骃《集解》：“湩，乳汁也。”司马贞《索隐》：“重骆。音潼酪二音。按：《三苍》云‘潼，乳汁也。’”“《穆天子传》云‘牛马之湩，臣菟人所具。’” [10]与“湩”即“乳汁”对应的“汉食物”，如匈奴单于对言杨信所谓“故约”“给缯絮食物有品”，“食物”中，也应当包罗饮食消费对象中来自汉地的“米櫱”以及饮品“酒”。“櫱”与“酒”，有时称“糱酒”。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记载：“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宠儿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糱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颜师古注：“以糱为酒，味尤甜，稷米，稷粟米也。” [11]根据颜师古的解读，能够明白理解“以糱为酒”的史实。而“故约”“岁给遗我糱酒万石”的数量，也是令人惊异的。
汉文帝致匈奴单于书所谓“遗单于秫糵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的“秫蘖”，一般理解为造酒用的原料，凡是包罗麴霉及其培育提拔基的成品，即居延简文所谓“秫稻”“麴蘖”。 [12]《急就篇》：“稻黍秫稷粟麻秔。”颜师古注：“秫，似粟而黏，亦可为酒。” [13]明人杨循吉《庐阳客记》“物产”题下写道：“……又有秫亦数种，以用酿酒。”又说到“秫蘖”：“郡城酿法，用嘉平之月以秫蘖而注诸缸，俟其熟也。漉而煮之，泥以大甖，可经岁不坏。其味微甜，是为上酝矣。” [14]明人王立道《泉释》写道：“夫嘉宾良燕，非酒弗交。于是酌清流之芳澜，汲深涧之春涛。酝以秫蘖，醇酎清缥。仪狄奏盎，杜康挫糟。” [15]所谓“酝以秫蘖”，语意长短常大白的。而“糱麴”并说的情形见于《史记》卷一二九《货殖传记》， [16]也值得我们重视。
二
关市“酒”“糱”商业
贾谊对匈奴政策的设想，包罗“关市”的开设：“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愿上遣使厚与之和，以不得已许之大市。”那种商业，将招致匈奴“财尽而愈困” [17]。所谓“大市”言“关市”的规模。陶鸿庆《读诸子札记》十《贾谊新书》写道：“言汉许匈奴大市，阴以汉物耗匈奴之财，非谓汉以财赐之也。”“《汉书·匈奴传》中行说教单于曰：今单于变俗，豪杰物，汉物不外什二，则匈奴尽回于汉矣，正‘财尽而愈困’之意。” [18]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述汉文帝时代同匈奴“与通关市”：“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全国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行，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令媛，而匈奴数背信束，边境屡被其害。” [19]《史记》卷逐个〇《匈奴传记》说，其实平城之围时，刘邦就曾经“使使厚遗阏氏”。汉文帝时“汉遗匈奴书”写道，“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汉武帝即位，“厚遇，通关市，饶给之。”以至两边进进战争形态时，“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停以中之。” [20]所谓“厚遗”“厚与之和”“遗单于甚厚”“厚遇”，《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言“增厚其赂”之外，李贤阐明班固议边事语，又说“增厚其赂” [21]。史籍文献频频呈现的“厚”，强调了汉王朝供给物资的充备。“赂”与“赂遗”可能次要是指中原向匈奴“输”“奉”的物资，此中包罗“酒”与“秫糱”。而通过“关市”以至“大市”商业的货品，即匈奴“嗜汉财物”的“财物”之中，也应当有“酒”与“秫糱”。
贾谊说到对匈奴摘用非军事手段的征服体例“五饵”，做为和平战术的定见。基于以物量文化察看的视角对文明历程相对落后一些的民族及其文化的阐发，贾谊指出了物量消费水准与汗青朝上进步的内在联络。 [22]此中包罗“酒”的诱惑。《新书·匈奴》关于“关市”还写道：“使者反，因于要险之所，多为凿开，寡而延之，关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美臛炙膹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著于长城下矣。是王将强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饥，饭羹啖膹炙，喗多饭酒，此则亡竭可立待也。” [23]说到“关市”有“屠沽”，有“饭酒”，可知饮食办事的全面。而“酒”的交易，应当也是“关市”运营的重要内容。
在《史记》卷逐个〇《匈奴传记》所记叙中行说与“汉使”有关民族文化好坏的对话中，“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参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乎？’” [24]中原士卒“行戍”河西，家乡“老亲”“赍送饮食”，或许包罗能够称心“温厚肥美”逃求的“酒”。河西汉代出土文献材料可见涉及“酒”“麹”的简文。“〼孝信到上亭饮酒”（E.P.T50：92），似乎表示其时边塞军营中可能存在专门运营酒业的机构。“出百卅沽酒一石三斗”（E.P.T51：223），表现酒的市场价格为1斗10钱。边塞军事生活中，有布衣“持酒来过候饮”（E.P.T68：18）的情形，可知民间酒的消费的普及。简文“●甲日初禁酤酒群饮者〼”（E.P.T59：40A）以及“〼隧私为酒醪各亭〼”（111.4A），阐明民间酒业运营往往打破政府的“禁酤酒”法令，以至存在军营中有组织地处置酿酒的情形。前引汉简“〼□掌酒者秫稻必斋麴蘖必时湛饎必絜水泉香陶器必良火斋必得兼六物大酋”（E.P.T59：343），记载了造酒手艺工艺法式，也反映了河西酒业消费的情形。 [25]肩水金关汉简呈现“清酒”（73EJT11O：5）简文。彭卫曾经讨论汉代的酒，列举“汉代酒类”“18种”。 [26]说到“青酒”而未言“清酒”。居延汉简可见“醇酒”（265.41）。关于酒的量量，居延汉简有“薄酒”（E.P.T57：55B），肩水金关简文“薄酒五钱浓酒十……”（71EJT21：199B）涉及“薄酒”和“浓酒”的对应关系，两者的价格或许相差一倍。 [27]
有关酒价的信息十分重要。很可能那些酒业产物能够通过河西富贵的“关市”流进塞外， [28]介进草原民族的饮食消费生活。
三
北方民族“俗嗜酒”史例
“酒”在匈奴饮食生活中属于高层次的消费品。《史记》卷逐个〇《匈奴传记》记载：“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认为奴仆。” [29]以“赐一卮酒”的形式奖励“斩首虏”的军功，与汉地传统类似。人们熟知的附近例证有樊哙闯进鸿门“军门”，项羽“赐之卮酒”事。 [30]
关于汉武帝差遣张骞出使西域的动机，《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记》记载，“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关于匈奴以月氏王头“为饮器”，表现出有厌胜意义的巫术传统。 [31]关于所谓“饮器”，《史记》三家注均有讲解。裴骃《集解》：“韦昭曰：‘饮器，椑榼也。单于以月氏王头为饮器。’晋灼曰：‘饮器，虎子之属也。或曰饮酒器也。’”司马贞《索隐》：“椑音白迷反。榼音苦盍反。案：谓今之偏榼也。”那件“饮器”，据张守节《正义》的提醒，在汉元帝时韩昌、张猛与匈奴盟会时，曾经利用：“《汉书·匈奴传》云：‘元帝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医生张猛与匈奴盟，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 [32]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就此有详尽的记述：“元帝初即位，唤韩邪单于复上书，言公众疲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邪收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唤韩邪，遣使上书求侍子。