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新生苏格拉底
审讯苏格拉底，陪审团500人，第一轮投票，280票对220票，法庭判他有功，经他一番申辩，求死得死，遂以360票对140票被判死刑。
他没违法，却违犯了“民意”，雅典要法令，仍是要“民意”？
论法令，他不单功不至死，且底子就无功，以至城邦还应当对他赐与奖励，因为他是那么热爱那个城邦，为了使城邦获得实理，他那么尽心，且已尽量。
“民意”多么神圣！为何只要以“民意”就能控告一个公民？由三位雅典公民出头具名控告他“不敬神”，还搞个陪审团来公判。
在柏拉图看来，雅典用“民意”打造的民主，就是个“洞窟”。在“洞窟”里，构成了“囚徒世界看”，尔曰，洞窟外有六合，便危及囚徒共识——民意，洞窟民主造，是囚徒民治，乃民意统治的城邦，不法治之国。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反对如许的民主，欲以抱负国代替被假象误导的洞窟，用人的理性为天然立法的常识王国的“哲学王”，代替基于囚徒共识的民意。
哲学，从苏格拉底起，就有着伟大的理想，它参与政治，要培养“哲学王”。苏格拉底之死，是哲学的第一次受难。在此次受难中，哲学没有展现奇观——降生王者，他没有孔子幸运，孔子没有受难，在专造轨制下成为了王者——“素王”。
苏格拉底的哲学逃求与民主造抵触，事实是他的哲学有问题，仍是民主造出了问题？在哲学与民主造的抵触中，他舍生忘死，保卫了哲学的威严和价值。可民主造呢？似乎比苏格拉底的生命还要懦弱，在实正的毫不当协的言论自在面前，它表示出了神经量的激动，对一个无所恐惧的言论自在者，做出了最初的判决——饮一杯毒酒。
群寡扼杀个别，可轨制却未能战胜哲学。苏格拉底不吝一死，意义安在？不克不及简单责备他反对民主，现实上，他对民主造的根底，提出了一个反常锋利的问题：对峙个别性，仍是从命群寡？在行政方面，他也提出异议：应摘用精英代议造，取缔群寡评断造。智者行政，专家治国，那一套公事员造的治理思惟，也在他的抗议中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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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才懂得，查验民主造的试金石，应当是个别性。
群体性，是一切轨制的根底。惟有民主，要以个别性为根底。实正考验民主造的，不是所谓全民投票，少数从命大都，而是对自在个别的容忍水平。雅典民主造，没能禁受住个别性的考验，它以人民的名义，杀死了苏格拉底，同时，它也就为本身敲响了丧钟。而苏格拉底，那位昔时的人民公敌，现在，已是自在之父和民主的标准。
苏格拉底好死了，可雅典还得赖活着，活在苟延的衰亡里。不管帝造，仍是民治，当衰亡来暂时，该死的都得死，那是迫不得已的，但那文明却令人可惜，何以文明被野蛮打败，文艺之邦多受造于蒙昧军国呢？
总之，雅典败于斯巴达，留下个“修昔底德陷阱”，曲到如今，西方人还深陷此中，成为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一个定式，而中国人却另有说法，喊做“圣人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那一套，是圣人看里的话语，用的是全国看，而非国度看。
马其顿人，文明水平更低，冠以“野蛮”二字，亦当之无愧。但“野蛮”却同一了希腊，还出了一位“愚人王”，可见“野蛮”之于文明，可以后来居上。
根据理性人看点，文明战胜野蛮，公理战胜强权，乃势所一定，为自信心所至，大势所趋也，但那大势，乃全国势，非一国之势，那自信心，亦是人类自信心，而非一族之念，故实思惟者，非为一国思，而为人类之思，非持一族念，而立普世自信心。
乱世出愚人，苏格拉底是雅典最伟大的愚人，也是雅典公民，值雅典式微时，他横空出生避世，却无益于雅典富国强兵。由此可见，他的价值，不在雅典，而在人类，雅典兴衰，与他无关，但人类文明的朝上进步，却被他以“苏格拉底之死”所撬动。
