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钺：论宋诗
转自 十九号见
缪钺（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史学家、文学家、教导家。结业于北京大学。先后任教于河南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代表性著做有《元遗山年谱汇纂》、《诗词散论》、《读史存稿》、《杜牧传》、《杜牧年谱》、《冰茧庵丛稿》、《灵谿词说》、《缪钺全集》等。
本文转自“天健文史社”公家号， 本文原载于《诗词散论》（北京大学出书社，2018年）。旨在常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络小编删除。
宋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医生皆宗白居易诗，故王禹偁主盟一时。实宗时，杨亿、刘筠等喜李商隐，西昆体称盛，是皆未出中晚唐之范畴。仁宗之世，欧阳修于古文标新立异，树立宋代之新风气，而于诗尚未能超诣，此或因为非其精神之所专注，亦或因为非其天才之所特长，然已能宗李白、韩愈，以气格为主，诗风一变。梅尧臣、苏舜钦辅之。其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出，皆堂庑阔大。苏始学刘禹锡，晚学李白；王黄二人，均宗杜甫。“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曲以奇。”（《苕溪渔隐丛话》卷四十二引《后山诗话》）宋诗至此，号为极盛。宋诗之有苏黄，犹唐诗之有李杜。元祐以后，诗人迭起，不出苏黄二家。而黄之畦径风气，尤为显异，最足以表宋诗之特色，尽宋诗之反常。《刘后村诗话》曰：“豫章稍后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系体例之变，搜讨古书，穿穴异闻，做为古律，独树一帜，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其后学之者寡，衍为江西诗派，南渡诗人，多受沾溉，虽以陆游之出色，仍与江西诗派有相当之渊源。至于南宋末年所谓江湖派，所谓永嘉四灵，皆爝火微光，无足轻重，故论宋诗者，不能不以江西派为支流，而以黄庭坚为宗匠矣。
唐代为吾国诗之盛世，宋诗既异于唐，故褒之者谓其深曲瘦劲，别辟新境；而贬之者谓其枯淡生涩，不及前人。实则平心论之，宋诗虽殊于唐，而善学唐者莫过于宋，若明代前后七子之规橅盛唐，虽声色风格，或乱楮叶，而细味之，则如中郎已亡，虎贲进座，描摹虽具，神情弗存，非实赏之所取也。何以言宋人之善学唐人乎？唐人以种种人缘，既在诗坛上留空前之伟绩，宋人欲求树立，不能不别出心裁，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其所以如斯者，要在有意无意之间，盖凡文学上卓异之天才，皆有其宏伟之创造力，决不甜徒摹前人，受其覆盖，而每一时代又自有其情趣风习，文学为时代之反映，亦自不克不及尽同前人也。
唐宋诗人之异点，先粗略论之。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彩；宋诗如冷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进口，则甜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川，唐诗则如顶峰远看，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觅幽，情境冷峭。唐诗之弊为肤廓光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论其大较，固如斯矣。
兹更进而研讨之。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宽广。就身手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巧。然其中实各有利弊，故宋诗非能胜于唐诗，仅异于唐诗罢了。
