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先秦文学
1、上古歌谣：上古期间的民歌、民谣，是大众文学的一种。我国古代，以合乐为歌，徒歌为谣。上古歌谣是先民表达思惟、抒发豪情、促进消费的重要东西，是在消费力极为低下的原始时代产生的，是呈现最早的文学款式。按题材内容，可分为劳动歌谣、祭奠歌谣、图腾歌谣、婚恋歌谣、战争歌谣等。它们具有集体性、综合性和再现生活的间接性，文句简单，节拍顺畅，以赋为其次要表示手法。
2、《周易》：先秦时的一部卜筮书。其文字分经、传两部门。此中的卦、爻辞为《易经》，约成于西周初年。它们记载了上古社会的一些情状，保留了一些具有纯朴色彩的上古歌谣。《易传》是对经的阐明和阐明，大部门做于战国期间，反映了其时的哲学思惟。
2、神话：神话以故事的形式表示了远前人民对天然、社会现象的熟悉和愿看，是“通过人民的妄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体例所加工的天然界和社会形态”（马克思语），是远前人民，对其所接触的天然现象、社会现象、妄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阐明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做。它凡是以神为仆人公，包罗天然神和神话了的英雄人物。情节一般表示为改变，神力和神通。意义凡是展现为对某种天然或社会现象的阐明，有的表达了先民征服天然、变化社会的愿看，我国古代有丰富的神话，但保留下来的少少，次要见于《山海经》《淮南子》等。
3、《山海经》：一部与巫术有关的古代天文著做，做者不详，约成书于战国时，秦汉时又有补充。共18卷，以记载传说中的天文常识为主，兼及民俗、物产、医药、巫术、祭奠等，出格是保留了大量上古神话传说，如精卫填海、夸父每日、黄帝杀蚩尤、鲧禹治水等，是我国先秦保留神话最多的古籍，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4、、《诗三百》：即《诗经》。《诗经》在先秦时不称“经”，而是称“诗”或“诗三百”，如《论语》引《诗》评《诗》便是如斯。《诗经》本有305篇，举其整数，故称“诗三百”。西汉初成为官学，被尊为经，始称《诗经》，后世也有沿称“诗三百”的。
5、大雅颂：是《诗经》的三个构成部门，也是根据地区和音乐的差别对《诗经》的分类。风也喊国风，是带有诸侯列国处所特色的乐歌，共有十五国风，160篇，多是民歌，少数是贵族做品。雅是周王朝京都地域的乐歌，分大雅、小雅。大雅31篇，多朝会宴享之做；小雅74篇，多小我抒情之做。雅诗中也有部门民歌。颂是王室宗庙祭奠或举行严重仪式时的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三颂，共40篇。
6、四家诗：《诗经》虽遭秦火焚毁，但因为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得以保留。至汉复得传播，其时教授《诗经》的有四家，齐之辕固，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苌。或取国名，或取姓氏，而简称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武帝时已立官学，毛诗晚出，未得之。毛氏说诗，事实多联络《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称为古文，其余三家则称为今文。自东汉末年，儒家巨匠郑玄为毛诗做笺，进修毛诗的人逐步增加，其后三家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独行于世。
7、毛传郑笺：汉代毛亨、毛苌为《诗经》所做的注解名为《毛诗故训传》，简称“毛诗”。东汉郑玄又为“毛诗”做笺注，名为《毛诗传笺》，简称“郑笺”。
8、赋比兴：是后人研究《诗经》时总结出来的三种艺术表示办法，与大雅颂合成为诗之“六义”。墨熹《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婉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简言之，赋就是展陈曲叙，即诗人把思惟豪情及有关的事物平坦曲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例如，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领或感情，借一个事物来做比方。兴则是触物兴词，客看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感情，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做中，往往交相利用，配合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感情，赋比兴是《诗经》普遍运用的形象化手法，对后世诗歌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创做中三种根本的艺术表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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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笙诗：又称“六笙诗”，指《诗经 小雅》中的《南X》《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田仪》六篇，有声无辞，据《礼节》记载，那六篇都以笙奏，故名笙诗。
10、六义： 《毛诗大序》总结了《诗经》的艺术体味，把《周礼 春官巨匠》中的“六诗”说开展为“六义”说。其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大雅颂是对《诗经》的分类，而赋比兴是对《诗经》表示办法的回纳。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注释 大序》“诗有六义”句《疏》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差别，而得并为六义焉，赋、比、兴，是诗之所用，大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那就是所谓“六义”的由来。