汉遣谷吉送之，郅收杀吉。汉不知吉音问，而匈奴降者言闻瓯脱皆杀之。唤韩邪单于使来，汉辄簿责之甚急。明年，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医生张猛送唤韩邪单于侍子，求问吉等，因赦其功，勿令自疑。……昌、猛即与为盟约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出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信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关于“盟约”外交仪式的重要道具“径路刀金留犁”及其利用，颜师古注：“应劭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饭匕也。挠，和也。契金著酒中，挠搅饮之。’师古曰：‘契，刻；挠，搅也，音唤高反。’” [33]所谓“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明示“共饮血盟”者，所饮为“酒”。宋代学者王看国《学林》卷四“饮器”条写道：“以此知所谓‘饮器’者，饮酒器也。虽为饮酒器，然非宾主常用饮酒之器，如有盟会之事，则以其器贮血盟之酒，以示盛礼也。” [34]也就是说，匈奴单于以月氏王头骨造造的“饮器”，确是“饮酒器”。那种“血盟”形式，战国秦汉史籍笔录可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吴越春秋》云：‘越王句践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看台以看东海，遂号令秦、晋、齐、楚，以尊辅周室，歃血盟。’” [35]《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王陵让陈平、绛侯曰：‘始与高帝啑血盟，……’” [36]《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迷唐因而叛逆，遂与诸种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诅，复寇金城塞。” [37]史籍所见“歃血盟”“啑血盟”“以血盟诅”等，固然凸起强调“血”，然而与“昌、猛与单于”“共饮血盟”同样，都是以“饮酒”体例停止的。
所谓“径路，匈奴宝刀也”，如王看国说，也应因其贵重神圣“以示盛礼”。《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写道：“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颜师古注：“休屠，匈奴王号也。径路神，本匈奴之祠也。” [38]《汉书》卷二八上《天文志上》“左冯翊”条也说到“云阳”的祀所，可见分说“休屠”“金人”“径路神祠”：“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 [39]我们讨论过“径路”与以“云阳”为南端的“曲道”语义附近的关系。 [40]也许“径路刀”与“径路神祠”之“径路”语，只是取其“神”性。而“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应是做为“上告于天”之“盛礼”的道具而特意增益其神圣性的。
关于中原处所“嗜酒”史例，司马迁《史记》即可见：“子反嗜酒”， [41]“荆轲嗜酒”， [42]“王先生嗜酒” [43]等。又有《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嗜酒好猎”， [44]《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嗜酒好色” [45]诸例。秦汉期间北方民族“俗嗜酒”的史例，则明白可见《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东夷志·倭》：“人道嗜酒。” [46]《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传·倭》也写道：“人道嗜酒。” [47]
当然，最闻名的有关民族交往史中“嗜酒”的文献笔录，是《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记》所谓“俗嗜酒”。 [48]
汉军出击匈奴的战争中，曾经发作过如许的战例。“汉以卫青为上将军，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匈奴右贤王误判军情，以致大败。“右贤王认为汉兵不克不及至，饮酒醒，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诸精骑往往随后往。”据《史记》卷逐个〇《匈奴传记》，那一战争，汉军俘获右贤王部寡甚多。“汉得右贤王寡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 [49]《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也记载：“汉遣卫青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右贤王认为汉兵不克不及至，饮酒醒。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精骑往往随后往。汉将军得右贤王人寡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 [50]匈奴右贤王“饮酒醒”招致惨败的情形，成为酒史与军事史的夺目笔录。
四
“酒池”：“外国客”的高档级招待
贾谊《新书·匈奴》设想了“召胡客，飨胡使”“客胡使”“飨胡人”的情形。说到“匈奴之使至者”，“上必有所招，赐食焉。”又有“胡贵人”“更近得佐酒前”，又“得奉酒”。 [51]
贾谊的定见后来见诸外交理论。《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记》记载，在汉武帝努力于开辟西域通路的布景下，“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摘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司马迁写道，“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钱财以恩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看者，行恩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看各仓库府躲之积，见汉之广阔，倾骇之。” [52]班固著《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又将“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事间接写进“赞曰”文句之中：“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全国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大。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眠。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冯玉几，而处此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做巴俞都卢、海中砀极、分布鱼龙、角抵之戏以看视之。及赂遗赠予，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成胜计。” [53]