假设我们像阿基米德那样说“给我一个收点，我能够撬动文明”，那么收点已经有了，他留给人类的一个至尊遗产，那就是“苏格拉底之死”——他本身的生命，好像献祭一般，献给了即未来临的新神，以此，做了一个撬动听类文明的收点。
他的神，差别于神话里的神，是哲学神，理念神，代表了道德律，代表了法的精神，也代表了科学理性，为后来“天主死了”埋下了一个深远的伏笔。
他身后，做圣人之于古希腊，存在两条道路：一条线，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亚历山大，是一条从《抱负国》到“愚人王”的道路；接下来，另一条线，从古希腊通往古罗马，从芝诺到西塞罗再到马克·奥勒留，也结了一个“愚人王”的果。
我们在那里，重点要介绍的，即是那第二条线——“廊下派的苏格拉底”道路。为什么称“廊下派”？那跟学派创建的地点有关，该派开创人芝诺，在雅典广场柱廊下讲学，故时人以“廊下派”称之，廊下，又称“斯多亚”或称为“斯多葛”。
那位芝诺，当然不是与苏格拉底同时的那一位，那一位，出生于意大利半岛南部，而那一位，则出生于塞浦路斯岛；那一位活在公元前五世纪，那一位则活在公元前二世纪。过了三百多年，希腊已然转衰，连亚历山大帝都城崩溃了，随之而来的，就是那“飞矢不动”的哲学定力也不见了，希腊化在变更中，城邦式微后，帝国也崩了。
廊下派，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三世纪，活泼了五百来年。
关于希腊化世界而言，它已是理性的强弩之末，固然闪烁末了世的回春之光，却已然不进其命运塌陷的膏肓，可它关于罗马来说，堪称一片文明的曙光。
苏格拉底死了，可哪能让他就如许死往？不是还有灵魂么？灵魂不死，必需新生！就像耶稣新生在十字架上一样，苏格拉底必需新生在哲学里，不单要新生在柏拉图的著作里，还要新生在廊下派的传承里。新生苏格拉底，成为哲学的首要问题。
廊下派的勤奋
在《廊下派的苏格拉底》一书中，有一篇维尔德特撰，徐健译，题为《芝诺与天然法起源》的文章，此中就提到：近来的学术研究表白，希腊化期间的哲学运动，大都围绕着论述苏格拉底的哲学遗产而展开，每一种运动，都逃尊苏格拉底为祖，并声称本身解读了苏格拉底的实在版本。在那方面，廊下派也是尽心尽力，为本身成立了如许的一个哲学谱系：苏格拉底-安提斯特涅斯-第欧根尼-克拉特斯-芝诺。
安提斯特涅斯同柏拉图一样，都是苏格拉底的门生，苏格拉底临末前，他和柏拉图都在苏格拉底身边，后来，他与柏拉图分道而行，各走一路，柏拉图走的是地道理性之路，往形而上学往了，他走的是理论理性一路，走出了一条犬儒主义道路。关于犬儒主义的来历，据说是在一个名喊居诺萨格（Kunosarges）的体育场中讲学而得名，因为“Kuno”在希腊语中就是“狗”的意思，还有他的哲学理论，也主张活得像野狗一样。
在那方面，最闻名的是他的门生第欧根尼，他那位门生，曾经懒洋洋的躺在陌头，冲着亚历山大大帝就喊：别挡着我的阳光！还曾脏兮兮地来到有洁癖的柏拉图家中，一边踩着地毯，一边自得洋洋的说道：看我如何踩在了柏拉图的虚荣心上。
芝诺跟那条线接上头，是通过第欧根尼的门生克拉特斯，据说芝诺在一家书店里，读了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第二卷，便起头探听像苏格拉底如许的人在哪里能够找到？书店老板就要他跟克拉特斯走，就如许他成了苏格拉底遗产的传人。
就好像第欧根尼老是挖苦柏拉图一样，廊下派亦同窗园派展开论争，做为学园派掌门的柏拉图传人阿尔克西拉俄斯与伊璧鸠鲁、芝诺同时，据说有人问他：为何有那么多的人分开此外哲学家而投奔伊璧鸠鲁派，而从未听到一小我分开伊璧鸠鲁派往投奔另一个哲学家？他的答复是：汉子诚然能够酿成寺人，但寺人再也不会酿成汉子。
在他看来，被偏移了一下的原子，就好像被阉割的寺人，再也不克不及回到本来的形态——“汉子”了，由此可见，他对“伊壁鸠鲁主义”是多么的厌恶。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也提到他与廊下派的论争，说他的哲学之所以特殊为我们所熟知，就在于他反对斯多葛派。那么，他反对的是什么呢？
黑格尔认为，阿尔克西拉俄斯反对的，恰是廊下派的实理看，因为廊下派主张，实理之所以存在，就在于思维对某一存在物表达附和，或者把那个存在物酿成一个被思维的工具，其原则就是：实理是思维表达附和的一个看念、一个内容，有思维性的想象就是内容与思维的连系，思维公布那个内容是它本身的工具，于是，实理呈现了。