11、大、小雅：《毛诗序》说“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孔颖达 疏则云：“诗人歌其大事，造为大致，述其小事，造为小体，体有大小，故分为二焉”。大雅31篇是西周的做品，大部门做于西周初期，小部门做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做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做品，大雅的做者次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做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微贱者。（大约其音乐特征和利用场所都有些区别。）
12、毛诗序：秦火之后，汉代教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但是后来齐鲁韩三家都失传了，只要毛诗不断传播至今。毛诗在每篇均有题解，而《关雎》一篇题解前有一篇对《诗经》的总论，后人遂称各篇题解为小序，总论为大序。关于诗序的做者，郑玄《诗谱序》说是《大序》是子夏做，《小序》是子夏、毛公协做，三国吴人路现《毛诗草木虫曲疏》谓东汉时东海卫宏所做，不断没有定论。从《毛诗序》内容看《小序》恐非成于一人之手，此中很多说法在先秦能够找到根据，可能是毛公传诗时已有，后人又做过修订填补。《大序》思惟与《乐记》一致，有的文字则抄自《乐记》，可能是毛苌所做。卫宏也许做过一些修订。《毛诗大序》所提出的一些底子理论问题，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正说的文艺纲领，影响极大。
13、尚书：《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汗青文件和部门逃述古代事迹做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典范，故又称《书经》。《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火之后，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伏生传书），用其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为《今文尚书》。汉景帝时，从孔子故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称之为《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出六十篇，不久亡佚。东晋人梅x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折出33篇，传播至今，连同本来的《今文尚书》共58篇，也称《古文尚书》。《尚书》包罗虞、周、夏商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做，是后代儒家根据古代传说风闻编写的假托之做。
14、春秋三传：阐明和补注《春秋》的三部汗青著做，《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合称，又简称《三传》。《左传》别名《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相传做者为左丘明，难以考证。《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做者是齐人公羊高，《谷梁传》别名《春秋谷梁传》或《谷梁春秋》，做者是鲁人谷梁赤，《三传》中《左转》的成就更高，《公羊传》和《谷梁传》偏重阐发《春秋》经义，叙事较少，以议论为主。二书文学价值不克不及与《左传》并论，但在经学史、思惟史、学术史上都有深远影响。
15、春秋笔法：原指《春秋》做者以“一字”“寓批驳，别善恶”来表白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的思惟倾向的写做办法。春秋笔法言简意赅，委婉委婉，用于准确，浅近平实，表示出修辞学的开展，对后世的散文写做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严厉的倾向性，也产生了消极感化，后来，人们把文笔委婉蕴藉，带有所谓“微言大义”并暗寓批驳的文字，也称为春秋笔法。
16、诸子百家：指春秋战国时呈现的代表差别阶级和阶层利益的各类学术派别。其时，各派纷繁著书立说，招徒授学，鼓吹本身的主张，互相辩难，构成了百家争喊的场面。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诸子百家次要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影响较大的为儒、道、墨、法四家，尤以儒、墨为显学。
17、百家争喊：那是对春秋战国时代思惟学术界彼此论辩和驳难的概略说法。“百家”是对其时各个学术门户的总称。其时诸子百家展开了猛烈的论争，他们纷繁著书立说，提出差别的政治主张和学术看点，正所谓“百家竞起”“九流互做”，构成了处士横议的场面。在诸子百家中，据《汉书 艺文志》记载，有名的有儒、道、阴阳、名、法、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各家的代表人物闻名的有儒家的孔子孟子，道家的老子庄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韩非子等。
18、孔孟：孔子和孟子的合称。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创人，后人称为“至圣”，《论语》是以记载孔子言行为主的语录体著做。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后世称为“亚圣”，《孟子》是以记载孟子言行为主的语录体散文。
19、《韩非子》：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创做的一部政治哲学文集，今存55篇，少数篇章为后人窜进。其书合成并开展前人之说，成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融为一体的极权主义的法造学说系统。其文多为说理文，逻辑缜密，阐发深入，深入明切，辞锋犀利，风气高峻陡峭，擅长阐发类比，回纳总结，擅长用汗青故事和寓言故事阐明事理。