《汉书》卷六一《张骞传》也记载：“行恩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看各仓库府臧之积，欲以见汉广阔，倾骇之。” [54]文字与《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记》略同。《史记》“见汉之广阔”，《汉书》做“欲以见汉广阔”。汉武帝招待“外国客”的热心安放，“以览示汉富厚焉”，表示出明显的外交虚荣，近似秦穆公见由余故事。《史记》卷五《秦本纪》：“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进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看秦。秦缪公示以宫室、储蓄积累。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报酬之，亦苦民矣。’” [55]
“酒池”做为奢靡生活的代表性象征，在汗青记忆中持久只要负面意义。《史记》卷三《殷本纪》说纣王恶行：“大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酒池在卫州卫县西二十三里。《太公六韬》云纣为酒池，回船糟丘而豪饮者三千余报酬辈。’” [56]东汉边让做《章华赋》，言：“设长夜之淫宴，做勾栏之新声。”“径肉林，登糟丘，兰肴山竦，椒酒渊流。”李贤注：“《史记》曰，纣为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使师涓做新声，勾栏之舞，靡靡之乐也。”“《史记》纣做糟丘酒池，悬肉认为林也。” [57]回忆“酒池”故事，“讽”的辞意是明朗的。 [58]《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载录张昭的责备，也说：“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其时亦认为乐，不认为恶也。” [59]所谓“酒池”，已经成为指示“恶”的符号。又《晋书》卷二六《食货志》也说：“（辛纣）悬肉成林，积醪为沼，使男女赤身相逐于其间，伏诣酒池中豪饮者三千余人，宫中以锦绮为席，绫纨为荐。”《晋书》卷四八《段灼传》也以此为鉴戒：“（商辛）荒淫无道，肆志沉宴，做靡靡之乐，长夜之饮，于是登糟丘，临酒池，看豪饮，看肉林。”《晋书》卷五五《潘尼传》说“糟丘酒池，象箸玉杯”，《晋书》卷五六《江统传》：“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则有瑶台琼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则熊蹯豹胎，酒池肉林。”《晋书》卷一二二《吕纂载记》杨颖谏言：“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鉴。” [60]意思也都是附近的。然而西汉长安城中似乎确实有“酒池”。《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汉太上皇庙在雍州长安县西北长安故城中酒池之北，高帝庙北。’” [61]《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记》说以“酒池”“令外国客”“见汉之广阔，倾骇之”，是很不通俗的表示。
《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写道：“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进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筹措罔罝罘，捕熊罴豪猪豺狼狖玃狐菟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罔为周阹，纵禽兽此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看焉。”“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以风”。此中责备那种“娱乐之游”，也说到“酌允铄，肴乐胥”。固然颜师古注：“张晏曰：‘允，信也。铄，美也。言酌信义以当酒，帅礼乐认为肴也。’” [62]予以“信义”“礼乐”表饰的美化，但以“酒”“肴”招待“胡人”是确实的。其动机，即如贾谊《新书·匈奴》所说，要到达“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垂涎而相告” [63]的效应。如许的情形至于极端，会招致《盐铁论·散不敷》所谓“蛮、夷或厌酒肉” [64]的境地。
在外国使团行旅途中，汉王朝管辖处所对他们的“酒”“肴”招待，能够在悬泉置汉简材料中看到笔录。悬泉置汉简记载了招待“沙车使者一人、罽宾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沽酒一石六升” [65]的情形。据张德芳介绍，“从汉简材料看，招待外国使者和朝廷出使西域（广义的西域包罗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域）的官员，除了米、粟、麦等日常饭食外，还必需要有酒肉。而每饭供给酒肉，那在其时的生活前提下，是一种特殊的礼遇。”那当然也是对“俗嗜酒”风习的一种将就。详细的简例，有：“出米四升，肉二斤，酒半升，以食乌孙贵姑代一食西”（Ⅱ90DXT0314②：355），“疏勒肉少四百廿七斤曲千……酒少十三石曲……□（A）且末酒少一石曲……（B）”（Ⅴ92DXT1813③：24），“使者廿三人再食，用米石八斗四升，用肉百一十五斤，用酒四石六斗”（Ⅴ92DXT1309③：20）等。 [66]
关于“朝廷出使西域的官员”，沿途也有确定的招待规格。敦煌悬泉置出土汉简《过长罗侯费用簿》中笔录招待长罗侯常惠的饮食消费，有“羊”“睪（羔）”“鱼”“鸡”“牛肉”“粟”“米”“豉”等食物。 [67]别的也有“酒”的配给：“进酒二石，受县。”（73），“出酒十八石，以过军吏年，标兵五人，凡七十人。”（74）“·凡酒廿。其二石受县，十八石置所自治酒。”（75）“凡出酒廿石。”（76） [68]如许的招待轨制，当然是和使团取大致对等的规格的。
五
“蒲陶酒”发现与“蒲陶宫”营造
据《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记》记载，张骞从西域回回长安，向汉武帝陈述西行沿途察看西域国度的天文、人文信息。此中包罗“大宛”国情：“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往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寡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张骞关于大宛天然前提、经济生活、军事实力及外交关系的陈述，在陈说其消费体例之后，明白说到其国“有蒲陶酒”。那是汉文文献关于“蒲陶酒”的最早的记载。汉武帝予大宛国最为存眷，以至不吝兵士生命成本，差遣数以十万计的大军远征以强力攫取的，是优良马种资本。其地“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遭到特殊重视。然而在司马迁笔下，有关大宛“有蒲陶酒”的记载，却在“多善马”之前。可见太史公关于那一资本信息的特殊垂青。 [69]
关于安眠的介绍，《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记》如许写道：“安眠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 [70]《史记》记述大宛国情所谓“有蒲陶酒”，是“（张）骞身所至者”的间接体味。关于安眠的“蒲陶酒”，则应当来自“传说风闻”。 [71]安眠国货币系统成熟不变。所谓“有市”，阐明商品经济和市场次序发育比力成熟。而所谓“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表现商贸的兴旺。“蒲陶酒”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可能意义仅次于“稻麦”。“商贾”的活泼，能够使得“蒲陶酒”远销至“旁国或数千里”。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记》告知我们，“蒲陶酒”是西域若干处所的特产。而本地民俗传统，“嗜酒”是显著标记。司马迁写道：“宛摆布以蒲陶为酒，富人躲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 [72]此所谓“宛摆布”，《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大宛国”条做“大宛摆布”。据《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记》，大宛民间礼俗传统“嗜酒”。所谓“富人躲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久者至数十岁不败”， [73]阐明“蒲陶酒”储躲手艺已经到达必然水准，那当然有益于“蒲陶酒”经济价值的提拔以及在国际市场至于“旁国或数千里”宽广商业圈内的畅通。