唐诗以情景为主，即叙事说理，亦寓于情景之中，出以唱叹委婉。惟杜甫多论述议论，然其笔力雄奇，能化实为虚，以轻灵运苍量。韩愈、孟郊等以做散文之法做诗，始于心之所思，目之所睹，身之所经，描摹劾画，勉强详尽，此在唐诗为别派。宋人承其流而衍之，凡唐人认为不克不及进诗或不宜进诗之素材，宋人皆写进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苏黄多咏墨、咏纸、咏砚、咏茶、咏画扇、咏饮食之诗，而一咏茶小诗，能够和韵四五次。（黄庭坚《双井茶送子瞻》、《和答子瞻》、《省中烹茶怀子瞻用前韵》、《以双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诗复次韵戏答》，共五首，皆用“书”“珠”“如”“湖”四字为韵。）余如伴侣往还之迹，调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观点，在宋人诗中尤恒遇之。此皆唐诗所稀有也。夫诗本以言情，情不克不及中转，寄于景物，情景交融，故有境域，似空而实，似疏而密，优柔善进，玩味无斁，此六朝及唐人之所长也。宋人略唐人之所详，详唐人之所略，务求充分密栗，虽尽事理之精微，而乏兴象之华妙。李白、王维之诗，宋人视之，或认为“乱云敷空，冷月照水”（许尹《山谷诗注序》），难免浮泛，然唐诗中密意远韵，一唱三叹之致，宋诗中亦不多觏。故宋诗内容虽增扩，而情味则不及唐人之醇厚，后人或不称心宋诗者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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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手艺，已甚精巧，宋人则欲扶摇直上，更进一步。盖唐人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宋人则纯出于有意，欲以人鬼斧神工矣。兹分用事、对偶、句法、用韵、腔调诸端论之。
一、用事
杜甫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若有神。”其诗中自有镕铸群言之妙。刘禹锡云：“诗用僻字必要有来往处。宋考功诗云：‘立即逢冷食，春来不见饧。’尝疑此字僻，因读《毛诗·有瞽》注，乃知六经中惟此有饧字。”宋祁云：“梦得做九日诗，欲用餻字，思六经中无此字，不复用。”诗顶用字贵有来历，唐人亦偶及之，而宋人尤重视于此。黄庭坚《与洪甥驹父书》云：“自做语最难。老杜做诗，退之做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做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实能陶冶万物，虽取前人之陈言，进于笔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黄庭坚赏识前人，既着意于其“无一字无来处”，其自做诗亦于此尽其能事。如《咏猩猩毛笔》云：“生平几两屐，死后五车书。”用事“精妙隐密”，为人所赏。故刘辰翁《简斋诗注序》谓：“黄太史矫然彪炳新意，实欲尽用万卷，与李杜争能于一词一字之顷，其极至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实则非独黄一人，宋人几无不努力于此。兹举一例，以见宋人关于用字贵有来历之谨细。
《西清诗话》：“熙宁初，张掞以二府初成，做诗贺荆公，公和曰：‘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始诧燕台。’以示陆农师。农师曰：‘率由旧章，高帝论功，萧何第一，皆摭故实，而请从隗始，初无“恩”字。’公笑曰：‘子善问也。韩退之《斗鸡联句》：“感恩惭隗始。”若无据，岂当对“功”字也。’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为倒置眉目，反易巾裳，盖谨之如斯。”（《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五）
唐人做诗，友朋间切蹉参议，如“僧推月下门”，易“推”为“敲”；“此波涵帝泽”，易“波”为“中”，所重视者，在声响之好坏，意思之灵滞，而不问其字之有无来历也。宋诗做者评者，关于一字之有无来历，斤斤计较，如斯精巧，实所谓“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此宋人做诗之精神与唐人悬殊者矣。