20、淮南子：是西汉皇室贵族淮南子刘安招食客编成，共21篇，十几万字。是两汉一部大著作。原称《淮南鸿烈》，“鸿”是广阔之意，“烈”是光亮之意，做者自认为此书包罗广阔光亮的事理，可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治法律王法公法典，现实是以道家思惟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惟的陆续，多用汗青、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21、楚辞：“楚辞”的名称，始见于《史记•酷吏传记》。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步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根底上创始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根底上编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进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做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做品。它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的句式以六字为根本句式，并大量运用语气词“兮”，形式自在，句式多变，极富表示力，表示楚国的风俗民情，又吸收楚地许多标致动听的神话传说，具有浓重的处所色彩和浪漫主义情调。西汉末，刘向编录屈原、宋玉的做品，及汉代模仿那种诗体的做品，书名即题做《楚辞》。别的，因为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做，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及楚辞称为“赋”。
22、《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时髦的祭奠乐歌根底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歌，共十一篇。所祭之神，分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天神有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小司命。有关的五首歌词，多表示对天神的敬重和赞颂，写得持重肃静。地祗有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有关的四首诗歌满是恋歌，借对神的爱情生活的描写，表示人类对纯真恋爱的赞颂，大都清爽凄艳，幽渺情深。写人鬼的只要《国殇》一篇，是对卫国战争中牺牲将士的强烈热闹礼赞，鼓动感动悲壮，刚健朴实。
23、《天问》：屈原所做的仅次于《离骚》的长诗。它以反诘的形式，连续提出170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文天文、神话传说、古史传说风闻、社会政治、小我生活等，表示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博识的常识，表示了诗人斗胆思疑、勇于责备旧看念和勇于摸索实理的精神。全诗以四言为主，四句一节，通篇用反诘，参差错落，圆转活脱，被认为是“千古奇文”。
24、九章：《九章》是屈原所做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包罗《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九篇做品。“九章”之名大约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订屈原做品时所加上的。《九章》的内容与《离骚》根本接近，次要是论述出身和遭遇，较之《离骚》具有更多的纪实性。艺术上次要摘取间接展叙，频频抒写的手法，所表示的较为间接旷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第二编秦汉文学
1、汉赋（新体赋、骚体赋）：新体赋由骚体的楚辞演化而来。屈宋等做家的楚辞富于楚国的处所特色，是一种形式自在，句法散文化，以责备现实，抒发小我愤激豪情为主的诗歌体裁。新体赋起首在内容上变革为帝王的歌功颂德，劝百而讽一，形式上则改动楚辞句中多用虚词，句末多用语气词的句式，进一步散体化，成为一种专事展叙的用韵散文。新体赋的底子特色，就是以展张为能事，以适应同一帝国的需要。所以刘勰说：“赋者，展也，展摘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 诠赋》）。新体赋的散文化以及经常利用排比整洁的句法，都与那一底子特色有关。与汉人所称的“楚辞”为“赋”分隔。
2、七体：赋的体裁之一，其特征是通过虚设的主客频频问答，按“始邪末正”的挨次展陈七事，那种赋体由枚乘初创，典型做品即《七发》。《七发》的构造形式引起后世良多人模仿，如傅毅有《七激》，张衡有《七辩》，马融有《七广》，曹植有《七启》，徐干有《七喻》，张协有《七命》等等，以致于《文选》于赋体之外，挺拔“七体”，所以“七体”始于枚乘的《七发》，而各称始见于《文选》。（在赋中构成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体裁，号为“七体”。）
3、互见法：司马迁全面掌握和足够展现本身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在一篇列传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时则摘用旁见侧出的办法，通过多篇列传完成对某小我物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小我物的列传中着重表示他的次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此外列传中展现。