“蒲陶”做为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藤本动物，在西域处所普及培育提拔。《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说“且末国”“有蒲陶诸果”，“难兜国”“罽宾国”都“种五谷、蒲陶诸果” [74]。“以蒲陶为酒”，很可能是种“蒲陶”的次要运营目标。
优良饮品“蒲陶酒”的传进，为中原上层社会所深心喜欢。《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胡人豪华，厚于摄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躲者相继矣。” [75]似乎“蒲桃酒”既可展现富贵，又有益摄生。《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张让》笔录了官场陈旧迂腐的一路典型案例。中常侍张让握持权益，“交通货赂，威形喧赫”。孟佗“资产饶赡”，与张让奴“朋结”，愿求一拜。“时来宾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两，佗时诣让，后至，不得进，监奴乃率诸仓头迎拜于路，遂共轝车进门。”于是，“来宾咸惊，谓佗擅长让，皆争以珍玩赂之。佗分以遗让，让大喜，遂以佗为凉州刺史。”李贤注引《三辅决录注》指其事涉及“蒲陶酒”：“（孟佗）以蒲陶酒一斗遗让，让即拜佗为凉州刺史。” [76]可知其时洛阳处所社会对“蒲陶酒”的垂青。那一故事，又见于《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三辅决录》：“……（孟）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涼州刺史。” [77]“孟他”即“孟佗”。“蒲桃酒”就是“蒲陶酒”。“蒲陶酒一斗”和“蒲桃酒一斛”的差别，应是传说风闻失实。可能“一斛”比力接近汗青实在。《晋书》卷四三《山遐传》中仍然看到对那一政治腐恶现象的责备：“自东京丧乱，吏曹湮灭，西园有三公之钱，蒲陶有一州之任，贪饕方驾，寺署斯满。” [78]以“蒲桃酒一斛”行贿当权宦官，竟然能够换得“凉州刺史”官位，即所谓“一州之任”。后人有诗咏叹，唐人刘禹锡《蒲桃歌》：“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 [79]宋人韩驹《庚子年选朝饮酒六绝句》之五：“饮罢愁城无处立，故应一斗曲凉州。” [80]陆游《感旧绝句》：“蒲萄一斗元无价，换得凉州也是闲。” [81]元人揭傒斯《题蒲萄》：“历来为酒者，一斗博凉州。” [82]明人胡奎《凉州曲》：“曾闻一斗酒，换得凉州牧。” [83]清人翁心存《黄云皋问松图》：“蒲陶一斛酒，曾换凉州符。” [84]都阐明“以蒲桃酒一斛”“即拜涼州刺史”官场故事的普及。
在丝绸之路史西来物种中，“蒲陶”是声名清脆的引种对象。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记》中说到汉王朝引进西域做物的情形：“（宛摆布）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丝路交通的社会影响，使得“苜蓿、蒲陶”的栽植规模益为扩展。“及天马多，外国使来寡，则离宫别看旁尽种蒲萄、苜蓿极看。” [85]大约“天马多”招致“苜蓿”种植面积扩展，而“外国使来寡”，则增益了“蒲陶酒”的需求量。
司马相如赋做赞扬“天子之上林”资本之富饶。说到“卢橘夏孰，黄甜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等果木动物“罗乎后宫，列乎北园”。关于“蒲陶”，裴骃《集解》引郭璞的阐明：“蒲陶似燕薁，可做酒也。” [86]能够推知宫苑中培育提拔“蒲陶”，次要目标是“做酒”。西汉长安上林苑有“蒲陶宫”。《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载：“元寿二年，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蒲陶宫。告之以加敬于单于，单于知之。” [87]匈奴单于“来朝”，汉哀帝出于“以太岁厌胜所在”的考虑，安放停舍“上林蒲陶宫”。《资治通鉴》卷三五“汉哀帝元寿二年”记述此事。关于“太岁厌胜所在”，胡三省注：“是年太岁在申。”关于“蒲陶宫”，胡三省注：“蒲陶，本出大宛，武帝伐大宛，摘蒲陶种植之离宫。宫由此得名。” [88]“离宫”以“蒲陶”“得名”，有可能是起初“摘蒲陶种植之离宫”之处，亦或许是移植“蒲陶”比力集中的处所。“蒲陶宫”名号，能够看做“汉使取其实来”，“离宫别看旁尽种蒲萄”行为的纪念。
六
“挏马酒”的引进
除了“蒲陶酒”外，还有其他来自草原处所的酒种。《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家马为挏马。”关于“家马”，颜师古阐明说：“家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军国所须，故谓之家马也。” [89]《汉书》卷二八上《天文志上》颜师古注：“臣瓒曰：‘汉有家马厩，一厩万匹，时以边表有事，故分来在此。家马后改曰挏马也。’” [90]关于《百官公卿表上》所谓“挏马”，颜师古注：“应劭曰：‘主乳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饮，因以名官也。’如淳曰：‘主乳马，以韦革为夹兜，受数斗，盛马乳，挏取其上肥，因名曰挏马。《礼乐志》丞相孔光奏省乐官七十二人，给大官挏马酒。今梁州亦名马酪为马酒。’” [91]所说“盛马乳，挏取其上肥”，或是提取“马乳”中脂肪的体例。明陈士元《诸史夷语解义》卷下“元世祖命大医忽思慧撰《饮膳正要》三卷，其夷语可解者录之”题下写道：“‘马思哥’即白酥油也。取牛乳用‘阿赤’打取浮面凝聚者熬而成酥也。‘阿赤’即打油木器之名。” [92]而同样属于“饮膳”的“挏马酒”或“马酒”明说是“酒”，造造法式能否也取“挏”的体例，似乎不克不及肃清那种可能。
那种酒的造造原料和造造手艺全与中原传统差别。《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说乌孙公主故事：“昆莫年老，语言欠亨，公主悲愁，自为做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93]载录那一歌诗的《玉台新咏》卷九有“酪为浆”注文：“《释名》：酪，泽也。乳汁所做，使人肥泽也。《六书故》：酒类也。北方以马乳为酪，故因谓湩酪，而酥与醍醐皆因之。” [94]所谓“酒类”的讲解值得重视。《汉书》卷二二《礼乐志》明白说到“挏马酒”：“师学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给大官挏马酒，其七十人可罢。”颜师古注：“李奇曰：‘以马乳为酒，碰挏乃成也。’师古曰：‘挏音动。为酪味如酒，而饮之亦可醒，故唤曰马酒也。’” [95]《学林》卷三“挏马”条认为，那段文字是说“乐官”“乐府”体例的改变。“师学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给太官挏马酒，其七十人可罢者，盖师学乃习学之有禄食者也。 [96]师学百四十二人者，冗员如斯之多也，其七十二人给太官挏马酒者，以此七十二人拨隶太官，使之役之以造酒，而供挏马之所用也。盖挏马令五丞一尉，其仕宦必多，其时挏马所用之酒，太官令供之。故给此七十二人，使从役于太官，而使之造酒。而其余七十人则罢而不消，是师学百四十二人皆省而不在乐府矣。”那一有关“乐府”员额改变的阐发，是准确的。但是王看国认为“挏马者乃官号，非酒名也”，“诸家正文《汉书》乃以挏马为酒名，则误矣”的揣度，则可能其实不契合史实。所引《百官公卿表》颜注引如淳曰“以韦革为夹兜”，做“以韦革为夹凫” [97]，也值得《汉书》校注者重视。