所贵乎用事者，非谓堆砌饾饤，填塞故实，而在驱遣灵妙，运化无迹。宋人既尚用事，故于用事之法，亦多所研究。《蔡宽夫诗话》云：“荆公尝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斯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创造，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石林诗话》云：“诗之用事，不成牵强，必至于不能不用然后用之，则事辞为一，莫见其安放斗凑之迹。苏子瞻尝做人挽诗云：‘岂意日斜庚子后，忽惊岁在己辰年。’此乃生成做对，不假人力。”大致用事贵精切、天然、改变，所谓“用事工者如己出”（《王曲方诗话》），即用事而不为事所用也。
非但用字用事贵有来历、有所本，即诗中之意，宋人亦主张可由前人诗中脱化而出，有换骨夺胎诸法。黄庭坚谓：“诗意无限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逃无限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容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描述之，谓之夺胎法。”
诗顶用字用事意图，所以贵有所本，亦自有其理由。盖诗在各类文学体裁中最为精品，其辞意皆不容粗疏，又须言近旨远，以少数之字句，含丰融之情思，而以对偶及音律之关系，其选字须较文为缜密。凡有来历之字，一则此字曾经前人选用，必最适于表达某种情思，譬之已提炼之铁，自较生铁为精。二则除此字自己之意义外，尚可思及其出处文句之意义，多一层联想。运化前人诗句之意，其理亦同。一则曾经提炼，其意较精；二则多一层联想，含蕴丰富。至于用事，亦为达意抒情最经济而巧妙之办法。盖复杂盘曲之情事，决非三五字可尽，做文尚可不惮烦言，而在诗中又非所许。如能于古事中觅得与此情状相合者，则只用两三字而义蕴毕宣矣。然此诸法之运用，须有相当限度，若专于此求工，则雕篆字句，失于纤巧，反失为诗之旨。
二、对偶
吾国文字，一字一音，宜于对偶，殆出天然。最古之诗文，如《诗经》、《尚书》，已多对句。其后对偶特殊开展，故衍为骈文、律诗。唐人律诗，其对偶已较六朝为工，宋诗于此，尤为精巧。《石林诗话》云：“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如‘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读之初不觉有对偶，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觅芳草得回迟’，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皆经櫽括权衡者，其意图亦深入矣。尝与叶致远诸人和头字韵诗，往返数四，其末篇云：‘名望子实居谷口，事功新息困壶头’，以谷口对壶头，其精切如斯。”大致宋诗对偶所贵者数点：
（甲）工切。如“飞琼”对“弄玉”，皆人名，而“飞”字与“弄”字，“琼”字与“玉”字又相对。如“谷口”对“壶头”，皆地名，而“谷”字与“壶”字，“口”字与“头”字又相对。如“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鸭绿”代水，“鹅黄”代柳，而“鸭”“鹅”皆鸟名，“绿”“黄”皆颜色，“鳞鳞”“袅袅”均描述叠字，而“鳞”字从“鱼”，“袅”字从“鸟”，备极工切。
（乙）匀称。如“细数落花因坐久，缓觅芳草得回迟”，此中名词动词描述词相对偶者，意之轻重，力之大小，皆如五雀六燕，铢两悉称。
（丙）天然。对偶排比，虽出人工，然做成之后，应极天然，所谓“浑然天成，不见牵率处。”如黄庭坚《寄元明》诗：“但知家里俱无恙，不消书来细做行。”陈师道《看月》诗：“隔巷如千里，还家已再圆。”陈与义《次韵谢表兄张元东见寄》诗：“灯里偶尔统一笑，书来已似隔三秋。”骤读之似天然言语，一意灌输，细察之则字字对偶也。
（丁）意远。对句最忌合掌，即两句意不异或附近也。故须词字相对，而意思则隔离甚远，读之始能起一种生新之感。如苏轼：“身行万里半全国，僧卧一庵初白头。”黄庭坚：“舞阳往叶才百里，贱子与公俱少年。”读上句时，决想不到下句如斯接出，此其所以别致也。
三、句法
杜甫《赠李白》诗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寄高适》诗云：“佳句法若何。”《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诗云：“为人道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韩愈《荐士》诗称孟郊云：“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唐报酬诗，固亦重句法，而宋人尤研讨进微。宋人于诗句，特重视于洗练与深折，或论古，或自做，或时人相赏识，皆奉此为准绳。