4、“发奋著书”说： “发奋著书”出自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中，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诗三百》等著做的做者们，都是在遭遇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状下，为了把本身的主张设法表达出来，留传后世，以求后世的理解，才“发奋”处置著作的。司马迁的意思次要是说痛苦和不幸恰能够鼓励做者的志向，勇敢他们“立言不朽”的决心，成为写做的动力，而不是说以愁怨悲忿倾吐于做品之中，因而与后人的某些定见，如韩愈的“穷苦之言易好”，仍是有区此外。但那一提法对后世文学责备是有影响的。
5、汉乐府：乐府在古代具有多种涵义，最后是指主管音乐的官府，汉代人把乐府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那种“歌诗”在魏晋以后也称为“乐府”。同时，魏晋六朝文人用乐府旧题写做的诗，有合乐有不合乐的，也一概称为“乐府”。继而在唐代呈现了差别乐府旧题而只是模仿乐府诗的某种特征写做的诗，被称为“新乐府”或“系乐府”。宋元以后，“乐府”又用做词曲的别称。因那两种诗歌的分收，最后也都配乐演唱的。
6、五言诗：五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次要形式，和其他诗歌一样是从民间产生的。汉武帝后，五言歌谣被大量摘进乐府，称为乐府歌辞。因为四言诗不克不及表达日益丰富的社会内容，文人在本身的诗歌创做中试行模仿起来，于是就有了文人创做的五言诗，代表做是《古诗十九首》。
7、《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梁萧统编的《昭明文选》。他搜集了东汉末年的一些内容风气附近，有没有标题问题的无名氏的五言诗，编在一路，起名《古诗十九首》。内容大致分为四类：一是游子思乡、怀人；二是男女恋情；三是文人士医生的怀才不遇；四是反映一种颓丧心理和及时行乐的情感。
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
1、三曹：汉魏间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的并称。他们以显要的政治地位与出色的文学才气著称于世。他们在诗歌中抒写本身的政治理想和乱离的社会场景，悲歌大方，是汉魏风骨的代表诗人，在五言诗歌开展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曹植被誉为“建安之杰”。
2、建安七子：指东汉建安年间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等七位文学家的并称。他们均以诗文显要当世，是曹魏文学集团核心成员，与三曹同为建安时代的重要做家。此中以王粲、刘桢成就更高。
3、建安风骨：是对建安文学风气的形象归纳综合。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其时有很多做品反映了乱离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同一全国的愿看和对抱负生活的逃求。其诗歌情调大方悲惨，语言刚健爽朗。后人把建安诗歌的成就称为“建安风骨”。
4、《悲忿诗》：诗歌篇名。汉魏间闻名女诗人蔡琰的代表做品，相传有骚体与五言体二首。此中五言体较可信。全诗五百四十字，自述在汉末骚动中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整个汉末骚动期间广阔人民，特殊是妇女的配合命运，具有典型意义。全诗叙事波涛盘曲，抒情如抽泣如诉，有强烈的传染力。
5、太康体：晋武帝太康期间的诗体。以潘岳、陆机、张载、张协、陆云等为代表。其诗讲究雕章琢句，逃求词采，流于轻靡，诗风繁缛华贵，代表着其时诗坛的支流。
6、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指次要活动于西晋太康、元康年间的八位诗人的并称。他们是：张载、张协、张亢兄弟，陆机、陆云兄弟，潘岳及其侄潘尼，还有左思。
7、左思风力：是对西晋太康期间诗人左思诗歌风气的形象归纳综合。语出钟嵘《诗品》。左思是西晋最出色的诗人，代表做《咏史诗》八首，风气刚健，豪情深厚，和其时时髦的华贵诗风迥然差别。他的诗承建安风骨，抒写怀抱，报复现实，多不服之音。气焰雄健，笔调笔直，辞摘壮丽，形象明显，风气独树一帜，人称“左思风力”。
8、玄言诗：指东晋期间在形而上学思惟影响下，诗坛上时髦的“寄言上德，托意玄珠”的做品。代表做家有东晋孙绰、许询。玄言诗以形而上学思惟办法体悟玄理，诗味不浓，但此中通过景物来表示哲理的做品，为山川诗的呈现起到了催化感化。
9、游仙诗：两晋之际诗人郭璞的代表做《游仙诗》十四首，将老庄思惟与道教仙人之说相混合，寄寓官吏失意、惧祸避世的情感和苦闷情怀。名为“游仙”，实为咏怀，抒发怀才不遇和对现实的不满之情。郭璞的诗形象明显，比方贴切，词摘清爽，气焰笔直，寄兴深远，较之其时流行的“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要超出跨越一筹。
10、田园诗：指以田园光景和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诗篇。陶渊明的田园诗，多方面描写田园风光和农村生活，表示了农村的恬美静穆和诗人悠然自得的心绪，也表示了诗人参与农村劳动的感触感染，以及与农人的愉快交往。原来与谢灵运的山川诗异趣，但跟着南朝齐谢脁山川诗重视表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气象，田园诗与山川诗的边界逐步模糊。人们一般称盛唐“山川田园诗派”，可见其合流的趋向。
11、陶谢：指东晋末宋初诗人陶渊明和谢灵运。杜甫有“焉得诗如陶谢手，令渠述做与同游”之句，即指此二人。他们都擅长描写天然景物。但陶多写田园，而谢多描绘山川；陶诗语言纯朴天然，谢诗则讲究词采与对偶，崇尚斑斓，风气其实不附近。
12、元嘉三各人：指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三位闻名的诗人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的并称。谢诗富艳精工，颜诗华美典雅，鲍诗雄恣旷达，是谓“宋初三体”，诗风差别明显，配合之点是描写山川，都讲究词采和对偶。