“诸家正文”“以挏马为酒名”，其实无误。并且“挏马酒”应当不是“挏马所用之酒”。“挏马”指特定的造酒体例。即李奇所谓“以马乳为酒，碰挏乃成也”。
“挏马”的“挏”，颜师古说“挏音动”。那让人联想到前引中行说所谓“湩酪之便美”的“湩”。《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做“重酪之便美”。颜师古注：“重，乳寡也。重音竹用反，字本做湩，其音则同。” [98]然而参考酒史材料所见相关造造体例的记忆，仍是应当附和李奇“以马乳为酒，碰挏乃成也”之说。
“挏马酒”引进上层饮食生活，表现了民族交往的重要朝上进步。河西肩水金关汉简可见“不蚤不莫得主君闻微肥□□□乳黍饭清酒至主君所主君□方□□□〼”简文（73EJT11：5）。 [99]与“黍饭清酒”并用祭奠“主君”的“乳”或“□乳”的呈现，特殊值得我们重视。陕西横山孙家园子出土汉画像材料中，有“横山孙家园子墓室壁组合画像”，能够看到描画挤马奶和挤羊奶的画面。 [100]
连系汉代翰札材料和画像材料，能够熟悉其时表示于饮食生活体例的边地民族文化实现的畅通领悟和交换。 [101]而有关“挏马酒”汗青信息的意义，阐明“乳”及“乳”加工成品的利用，到达了更高的品级。
七
丝路草原的“酒会”
草原民族“俗嗜酒”情形，除匈奴右贤王“饮酒醒”以致大败的战例而外，还有其他典型史证。平乐监傅介子请示上将军霍光，“楼兰、龟兹数频频而不诛，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也，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霍光以“龟兹道远”，指示其“且验之于楼兰”。傅介子杀楼兰王的详细场景，是在宴饮中。其详尽情节见于《汉书》卷七〇《傅介子传》的记述：“王贪汉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醒，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进账中，屏语，勇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 [102]事在“饮酒皆醒”情境中。在“酒会”前提下的刺杀事务，还有《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记载的乌孙国故事：“狂王复尚楚主解忧，生一男鸱靡，不与主和，又暴恶失寡。汉使卫司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为乌孙所患苦，易诛也。遂谋置酒会，罢，使士拔剑击之。”然而发作不测，“剑旁下，狂王伤，上马驰往。其子细沈瘦会兵围和意、昌及公主于赤谷城。数月，都护郑吉发诸国兵救之，乃解往。”过后，汉王朝摘取了弥补办法，“汉遣中郎将张遵持医药治狂王，赐金二十斤，摘缯。因收和意、昌系琐，从尉犁槛车至长安，斩之。” [103]又如班超酒后斩疏勒王忠的故事，“（疏勒王）忠说康居王借兵，还据损中，密与龟兹谋，遣使诈降于超。超内知其奸而外伪许之。忠大喜，即从轻骑诣超。超密勒兵待之，为供张设乐。酒行，乃叱吏缚忠斩之。因击破其寡，杀七百余人，南道于是遂通。”《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赞曰：“定远大方，专功西遐。坦步葱、雪，天涯龙沙。” [104]而此次丝路“南道”“遂通”，有“酒行”而斩敌的情节。
汉元帝建昭年间，陈汤、甜延寿出西域击匈奴郅收单于，与康居结盟然后成就胜绩。《汉书》卷七〇《陈汤传》记载，“进康居东界，令军不得为寇。间唤其贵人屠墨见之，谕以威信，与饮盟遣往。”康居人履行联盟的责任，使得陈汤军“具知郅收情”。汉军进攻匈奴郅收单于，“时康居兵万余骑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亦与响应和。”最末“汉兵四面推卤楯，并进土城中”，“单于被创死”。 [105]战争历程表现康居人与汉军实现了全面共同。而那种协做关系的结成，是以“酒”为前言的“与饮盟”。民族关系史中有关“饮盟”的记载，又见于《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卫律等“与贵人饮盟，更立子左谷蠡王为壶衍鞮单于” [106]，以及前引“（韩）昌、（张）猛与单于及大臣”“共饮血盟”故事。
草原民族以“酒”招待“汉使者”的情形，有汉昭帝时代，任立政等往匈奴，“立政等至，单于置酒赐汉使者，李陵、卫律皆侍坐。”“后陵、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事。所谓“博饮”，颜师古注：“苏林曰：‘博且饮也。’” [107]班超发军讨焉耆。“焉耆王广遣其左将北鞬收奉牛酒迎超。”“奉牛酒”相“迎”，表达“欲改正向善”的立场。 [108]而“酒”既是示意亲和的物量表示，也可以产生精神层面的效应。
有关汉人与西域人借助“酒”联络豪情的体例，我们还看到如许的史例。《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乌孙）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予甚盛。乌孙昆莫认为右夫人。”“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摆布贵人。” [109]汉家公主“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使得“酒”在那种民族情爱沟通的文化光景中， [110]成为感化特殊的道具。
前说匈奴右贤王“饮酒醒”兵败露，史籍又可见相反的实例。如班超曾经在西域武拆动作中以“酒”鼓励士气，末得取胜。《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记载，班超于鄯善得知“匈奴使来”，“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才数日，而王广礼敬则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进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几，必大慑伏，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 [111]后来公然如班超筹谋，击灭了匈奴使团。“功成”在“酒酣”之后，能够看做酒史特殊的一页。
回忆中原民族与草原民族在边地涉及丝绸之路交通的军事合作与和平交往，相关史迹记述的字里行间，似乎能够体味到或浓重或幽淡的酒香。不外，我们也看到在那种汗青文化布景下，在复杂的民族关系场景中，人们对“酒”的特殊感化又心存某种警惕。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记载：“诏举可护羌校尉者，时充国病，四府举辛武贤小弟汤。充国遽起奏：‘汤使酒，不成典戎狄。’时汤已拜受节，有诏更用临寡。”颜师古注：“使酒，因酒以负气，若今言恶酒者。”赵充国“病”而“遽起”，提出反对定见，可见“使酒”在处置民族关系时的可能危害，是相当严峻的。后来辛临寡“病免”，“五府复举汤”，然而辛汤的表示公然招致汉羌关系的分裂。“汤数醒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国之言。”什么是“”呢？颜师古阐明：“即酗字。醒怒曰。”[112]正如赵充国的揣度，辛汤后来任护羌校尉，屡次“醒 羌人”，招致“羌人反畔”，使得民族交好与国度不变遭到损害。关于“使酒”，《史记》《汉书》中还有其他文例，能够搀扶帮助我们理解其语义。《史记》卷一〇〇《季布栾布传记》说季布“使酒难近”，司马贞《索隐》：“因酒纵性谓之使酒，即酗酒也。近谓四周天子为大臣也。” [113]《汉书》卷三七《季布传》“使酒难近”，颜师古注：“应劭曰：‘使酒，酗酒也。’”[114]《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传记》说灌夫“使酒”。[115]《汉书》卷五二《灌夫传》“使酒”，颜师古注：“使酒，因酒而负气也。”[116]与《赵充国传》注文不异。只是后者还强调了“若今言恶酒者”。所谓“难近”，颜师古说：“近谓四周天子为大臣也。”那一阐明也许其实不准确。“难近”，也许其实不仅仅说与“天子”的关系。“护羌校尉”做为“典戎狄”主管“羌事”的负责官员，[117]所谓“难近”的“近”，很可能包罗与“羌人”的关系。有文献信息能够阐明，“难近”一语与“情面”存在联系关系。[118]而“使酒”“酗酒”“恶酒”很可能不益于庇护友好民族关系的那种“情面”，于是成为赵充国认为“不成典戎狄”的原因。