王安石每称杜甫“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转。”之句，认为意图高峭，五字之模楷。黄庭坚爱杜甫诗：“不知西阁意，肯别定留人。”肯别耶，定留人耶，一句有两节顿挫，为深远闲雅。《王曲方诗话》云：“山谷谓洪龟父云：‘甥更爱老舅诗中何语？’龟父举‘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认为深类工部。山谷曰：‘得之矣。’张文潜尝谓余曰：‘黄九似“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实是奇语。’”看此可知宋诗造句之原则，在求生新，求深远，求盘曲。盖唐人佳句，多浑然天成，而其流弊为凡熟、卑近、陈旧，所谓：“十首以上，语意稍同。”故宋人力矫之。
《复斋漫录》云：“韩子苍言，做语不成太熟，亦须令生。东坡做《聚远楼》诗，本合用‘青山绿水’，对‘野草闲花’，以此太熟，故易以‘云山烟水’。此深知诗病者。”此事最足以见宋人造句之特色。若在唐人，或即用“青山绿水”矣，而宋人必易以“云山烟水”，所以求生求新也。然过于求新，又易失于怪僻。最妙之法，即在用通俗词字，施以新共同，则有奇境远意，似未经人道，而又不觉怪诞。如黄庭坚“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张耒称为奇语。“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皆常词也。及“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六词合为两句，则意境清爽，首句见伴侣欢聚之乐，次句见告别索寞之苦，读之隽永有深味。前人诗顶用“江湖”，用“夜雨”，用“十年灯”者多矣，然此三词合为一句，则前人所无。譬如膳夫治馔，即用通俗鱼肉菜蔬，而共同烹饪，易以新法，则芳鲜适口，食之无厌。此宋人之所长也。
四、用韵
唐诗用韵之改变处，宋人特重视及之。欧阳修曰：“韩退之工于用韵。其得韵宽，则波涛横溢，泛进傍韵，乍还乍离，出进回合，殆不成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以见巧，愈趋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譬夫善驭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蹉跌，乃全国之至工也。”宋人喜押强韵，喜步韵，因难见巧，往往叠韵至四五次，在苏黄集中甚多。吕居仁《与曾吉甫论诗帖》云：“近世次韵之妙，无出苏黄，虽失前人唱酬之本意，然用韵之工，使事之精，有不成及者。”诗句之有韵脚，犹屋楹之有础石，韵脚稳妥，则诗句劲健有力。而步韵及押险韵时，因受韵之限造，反可拨弃陈言，首创新意。此皆宋人之所喜也。
五、腔调
唐诗腔调，以高亮和谐为美。杜甫诗句，间有拗折之响，如“宠光蕙叶与多碧，点注桃花舒小红”，“一双白鱼不受钓，三寸黄柑犹自青”，“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舡何郡郎”。其法大致于句中第五字利用平声处易一仄声，利用仄声处易一平声。譬如“宠光”二句，上句第五字利用平声，下句第五字利用仄声，则调子和谐。今上句用仄声“与”字，下句用平声“舒”字，则声响别异矣。因声响之殊，而句法拗峭，诗之神味亦觉新异。此在杜甫不外偶一为之，黄庭坚专力于此。宋人不察，或认为此法开创于黄。《禁脔》云：“鲁曲换字对句法，如：‘只今满坐且尊酒，后夜此堂空月明。’‘清谈落笔一万字，白眼举觞三百杯。’‘田中谁问不纳履，坐上适来何处蝇。’‘秋千门巷火新改，桑柘田园春向分。’‘忽搭船往值花雨，寄得书来应麦秋。’其法于当下平字处以仄字易之，欲其气挺然不群。前此未有人做此体，独鲁曲变之也。”黄非独于律诗如斯，即做古诗（出格七古），亦有一种奇异之音节。方东树谓黄诗：“于音节尤别创一种兀傲奇崛之响，其神情即随此以见。”（《昭昧詹言》）
总之，宋诗运思造境，炼句琢字，皆剥往数层，透过数层。贵“奇”，故凡落想落笔，为人人意中所能有能到者，忌不消，必出人意料，崛峭破空，不从人世来。又贵“清”，譬如治馔，凡肥𬪩厨馔，忌不消。苏轼评黄诗云：“黄鲁曲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任渊谓陈师道诗，“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方东树评黄诗曰：“黄山谷以惊创为奇，意，格，境，句，选字，隶事，音节，着意与人远，故不唯凡近浅俗，气骨轻佻，不涉毫端句下，凡前人胜境，世所程式效慕者，尤不准一毫近似之。”黄陈最足代表宋语，故看诸家论黄陈诗之语，能够想见宋诗之特征。宋诗长处为深折，隽永，瘦劲，洗剥，渺寂，无近境陈言、冶态凡响。譬好像一咏雨也，试取唐人李商隐之做，与宋人陈与义之做比力之：