阿尔克西拉俄斯针对的即此详细思维，详细思维产生详细实理，而实理的素质，要有普及性，若何从一个个详细思维里，产生具有普及性的实理呢？
那显然不太可能，对详细思维的“摘纳”——有抉择的兼收并蓄，或许能获得一个好的根据、一个好的常识，但无论若何也不克不及产生那普及性的实理。
而芝诺的回应则是冲着柏拉图《抱负国》往的，在《芝诺与天然法起源》一文中，《抱负国》又被译做《王造》，在柏拉图那里，《抱负国》是一个哲学的国家，而非神话的国家，是愚人的国家，而非诗人的国家，但其国家，仍以城邦为原型，以民族为底子。而芝诺的视野，已越出城邦与民族的藩篱，展看着一小我类共和国。
在芝诺看来，城邦也好，帝国也罢，都是失败的国度。就城邦而言，不单文艺之邦的雅典失败了，军国之邦的斯巴达同样失败了。帝国也如斯，不单波斯帝国，还有亚历山大帝国，也都失败了，那些国度，都是以民族性为本位的，他要改变一下。
怎么变？从抱负国向理性国，从民族性向人类性，从国度公民向世界公民，那一改变，被古罗马的普鲁塔克看出来了，在他看来，芝诺《政造》的要旨告诫我们，勿苟安于那些民族城邦，因其以各自的正义原则，规定相互界限，以致团结，且纷争不已，那是国度的非理性的不幸，是国度失败的底子原因，那么理性的国家又若何呢？
普鲁塔克告诉我们，芝诺是如许说的：正相反，我们应该把所有人都视为我们的公众同胞和公民同胞，只应存在一种生活体例和一种次序，就好像牧群同牧一处，受配合法培育提拔。对此，普鲁塔克做了如许的评判，说：芝诺写到那儿，似乎是一位愚人，正在将那已经安放好的政造开启，一展其如梦似幻而又富于理性之美的心灵的愿景。
如许说来，芝诺所思，很有点中国人的“大一统”的味道，只是说法有所差别。中国人说的是“全国为公，人类大同”，把它说成了“尧舜之道”；而芝诺的说法，则是人类城邦和世界公民，那是康德《汗青理性责备》中的一个提法，可芝诺说得更早，早了两千多年，也能够说是，由芝诺开了个头，从雅典说到罗马，从哲学说到神学，从西塞罗说到康德，使苏格拉底新生，不单新生在柏拉图的抱负国里，也在他的理性国里。
他的理性国，是柏拉图的《抱负国》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一个连系，不是纯以理念，而是基于天然法。纯以理念，只能产心理想国，基于天然法，才气构成一个将更高抱负同普及理性相连系的国度，虽然在天然法方面亦以苏格拉底为楷模，但其思惟所接过的那一棒，是从亚里士多德来的，他以天然法接力成就了一个理性国度。
程志敏在《古典天然法概览》一文中，称亚氏为“天然法之父”，于《修辞术》中，率先把“天然法”做为普适于所有民族的稳定之法，构成“配合法令”，亦即后世所谓“万民法”或“永久法”，一如也是廊下派的罗马愚人西塞罗所言：天然法，乃更高法令，它适用于所有时代，产生于任何成文法之前，产生于任何国度构成之前。如许就为国度起源，找到了一个逻辑的起点，芝诺的《政造》，就成立在那个逻辑起点上。
那是芝诺的一大奉献，他供给的阿谁天然法的逻辑起点，可通古今之变，不只前承苏格拉底，并使之新生，并且后启洛克，使古希腊在近代欧洲新生。他为苏格拉底之神，成立了天然法的支持，因而特殊喜爱天然法的神性，声称“天然法是神圣的”，能够等同于“神法”，也能够说是“天然中的理性”。
芝诺熟悉苏格拉底，是通过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书中提到了苏格拉底令人心服其神的论证办法，也就是证明从“人类的理性”中能够推导出“天然的理性”，以此确认，“天然”就是“神”，或“神的实体”——那漫衍着恒星的天穹。
还有一论证，也通往苏格拉底，那就是确认道德理性神圣，从星空转到心中，由天然法转进道德律，表示为“天意决定论”，表示出“先天人权”原则。
“先天人权”是从天然法里来的，最早由芝诺提出，记得洛克在《中国条记》里曾经说过“天是中国人的天主”，关于廊下诸子来说，那句话同样适用。“先天人权”之于古典期间与近代欧洲有所差别，若以洛克的说法，以“天”为无神论的标记，那么近代以来的“先天人权”就应该改改了，改成“神赋人权”才对，不然便如中国，有无神论的嫌疑。若在古典期间，未经基督教洗礼，“天”便有着天然神和理性神的属性，那就好像莱布尼茨谈到中国人的“天”时所认为的那样了。