正文
滑动查阅
[1] 本文为2020年度国度社科基金中国汗青研究院严重研究专项（“兰台学术方案”）“中华文明起源与汗青文化研究专题”拜托项目“中华文化基因的渊源与演进”（项目编号：20@WTC004）阶段性功效。
[2] 《史记》卷逐个〇《匈奴传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895、2913页。
[3] 《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182页。
[4] 《史记》卷逐个〇《匈奴传记》，第2902～2903页。《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孝文后二年，使使遗匈奴书曰：汉与匈奴邻敌之国，匈奴处北地，冷，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糵金帛绵絮它物岁有数。”第3762～3763页。
[5] 〔宋〕李昉等撰：《承平御览》，中华书局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1960年2月复造重印版，第3806页。
[6] 《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832页。
[7] 〔宋〕李昉等撰：《承平御览》，第3770页。
[8] 《史记》卷逐个〇《匈奴传记》，第2903、2904、2913页。
[9] 《史记》卷逐个〇《匈奴传记》，第2901页。
[10] 《史记》卷逐个〇《匈奴传记》，第2899页。
[11]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80页。
[12] 居延汉简：“〼□掌酒者秫稻必斋麴蘖必时湛饎必絜水泉香陶器必良火斋必得兼六物大酋”（E.P.T59：343）。甜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书社，1990年，第381页。所谓“秫稻必斋麴蘖必时湛饎必絜水泉香陶器必良火斋必得”，当做“秫稻必斋，麴蘖必时，湛饎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斋必得”。原文脱写“水泉必香”的“必”字。那里所说的“兼六物”，即必需使造酒的6种次要前提得以齐全。“秫稻必斋，麴蘖必时”，是首要前提。
[13] 管振邦译注；宙浩审校：《颜注急就篇译释》，南京大学出书社，2009年，第112页。
[14] 〔明〕杨循吉撰：《庐阳客记》，明杨可刻本，第11页。
[15] 〔明〕王立道撰：《具茨文集》卷六《杂著》，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151页。
[16]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传记》，第3274页。
[17] 〔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38页。
[18] 陶鸿庆著：《读诸子札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06页。
[19]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31页。
[20] 《史记》卷逐个〇《匈奴传记》，第2894、2904～2905页。
[21] 《后汉书》卷四〇下《班固传》记载，班固颁发对匈奴的政策定见：“绥御之方，其塗纷歧，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以致之。”“或卑下以就之”句下李贤注：“文帝与匈奴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也。”（《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374页）
[22] 王子今：《贾谊政治思惟的战术学意义》，《洛阳工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25~29页；《论贾谊〈新书〉“备月氏、浑窳之变”》，《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151~157+191~192页。
[23] 〔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第138页。
[24] 《史记》卷逐个〇《匈奴传记》，第2899页。
[25] 王子今：《试论居延“酒”“麴”简：汉代河西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简帛研究》第3辑，广西教导出书社，1998年，第438～447页。
[26] 彭卫：《秦汉期间的饮食》，《中国饮食史》，华夏出书社，1999年，卷二第六编，第466～469页。
[27] 王子今：《说肩水金关“清酒”简文》，《出土文献》第4辑，中西书局，2013年，第280~288页。
[28] 王子今：《汉代河西长城与西北边地商业》，《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书社，1995年，第123~133页；王子今，李禹阶：《汉代北边的“关市”》，《中国边陲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第24~31页。
[29] 《史记》卷逐个〇《匈奴传记》，第2892页。
[30]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哙即带剑拥盾进军门。交戟之卫士欲行不内，樊哙侧其盾以碰，卫士仆地，哙遂进，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勇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勇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第313页。《史记》卷九五《樊郦滕灌传记》：“樊哙在营外，闻事急，乃持铁盾进到营。营卫行哙，哙曲碰进，立帐下。项羽目之，问为谁。张良曰：‘沛公参乘樊哙。’项羽曰：‘勇士。’赐之卮酒彘肩。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尽之。项羽曰：‘能复饮乎？’哙曰：‘臣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乎！’”第2654页。
[31] 王子今：《猎头与头骨做器的远古风习》，《化石》1984年第4期，第20～21页。
[32]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记》，第3157页。
[33] 过后，韩昌、张猛因私行与匈奴“诅盟”遭到责问。“昌、猛还奏事，公卿议者认为‘单于保塞为藩，虽欲北往，犹不克不及为危害。昌、猛擅以汉国世世子孙与蛮夷诅盟，令单于得以恶言上告于天，羞国度，伤威重，不成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与解盟。昌、猛奉使无状，功至不道。’上薄其过，有诏昌、猛以赎论，勿解盟。”《汉书》，第3801页。
[34] 〔宋〕王看国撰；田瑞娟点校：《学林》，中华书局，1988年，第125～126页。
[3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4页。
[36]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400页。
[37]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83页。
[38]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50页。