萧洒傍回汀，依微过短亭。气凉先动竹，点细未开萍。稍促高高燕，微疏旳旳萤。故园烟草色，仍近五门青。（李商隐《细雨》）
萧萧十日雨，稳送祝融回。燕子经年梦，梧桐昨暮非。一凉恩到骨，四壁事多违。衮衮富贵地，西风吹客衣。（陈与义《雨》）
李诗写雨之正面，写雨中其实景物，常境常情，人人意中所有，其妙处在体物人微，描写生动，使人读之而起一种清幽闲静之情。陈诗则凡雨时景物一概不写，务以造意胜，透过数层，从深处拗折，在空际盘旋。首二句点出雨。三四两句分开雨说，而又是从雨中想出，其意境凄迷深邃，决非恒人意中所有。统一用鸟兽草木也，李诗中之“竹”、“萍”、“燕”、“萤”，写此诸物在雨中之情状罢了；陈诗用“燕子”、“梧桐”，并不是写雨中燕子与梧桐之气象，乃写雨中燕子与梧桐之觉得，实则燕子、梧桐并没有觉得，乃诗人怀旧之思，迟暮之慨，借燕子、梧桐以衬出耳。宋诗意图之深折如斯。五六两句言人在雨时之所感。统一咏凉也，李诗则云“气凉先动竹”，借竹衬出；陈诗则云“一凉恩到骨”，曲凑单微。“凉”上用“一”字描述，已觉别致矣，而“一凉”下用“恩”字，“恩”下又接“到骨”二字，实剥肤存液，迥绝恒蹊。宋诗造句之烹炼如斯。世之做俗诗者，记得前人许多陈词套语，无论何题，摇笔即来，描写景物，必“落日”“芳草”；偶尔登临，亦“万里”“百年”；伤离赠别，则“折柳”“沾襟”；退隐闲居，必“篱笆”“草屋”。陈陈相因，使人生厌，宜多读宋诗，能够涤肠换骨也。再举宋人古诗为例，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云：
东坡谪岭南，时宰欲杀之。
餍饫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
出处虽差别，风味乃类似。
此诗纯以意胜，不写景，不言情，而情即寓于意之中。其适意也，深透尽致，不为委婉，而仍留不尽之味，所以不失为佳诗。然若与唐人短篇五古相较，则风味迥殊。如韦应物《淮上即事寄广陵亲故》诗：
前船已渺渺，欲渡谁相待。
秋山起暮钟，楚雨连沧海。
风波离思满，宿昔容鬓改。
独鸟下东南，广陵何处在。
则纯为情景交融，空灵酝藉者矣。
宋诗中亦未尝无纯言情景以风韵胜者，如：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阴。晚泊孤船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苏舜钦）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难过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苏轼）
我家曾住赤栏桥，邻里相过不寥寂。君若到时秋已半，西风门巷柳萧萧。（姜夔）
诸做虽亦声情摇曳，神韵绝佳，然方之唐诗，末较为清癯盘曲。至如：
书当称心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斯，好怀百岁几回开。（陈师道）
则纯为宋诗意格矣。
宋诗既以清奇生新、深隽瘦劲为尚，故最重功力，“月锻季炼，未尝轻发”（任渊《山谷诗注序》），盖此种种之美，皆由洗练得来也。吕居仁《与曾吉甫论诗帖》云：“要之此事须令有悟进，则天然越度诸子，悟进之理，正在时间勤惰间耳。”此言为诗赖时间也。因而，一人之诗，往往晚岁精进。王安石少以意气自许，故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郡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看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做诗贵精不贵多。黄庭坚尝谓洪氏诸甥言：“做诗没必要多，某生平诗甚多，意欲行留三百篇。”诸洪皆认为然。徐师川独笑曰：“诗不论几，只要道尽面前景致耳。”黄回忆曰：“某所说行谓诸洪做诗太多，不克不及精致耳。”做诗时必殚心竭虑。陈师道做诗，闭户蒙衾而卧，驱儿童至邻家，以便静思，故黄庭坚有“闭门觅句陈无己”之语，而师道亦自称“此生精神尽于诗，末岁心存力已疲”，此最足代表宋人之苦吟也。