13、咏怀诗：阮籍所做。有五言诗八十二首，四言诗十三首，前者尤为闻名。它创始了中国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高尚的地位。那些诗非做于一时，反映了他的各类感触感染，因多用比兴、象征的手法，诗意较为盘曲隐晦，钟荣《诗品》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继续了“小雅”和“楚辞”的传统，创始了一种委婉委婉、言近旨远的抒情风气，但也有词旨隐晦的缺点。它摘用随感录式的写法，触景生情，睹物兴怀，不事雕琢，形式较为自在，给后代文人很大的影响，陶渊明的《饮酒》，庾信的《拟怀诗》，车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那些成组的咏怀之做，显然都继续了阮籍的《咏怀》风气。
14、永明体：南朝齐武帝永明期间构成的诗体。又称新体诗。那种诗把音律声韵与晋宋以来的对偶之风连系起来，重视四声、八病之说，增加了诗歌艺术的形式美，对近体诗的构成有很大的影响。代表做家有沈约、谢脁、王融、范云、江淹以及齐梁间的何逊、吴均和陈代的阴铿。
15、游仙诗：往往假托神游仙境来抒写诗人的怀抱，或表达逃求精神自在的憧憬，或表达对现实的厌弃，诗人往往在仙境中拜托本身对时代社会的体验，最早以游仙做诗的是曹植，郭璞的游仙诗虽沿袭前人，但他的游仙诗往往是其仕途偃蹇、壮志难酬时的精神拜托，是抒发其苦闷情怀的一种特殊体例，艺术水准较高，成就较大。
16、宫体诗：南朝梁代为宫廷创做所构成的一种诗风。大都描画闺情声色，清绮靡丽，伤于轻艳，风格不高。倡导者是梁简文帝萧纲，徐陵、庾信父子是代表做家，其创做风气流丽轻艳、“辑裁巧密”，被称为“徐庾体”。风气所至，陈时陈后主与江总亦有此类创做。徐陵编有《玉台新咏》，只收“艳诗”，可说是宫体诗的合集。
17、北地三才：指在北朝文人中能自觉进修南朝文化，对南北文学的合流起到鞭策感化的做家温子升、邢劭和魏收的并称。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南朝文风的模仿者。温子升一部门诗风气清婉，辞藻华贵，讲究对偶，近似南朝，一部门诗遭到过北方民歌的影响。邢劭诗文多模仿魏晋和南朝人。魏收所长在史传文。
18、哀江南赋：赋篇名。北周庾信做。做者原仕南朝，后出使西魏，被羁留而仕北朝，虽位尊名显，甚受优待，但常惦念故国，追想往事，因做此赋以抒怀。赋篇以做者本身遭遇为线索，写出梁朝由兴到衰的过程，揭露了梁朝统治者的陈旧迂腐无能，描写了人民在战乱中的承受的深重灾难。从艺术风气上看，格律严整而又不失疏放，寓雄健于苍凉沉郁之中，豪情旷达，腔调铿锵，颇富个性。
19、四声八病：自魏晋以来，中国声韵学因为受印度梵音学的影响，有了新的开展，齐永明年间，周颙发现汉字的平、上、往、进四种腔调，始著《四声切韵》，同时的闻名诗人沈约等人，又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共同，指出平头、上尾、蜂腰、鹤漆、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声病必需制止，力图做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固然八病的详细规定相当琐细苛刻，写做时难以逐个遵照，但如许自觉地运用声律来写诗确实是诗歌史上的空前创举，沈约等所发现的诗歌音律，和晋宋以来诗歌中对偶的形式互相连系，就构成了“永明体”的新体诗。声律说的产生，是我国文学开展史中的重要事务，它除对诗歌的形式有间接影响外，关于辞赋、骈文，以及后来的词曲等文学形式，都有很大的影响。
20、吴歌：指《乐府诗集•清商曲辞》所收次要产生于长江下流以建业为中心一带地域的南朝民歌，今存326首。现存吴歌多为女子的吟唱，生动而集中地表达了仆人公对恋爱的期看与坚贞，相思的欢乐和痛苦，婚姻不自在的苦闷，以及对须眉负心的怨恨等种种在必然汗青前提下的豪情和复杂的心态。
21、西曲：指《乐府诗集•清商曲辞》所收次要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以江陵为中心地域，包罗其四周一些城市的南朝民歌。今存142首。西曲多写商人妇的相思告别和劳动者的恋爱生活，题材较吴歌略宽，风气也更明快。
22、《敇勒歌》：乐府杂歌篇名。北朝民歌。敕勒歌辞系从鲜卑语译出。北齐高欢为周军所败，命斛律金唱此歌以鼓励士气。那首歌辞歌唱了草原的辽阔和牛羊的茂盛。风气反常雄浑朴量，不愧为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做品。
23、《洛阳伽蓝记》：北魏杨衒之著，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的天文书、史乘。次要记载洛阳佛寺情状，同时笔录了浩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素材，此外，做者在描写洛阳寺院的持重浩大时，也处处流露出抚今逃昔的慨叹以及怀恋沉痛的心绪。叙事简明，文笔清爽，以散体为主，间以骈偶句式，是一部有特色的散文著做。
24、《水经注》：北魏郦道元著。相传此书是为汉代桑钦所做的记载全国水道的天文书《水经》所做的注。郦道元引书四百多种，加上本身游历各地、跋涉山水的见闻注《水经》，论述了许多河流两岸的天文奇迹、神话传说和风俗习惯，对各地秀丽的山水做了生动的描画，文笔简洁精巧，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对后代山川游记文学有很大影响。
25、志怪小说：志怪，就是笔录奇异，次要指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以记述仙人鬼魅为内容的小说，也可包罗汉代的同类做品。志怪小说是受其时流行的仙人方术之说而构成的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构成的。志怪小说的内容很复杂，大致可分为三类，夸耀天文博物的琐闻如东方朔《神异经》等；记述野史以外的汗青传说风闻故事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等；讲说鬼神奇异的迷信故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对唐代传奇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26、志人小说：是指魏晋六朝时髦的专记人物言行和记载汗青人物的传说风闻轶事的一种杂录体小说，又称清谈小说、轶事小说。数量上仅次于志怪小说。是在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影响之下构成的。闻名的有《笑林》、《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和其他小说一路，开启了后世小说之先河。