[39] 《汉书》卷二八上《天文志上》，第1545页。
[40] 王子今：《曲道与匈奴“祭天金人”》，《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37~143页。
[41] 《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03页。
[42] 《史记》卷八六《刺客传记》，第2528页。
[43] 《史记》卷一二六《风趣传记》，第3210页。秦汉期间见于野史载录者，又有《后汉书》卷逐个《刘玄传》“韩夫人尤嗜酒”，第471页；《后汉书》卷二二《马武传》“武为人嗜酒”，第785页；《后汉书》卷二五《刘宽传》“宽简单嗜酒”，第888页；《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冀）性嗜酒”，第1178页；《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传·河间献王开》“（刘硕）嗜酒”，第1809页；《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上·杨政》“（政）为人嗜酒”，第2552页；《三国志》卷二三《魏书·常林传》裴松之注引《晋书》：“（蒋）济素嗜酒”，第663页；《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传·管辂》“无威仪而嗜酒”，第811页；《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书》“（郑泉）性嗜酒”，第1126页；《三国志》卷五五《吴书·潘璋传》“性博荡嗜酒”，第1299页；《三国志》卷六二《吴书·胡综传》“性嗜酒”，第1418页。
[44] 《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第1503页。
[45] 《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1065页。
[46] 《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东夷志·倭》，中华书局，1959年，第856页。
[47] 《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传·倭》，第2821页。
[48]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记》，第3173页。
[49] 《史记》卷逐个〇《匈奴传记》，第2907页。
[50]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67页。
[51] 〔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第136～137页。
[52]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记》，第3173页。
[53]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第3173页。
[54] 《汉书》卷六一《张骞传》，第2697页。
[55]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92页。《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传下·谢该》李贤注引《史记》：“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报酬之，亦苦人矣。’”
[56] 《史记》卷三《殷本纪》，第105页。
[57] 《后汉书》卷八〇下《文苑传下·边让》，第2640、2642页。
[58] 《后汉书》卷八〇下《文苑传下·边让》：“做《章华赋》，虽多淫丽之辞，而末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讽也。”
[59] 《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第1221页。
[60]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780、1344、1514、1536、3067页。
[61]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92页。
[62] 《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第3557、3563页。《文选》卷九扬雄《长杨赋》李善注引张揖曰：“允，信也。铄，美也。言酌信义以当酒，帅礼乐认为肴也。”
[63] 〔汉〕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第136页。
[64]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5页。
[65] 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中西文化交换》，《光亮日报》2016年10月13日第11版。
[66] 张德芳：《从出土汉简看敦煌太守在两汉丝绸之路上的特殊感化》，《丝绸之路研究》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95～108页。
[67] 参看王子今：《〈长罗侯费用簿〉应为〈过长罗侯费用簿〉》，《文物》2001年第6期，第76~77页；《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鸡出进簿〉小议——兼说汉代量词“只”、“枚”的用法》，《考古》2003年第12期，第77～81页。
[68] 胡生平，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书社，2002年，第148页。
[69]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眠。”第3928页。能够理解为“天马、蒲陶”并列。《晋书》卷九七《四夷传·西戎》“大宛国”条：“土宜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康居国”条：“地和热，饶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马。”第2543、2544页。“蒲陶”“蒲陶酒”在“好马”“善马”之先。《梁书》卷五四《西北诸戎传》“高昌”条：“出良马、蒲陶酒、石盐。”“大同中，子坚遣使献喊盐枕、蒲陶、良马、氍毹等物。”第811、812页。一说“良马、蒲陶酒”，一说“蒲陶、良马”。
[70]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记》，第3160、3162页。
[71]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记》：“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说风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第3160页。《汉书》卷六一《张骞传》：“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说风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第2689页。
[72]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记》，第3173页。
[73]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3894页。
[74]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3879、3884、3885页。
[75] 《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第3055页。