宋诗流弊，亦可得而言。立意措词，求新求奇，于是喜用偏锋，走狭径，虽镌镵深透，而乏雍容浑厚之美。《隐居诗话》云：“黄庭坚句虽别致，而气乏浑厚。”刘熙载云：“杜诗雄健而兼虚浑，宋西江名家，几于瘦硬通神，然于水深林茂之气象则远矣。”此其流弊一。新意不成多得，于是不能不尽量于字句，以避凡近，其卒也，得小遗大，句虽别致，而意不深远，乍看有致，久诵乏味。《隐居诗话》云：“黄庭坚喜做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前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认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方东树曰：“山谷死力造句，专在句上弄远，成篇之后，意境皆不甚远。”此其流弊二。求工过分，失于尖巧；洗剥过分，易病枯淡。《吕氏童蒙训》云：“鲁曲诗有太尖新、太巧处，不成不知。”方东树曰：“山谷矫敝滑熟，时有枯促寡味处。”刘辰翁曰：“后山外示枯稿，如息夫人绝世，一笑自难。”此其流弊三。
陈子龙谓：“宋人不知诗而强做诗，故末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克不及抑者，类发于诗馀，故其所造独工。”此言颇有所见，惟须略加阐明。盖自中晚唐词体肇兴，其体较诗更为轻灵委婉，适于发抒人生感情之最精纯者，至宋代，此新体正在开展流衍之时，故宋人中多情善感之士，往往专借词发抒，而不甚为诗，如柳永、周邦彦、晏几道、贺铸、吴文英、张炎、王沂孙之伦是也。即兼为诗词者，其要眇之情，亦多易流进于词。如欧阳修，世人称其诗“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四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而学之者往往遂失于快曲，倾囷倒廪，无复余地。”（《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十二引《石林诗话》）是讥其不克不及蕴藉也。然看欧阳修之词如：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踏莎行》）
芳菲次序递次还相续，不奈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回，莫为伤春眉黛蹙。（《玉楼春》）
尊前拟把回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玉楼春》）
何其深婉绵邈！盖欧阳修此种之情，既发之于词，故诗中遂无之矣。由此可知，宋情面感多进于词，故其诗不能不另辟边境，描绘事理，于是遂寡神韵。夫感物之情，古今不容易，而其发抒之体例，则各有差别。唐人中工于言情者，如王昌龄、刘长卿、柳宗元、杜牧、李商隐，若生于宋代，或将特长于词；而宋代柳周晏贺吴王张诸词人，若生于唐，其诗亦必空灵蕴藉。陈子龙谓：“宋人不知诗而强做诗。”宋人非不知诗，惟前人发之于诗者，在宋代既多为词体夺之以往，故宋诗之内容不能不变，因之其风气亦不能不殊异也。
英国安诺德谓：“一时代最完美切当之阐明，须向当时之诗中求之，因诗之为物，乃人类心力之精华所构成也。”反之，欲对某时代之诗得完美切当之领会，亦须研究当时代之特殊精神，盖各时代人心力活动之情形差别，故其表示于诗者风气意味亦异也。宋代国势之盛，远不及唐，外患频繁，仅谋自守，而因重用文人故，国内清晏，鲜悍将骄兵嚣张之祸，是以当时人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发，喜深微而不喜宽广。宋人审美看念亦盛，然又与六朝差别。六朝之美如春华，宋代之美如秋叶；六朝之美在声容，宋代之美在意态；六朝之美为繁丽丰腴，宋代之美为精巧澄澈。总之，宋代承唐之后，如大江之水，潴而为湖，由动而变成静，由浑灏而变成廓清，由惊涛汹涌而变成清波容与。此皆宋人心理情趣之种种特征也。此种种特征，在宋人之理学、古文、词、书法、绘画，以致于印书，皆可征验。由理学，能够见宋人思惟之精微，向内收敛；由词，能够见宋人心绪之婉约幽隽；由古文及书法，能够见宋人所好之美在意态而不在描摹，贵澄洁而不贵华贵。明乎此，吾人对宋诗种种特征，更可得深一层之领会。宋诗之情思深微而不壮阔，其力量收敛而不发扬，其声响不贵宏亮而贵清凉，其文句不尚蕃艳而尚朴澹，其美不在容光而在意态，其味不重肥𬪩而重隽永，此皆与当时代之心绪相合，出于天然。扬雄谓言为心声，而诗又言之菁英，一人之诗，足以见一人之心，而一时代之诗，亦足以见一时代之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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