27、《搜神记》：一部用条记体裁编写的志怪小说集。二十卷。东晋干宝做。所记多神灵奇异之事，做者意在阐明“神道之不诬”。但亦保留了很多优良的神话传说及民间故事。此中一些做品揭露统治阶级之功责，表达人民之愿看，另有一些故事赞誉了劳动听民勤奋、勇猛、仁慈、伶俐等优良操行，还有一些恋爱故事表示了青年男女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下的痛苦和对恋爱的固执逃求，那对唐人的传奇和俗体文学有严重影响。
28、《世说新语》：南朝刘义庆编，梁刘孝标注的一部条记体轶事小说名。全书分德性、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次要记载汉末至东晋的遗闻轶事，对其时士族思惟、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多所反映。虽有消极因素，但责备暗中，挖苦奢淫，颂扬伶俐，表扬仁慈，亦复很多。语言精炼，神韵隽永。对后代条记文学颇有影响。
29、《文赋》：西晋陆机以赋体的形式写的文论做品，从阐发文学的创做过程进手，阐述做文的利弊，涉及到良多方面的问题，着重论述创做论。文章围绕文、意、物三者的矛盾展开阐述，通过总结间接或间接的写做体味，诡计处理“意不称物，言不逮意”那一在创做过程中普及存在的问题。
30、《昭明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系我国现存第一部文学总集。本书选录先秦至梁八百年间的诗歌、辞赋、杂文等各类文章近八百篇，诗、赋以下又各分若干小类，根本囊括了那一期间优良的文学做品，为后人研究先秦至梁的文学开展概貌供给了重要的材料。唐代李善注本最有名。
第四编隋唐五代文学
1、上官体：指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题材以奉和、应造、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身手、逃求诗的声辞之美。《旧唐书》本传：“工五言，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要，故其时颇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初唐上官仪的诗歌好以绮错婉媚为本，时人纷繁仿效，构成了出力描绘标致的物象，讲究对仗，用典整丽，精切，音律协调斑斓，体系体例精致小巧，他为诗歌的趋于格律化供给了新的范式，是齐梁以来，新体诗过渡到沈宋律诗的一座桥梁。
2、文章四友：武后期间的宫廷诗人李峤、杜审言、苏味道、崔融的并称。内容不过歌功颂德、宫苑游宴，但在他们的其他一些做品中，却有时透露了诗歌变化的动静，有的还对诗歌体系体例的建立做出了积极的奉献。四人中，以杜审言成就更高。 他们的诗歌以宫廷应造奉和之做，内容贫弱，文辞浮艳。胡应麟《诗薮》说：“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他在游宦之中写了一些豪情真诚的好诗。
3、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并称，四人都出生于太宗时，才高位下，高宗时以文词齐名全国。四人从理论和理论上与“上官体”对立，表现出诗风的改变。并扩展了诗歌的题材，鞭策了律诗的开展。那是对高宗至武后初年，呈现的“以文章文名全国”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的并称。他们地位都比力低下，但在唐诗创始期间，都肩负起时代的任务，勤奋脱节齐梁诗风的影响，积极开辟诗歌的思惟题材的范畴，对诗的格律形式也有所摸索。他们对齐梁以来的绮靡诗风深感不满，决心清除积病，改变时风，他们的诗歌创做，扩展了题材内容，抒写了实在豪情，给诗坛带来了刚健清爽的气息，对形式主义诗风起了扫荡感化。创做题材从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山河与塞漠。
4、初唐体：那是初唐诗坛继续汉魏六朝乐府诗逐步开展起来的一种歌行体诗歌。它句式自在，以七字为主，间以三、五、九言，骈散兼行，音韵格律也较自在，篇幅较长，往往融叙事、写景、议论、抒情于一炉。代表做如卢照邻《长安古意》、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
5、吴中四士：指张若虚、贺知章、张旭和包融。在初、盛唐之交，四人齐名，他们又都是江浙一带人，那一带在古代也喊吴中，因而人们称他们为“吴中四士”。此中贺知章、张若虚是其时闻名的诗人，张旭是书法家，也是诗人，包融所传诗不多。诗做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最为闻名。“四士”性格狂放，诗多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往往透露出一些新的气息、新的情趣，表现了唐诗从初唐到盛唐过渡的特色。
6、沈、宋：沈佺期、宋之问的并称，二人皆为初唐宫廷诗人，同以五言律诗见长。他们在总结前人和现代人利用声律的理论体味的根底上，完成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宋之问传》）的工做，为律诗在平仄粘对、句数用韵方面的定型做出了重要的奉献，使以后做诗的人有明白的规格能够遵照。律诗形式的定型，在诗歌开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的做品，“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声律切确，属对工整，鞭策了律诗的开展，五律体系体例至此已完全定型，七律的体系体例也起头标准。他们对唐代律诗的开展做出了奉献，律诗形式的定型，在诗歌开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自此以后，近体诗与古体诗的边界有了更明白的划分，诗人在创做上，专工新体和专工古体也渐渐有了各奔前程之势。