假设说“天意决定论”看起来似乎中国人的天命看，那么“先天人权”就有点“天听自我民听”的意思了，差别之处在于，近代以来的“先天人权”多了个基督教的神学布景，人必需面临哲学上的更高存在和神学里的独一神——天主，在天主面前，人的个别性与人类性同一起来，同一为“人权”，而廊下派的“人权”里面，就没有那些基督教的宗教因素，有的只是从赫拉克利特到苏格拉底的天然神和理性神的哲学布景。
而中国人的天命看，则是“天主死了”的替代，也能够说是周人以“天命”革了殷人“天主”的命，由此看来，同样是“先天人权”，中国人的天命看同廊下派的天然法更为接近，都有那么点天然神与理性神的味道，布景里都没有那位人格神。
中国传统里，有天命、天道、天理，就是没有上帝，耶稣会布道士来到中国，想在中国文化里加上一位上帝，成果遭到罗马教皇和中国皇帝的两面夹击，末于失败了，可惜的是，他们起错了话头，若起个天然法的话头，相互间或能会心一笑。
天然法在欧洲，鼓起于古希腊，时髦于古罗马，收获于近代。
有人做过如许的比力，例如清人徐继畬，在其《瀛环志略》里，称希腊为“欧美之邹鲁”。“邹鲁”为孔孟故土，乃古典文艺之邦。又说“罗马像周朝”，就大致而言，其汗青的时空类似，它们在汗青上寿命都很长，并且都由西至东，分为东、西两期间，西周和西罗马类似，东周和东罗马类似。而罗马之东都君士但丁，则比于东周洛邑。
不单寿命长，并且地皮大，罗马帝国到底有多大：往北拓土于日耳曼诸部，至波罗的海；向南征服阿非利加北部的北非列国；西并佛郎西即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至大西洋，跨海至英吉利三岛；东辟希腊诸部以及希腊化世界的西亚，纵横万万里，逾越欧罗巴、亚细亚、阿非利加。西、东罗马帝国，适于汉、唐帝国同时，却与汉、唐差别，它没有构成君主专造和中心集权的国度，而是“定都城于罗马，诸国仰之如周京”，可罗马并未像周朝那样分封，也没像汉、唐那样中心集权。治理如斯大帝国，靠什么？靠法。
天然法的精神国度化，就降生了一个自在的共和国度罗马。因而，罗马关于文明的奉献，不是征服世界，而是罗马法。
廊下派天然法之于罗马，分为两个期间，一个是共和国期间，代表人物为西塞罗，另一个是帝国期间，代表人物是罗马皇帝奥勒留，一位帝王哲学家。
假设说亚历山大为古希腊愚人王，那么奥勒留也是，但属于古罗马，两人的气量不太一样，亚历山大的气量是史诗性的，类似阿喀琉斯，一往无前，青春无敌。而奥勒留的气量则是哲学化的，奔跑于帝国征途，已然所向披靡，但其深谋远虑中有一种忧郁，神似哈姆雷特，留下一本《深思录》，似乎在说：生仍是死，是个问题。
亚历山大怀着一种世界主义的抱负，向东，向东，再向东，来到世界屋脊下，他也许认为本身到了世界的尽头，不知前面还有个中国，便掉头而回；奥勒留也被世界主义鼓励着，但他同亚历山大纷歧样，亚历山大还有大一统的梦想，还想做个希腊化世界的帝王，而他更情愿做的，则是从帝国退隐，往做一个世界公民，他已知世界的尽头有个中国，于是，步亚历山大后尘，一路向东，陆路受阻于帕提亚，便改走海路，公元166年，罗马使团抵达洛阳，工具方握手了，那是第一次。
那两个伟大的帝国是那么相像，它们相互憧憬，互相赏识。
日本人高山岩男，在其《文化类型学》中指出：中国文化和罗马文化类似，二者都把国度的政治建立做为文化活动的末极目标，都使文化隶属于政治；在罗马有水道，在中国则有大运河和万里长城；罗马有以天然法为根底的法令，在中国则有以天道为根底的律令，天道就是天然法；在罗马有斯多葛派低廉甜头禁欲，任天由命的处世哲学，在中国则有儒教的低廉甜头复礼的处世哲学；中国、罗马都是现世的、合理的和世界主义的。
放眼世界，他还确认，在古代西方世界，有希腊和罗马两品种型的文化；在古代东方世界，则有印度和中国两品种型的文化。比拟之下，印度与希腊类似，都崇尚思辨，具有哲学的性格；而中国则与罗马类似，都重视现实，具有政治的性格。
只可惜，那两个帝都城好景不长，处于式微之中。不久，奥勒留便染疫而亡，他在《深思录》里留下了本身的心声，从那心声中，我们似乎耳闻苏格拉底的回音：啊！我听到了一个声音，那是神的号令。那声音，我们中国人把它喊做天命。
（做者近著《文化的山河》1-7卷，中信出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