[76]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张让》，第2534页。《承平御览》卷八四三引《汉书》曰：“张让擅权，孟他以蒲桃酒一斗遗让，拜他为凉州刺史。”第3768页。
[77] 《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第94页。《承平御览》卷五四二引《三辅决录》：“后以蒲陶酒遗让，即拜梁州刺史。”第2459页。
[78] 《晋书》卷四三《山遐传》，第1231页。
[79] 〔唐〕刘禹锡撰；《刘禹锡集》整理组点校；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二七，中华书局，1990年，第354页。
[80] 〔宋〕韩驹撰：《陵阳集》卷三，清宣统三年刻本，第26页。
[81] 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一二，上海古籍出书社，1985年，第961页。
[82] 〔元〕揭傒斯著；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诗集卷八，上海古籍出书社，1985年，第249页。
[83] 〔明〕胡奎：《斗南白叟集》卷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8页。
[84] 〔清〕翁心存撰：《知行斋诗集》卷一三，清光绪三年常熟毛文彬刻本，第191页。
[85]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记》，第3173页。
[86] 《史记》卷逐个七《司马相如传记》，第3028页。
[87]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17页。
[88]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1123页。
[89]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29页。
[90] 《汉书》卷二八上《天文志上》，第1551页。
[91]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30页。
[92] 〔明〕陈士元撰：《诸史夷语解义》，清光绪十三年应城王氏刻本，第54页。
[93]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03页。
[94] 〔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390页。《玉台新咏》卷九载吴均《行路难二首》之一“白酒甜盐甜如乳”，也有参考意义，第420页。《艺文类聚》卷四二梁张率《当对酒》曰：“对酒诚可乐，此酒复能醇。如华良宝贵，似乳更非珍。”（〔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书社，1965年，第761页。）所说“此酒”“似乳”，也值得重视。
[95]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1074、1075页。
[96] “习学之有禄食者”，或做“习乐之有禄食者”。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第52页。
[97] 〔宋〕王看国著；田瑞娟点校：《学林》，第81～83页。
[98]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59页。
[99] 甜肃省翰札庇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贰）》，中西书局，2012年，中册第2页，下册第1页。
[100] 汤池主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5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书社、河南美术出书社，2000年，图版二三○，第174～175页；图版阐明第63页。据介绍，那组画像石“1992年3月10日陕西省横山县党岔乡孙家园子收回，榆林地域文物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躲”。
[101] 王子今：《肩水金关简“马禖祝”祭品用“乳”考》，《金塔居延遗址与丝绸之路汗青文化研究》，甜肃教导出书社，2014年，第3～9页。
[102] 《汉书》卷七〇《傅介子传》，第3002页。
[103]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06页。
[104] 《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第1579～1580、1594页。
[105] 《汉书》卷七〇《陈汤传》，第3012页。
[106]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81～3782页。
[107] 《汉书》卷五四《李陵传》，第2458页。
[108] 《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第1583页。参看王子今：《焉耆在丝绸之路交通格局中的地位》，《唐都学刊》2018年第1期，第5~11+2页。
[109]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03页。
[110] 王子今：《早期丝绸之路跨民族情爱与婚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25~35页。
[111] 《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第1572～1573页。
[112]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第2993页。
[113] 《史记》卷一〇〇《季布栾布传记》，第2731页。
[114] 《汉书》卷三七《季布传》，第1977页。
[115] 《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传记》，第2847页。
[116] 《汉书》卷五二《灌夫传》，第2383页。
[117]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天子下其书充国，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第2978页。
[118] 《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若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情面，不成。’公曰：‘开方若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情面，难近。’公曰：‘竖刀若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情面，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消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擅权。”第1492页。此“三人”，管仲认为“不成”“难近”“难亲”，然而都是“非情面”。开方“倍亲以适君，非情面，难近”，此说“难近”即说“适君”，应当并不是就“君”而言，即颜说“近谓四周天子为大臣也”。
（做者单元：西北大学汗青学院、“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开展工程”协同攻关立异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国粹院）
编排：王润泽
审校： 王文洲
审核：陈 霞
微信：西域研究
邮箱：xyyjbj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