7、山川田园诗派：盛唐诗歌门户，以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等为代表，又称王孟诗派。王孟等山川诗人政治上有过立功立业的理想，钦慕贤相张九龄，因为仕途受阻或不满现象，而半官半隐，遨游山川，或去官回里，躬耕田园。他们虽无明白的配合文学主张，但彼此之间常以所做山川田园诗酬唱商讨，构成了远绍陶渊明，近学张九龄，油腻天然的门户特色。在创造情景交融、物我契合的意境，发掘和开辟灿艳多姿的天然美方面做出了奉献。
8、边塞诗派：盛唐诗歌门户，以高适、岑参为代表，因为其二人成就更高，也称“高岑诗派”。唐代各民族间交往频繁，战事不竭，成为唐代边塞诗派构成的社会根底。盛唐边塞诗人，大多有参军进幕的兵马履历，擅长摘用七言歌行和七绝的题材，表达请缨杀敌，报国犯罪的豪情，描写边塞艰辛的生活和奇异的光景，抒发缭绕不尽的乡思边愁，揭露军中矛盾，反映少数民族风土着土偶情，表示民族合成。他们的诗歌兼容了建安风骨和秾丽哀怨的齐梁笔致，构成大方壮丽的风气，弥漫昂扬发奋的时代精神，成为盛唐诗坛的一大门户。
9、箧中集：诗集名。元结收沈千远、赵微明、孟云卿、张彪、王季友等诗二十四首，定名为《箧中集》。他们诗中没有盛唐诗中那种大方豪雄情调，而以悲忿写人生疾苦，他们是更先感触感染到哀败气象到来的一群人，冷眼旁看，走向写实。元结把他们的诗做编在一个集子里，赐与了良多的评判。元结主张诗应有规讽拜托，有益政教，故选录此中以警时人。
10、七绝圣手：指盛唐诗人王昌龄，他鼎力用七绝写做，留存下来有七十馀首绝句，约为存诗的五分之二。他的七绝不只数量多，量量也高，在唐人七绝诗的开展过程中据有重要地位，前人往往将他与李白并称，故有“七绝圣手”之称。
11、“诗史”：“诗史”是后人对杜甫诗的评判。杜甫用他的诗，反映了他所生活时代的重要的汗青事务，此中所供给的史实，以至能够填补汗青记载的不敷，具有史的熟悉价值。不只如斯，他的诗还供给了比事务更为宽广、更为详细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
12、“沉郁顿挫”：杜甫诗歌更具有特征性的艺术风气。所谓“沉郁”，次要指思惟豪情的博大深挚、深厚苍凉；所谓“顿挫”，次要指表示手法的沉著蕴藉、盘曲有力，而不是豪情旷达，一泻无余。
13、大历十才子：根据《新唐书 卢纶传》包罗：“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讳、夏侯审、李端。”他们的诗歌很少反映社会的骚动和人民疾苦，大多是唱和和应造之做。颂扬承平、吟咏山川，称道隐逸是他们诗歌的根本主题。他们在艺术方面都有必然涵养，擅长五言律诗，但大都欠缺明显的艺术特色，有形式主义的倾向。此中钱起、卢纶、韩翃较有成就。
14、韩孟诗派：那是中唐诗坛一个重要的诗歌门户，以韩愈、孟郊为代表，此外还有夹到、姚合、卢仝等人。他们做诗不重视写实，重视主看感触感染，内容立场上讲究的是煊才、苦吟，不把诗歌做为讽喻时政，干涉现实的手段，也不重视社会承受，形式上不情愿从俗趋易，逃求的是首创、出奇，用语务往陈言，抉择物象搜奇剔怪，风气深险怪僻，又称“险怪诗派”。主张“不服则喊”，强调心里不服感情的抒发，特重诗歌的抒情功用。“笔补造化”，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物象停止主看裁夺。它打破了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存敦朴的传统诗教，由重诗的社会功用转向重诗的抒情特量，转向重创做主体心里的展露和艺术创造力的发扬，那在诗歌理论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15、以文为诗：是韩愈的一种创做倾向和自觉的美学逃求。次要特征是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进诗，不受韵律、节拍、对称的约束，突破诗歌圆转顺畅、协调对称的特征，融论述、议论为一体。“以文为诗”对后世出格是宋代诗人影响极为深远。
16、新乐府：“新乐府”在古代文学史上，即“新题乐府”，相关于古乐府而言。指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不再以进乐与否做原则。新乐府诗始创于杜甫，为元结、顾况等继续，又得到白居易、元稹鼎力倡议。中唐期间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做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改革运动。
17、新乐府运动：唐代贞元、元和年间，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一批诗人，继续了杜甫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重通俗，尚写实”，本着“文章合为文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做”的创做原则，勇于面临生活，自觉地把生活源泉中觅取诗材，写下大量赋咏新题材，运用新语言，标以新诗题的乐府诗，那就是新乐府运动。白居易的诗论：一、他认为诗歌必需为政治办事，必需负起“补察时政”“泄导情面”的政治任务，从而到达“周济人病，稗补时阙”“上下交合，表里胥悦”的政治任务，他提出“文章合为文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做”的标语。
18、元和体：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创始的一种诗风。因强盛于唐宪宗元和年间，故名。《旧唐书 元稹传》：“稹聪明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妆咏风态物色，其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宫旁边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元白体包罗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和元白那些眷恋光景，浅切言情的“小碎篇章”。此中也有元稹的艳体诗。
19、四六文：骈文：指讲究对偶、声韵、辞藻华贵、多用典故的体裁，又称之为骈俪文或四六文。它的呈现，打破了早期散文过于古朴简单的格局而向形式美标的目的开展，但到后来，短处也随之而生，华美的形式往往成了表达思惟、反映现实的障碍。
20、古文运动：是我国散文开展史上一次重要的文学改革运动。它履历了从两晋到隋的萌芽期，初唐到盛唐的预备期，中唐的飞腾期，晚唐的式微期等四个阶段。它以儒学复古为号召，以先秦两汉优良散文为表率，用刚健朴实的散文代替斑斓柔靡的骈文，以到达张扬道统，改革文风和体裁的目标。中唐贞元、元和年间，韩愈和柳宗元，提出了以“文以载道”为核心的完全的古文理论，创做了大量优良的散文，鼎力倡导古文运动，并把它推向飞腾，一时跟随者云起响应，末于确立了古文的统治地位。（文风体裁的变革，自内容言，是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和其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自形式而言，是由骈体而散体，是散文本身开展的一种要求。
21、唐传奇：小说体裁之一。始自晚唐裴鉶的《传奇》一书，其情节奇异神异，一般用以指称唐、宋人用文言写做的短篇小说，如《南柯太守传》《长恨歌传》《李娃传》等。唐传奇艺术构想奇异别致，寓于改变，论述事务简洁明快，人物对话生动逼真，词汇丰富，句式多变。标记着我国文言小说开展到了成熟的阶段。“传奇”是我国文学的体裁之一，以其情节多奇异神异，故名。唐传奇是后人对唐代所创做的文言小说的称呼，它代表了唐代小说的开展程度成熟。“传奇”那一名称的来源，可能与晚唐时裴鉶所做的小说集《传奇》有关，后来人们即用“传奇”那一名称做为那一类小说的通称。唐传奇虽是六朝小说的开展而来，但它与六朝志怪小说比拟，在艺术上已有了很大差别，那次要表示在它情节愈加盘曲丰富，构造上愈加完全，文字上愈加华贵生动，并且在人物描绘上愈加形象生动。更为重要的是，传奇做者是有意的写小说，著有白行简的《李娃传》、陈玄祐的《离魂记》等，后来一些改编成戏曲，可见唐传奇在我国小说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2、变文：民间曲艺“改变”所用的底本。对“变”字的阐明，历来有多种差别的观点和揣度，或认为是梵文citra（丹青）的音译，或认为是“变动”、“神通改变”等义，或认为是释教语“人缘变”（因果变更）的简称，迄无定论。现存变文的内容次要是三类：一是演唱佛经故事的，二是演唱汗青故事的，三是演唱民间传说的。后二者往往彼此渗入，即汗青故事多带有传说色彩，民间传说常牵扯汗青人物。别的有一种比力特殊，数量也少，是演唱其时严重事务的。
23、敦煌曲子词：现传最早的唐代民间词，因是在敦煌发的，故称。敦煌曲子词保留了词的初始形态与内容特征。内容丰富复杂，风气天然纯朴，豪情爽快，生活气息很浓。
24、花间词：五代时，后蜀赵崇祚选编十八家词人的词五百首为《花间集》，那是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选集。十八名做者，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外，均为西蜀词人。他们的词风大致一致，后世因称他们为“花间词人”和“花间派”。花间派尊温庭筠为开山祖师，多写闺阁情事，情致缠绵，辞藻华贵。代表做家除温庭筠、韦庄外，还有欧阳炯、李珣、鹿虔扆、牛希济等。
25、花间词派：因《花间集》而得名。五代后蜀赵崇祚编录晚唐、五代词人温庭筠、韦庄等十八家词五百首，编成《花间集》。内容大都是歌舞宴乐，男欢女爱，风气大都是浓艳香软、柔靡斑斓。他们傍边有十五人是西蜀人。他们的词做虽贫乏温词的逼真和细腻，却都以温庭筠为宗。《花间集》是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它集中代表了词在格律方面的标准化，标记着在文辞、风气、意境上词性特征的进一步确立，以其做为词的聚集体与文本规范的性量，奠基了以后词体开展的根底。
26、南唐词人：五代稍晚于西蜀词在南唐地域呈现的一个词人群体。重视以词言志，侧重抒写情怀，拓宽了词的内容和意境。词风清丽淡雅、擅长白描。代表词人有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
第五编宋代文学
1、易安体：那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创做的一种词风，因她号易安而得名。其详细特征次要表示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感情实在动听。实在地暴露了本身的心里世界，斗胆而又逼真。第二，语言浅近天然，却又神韵无限。第三，感情表示形象详细而富有美感。
2、晚唐体：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姚合诗风的一群诗人所代表的诗风，那一派逃踪贾岛、姚合的诗风，多写清幽枯寂的隐居生活生计，代表诗人有九僧、潘阆、魏野、林逋。
3、辛派词人：那是南宋受辛弃疾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个词派。次要有陈亮、刘过、刘克庄等。他们在辛弃疾的影响下，用词来抒发爱国感情，豪宕大方如辛弃疾，但题材不如辛词广，风气不如辛词多样。多以议论为词，以文为词，过于爽快，不如辛词蕴藉。
4、西昆体：北宋初年一种逃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而内容空泛的诗体，因杨亿编纂《西昆酬唱集》而得名。那本诗集共收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十七人的诗248首，内容次要是描写内廷官吏优游豪华的生活，也有一些咏物、咏史诗，配合特征是只重辞藻、用典、声律和对仗，欠缺现实内容与实情实感。《西昆酬唱集》行世后，西昆体不胫而走，成为其时诗坛上独领风骚的诗歌门户。欧阳修说：“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大雅一变，谓之昆体。”（《六一诗话》）。杨亿等人最崇敬唐代诗人李商隐，兼重唐彦谦。西昆集中的诗人多师法李商隐诗的雕润密丽，调子铿锵。西昆诗人进修李商隐诗的艺术有得有失，其得益之处为对仗工稳、用事深密、文字华美，闪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然而西昆诗人专门模仿李商隐诗的艺术表面，而欠缺李诗蕴含的真诚感情和深厚慨叹，所以往往得其华贵的外表而欠缺内在的气韵。
5、宋初三体：一以其时的一些达官贵人如徐铉、李昉等为代表，以白居易为师，诗风平易浅俗，是其时的支流诗歌，此为白体诗。一以稍后的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以李商隐为师，辞藻华贵，讲究用典，是白体之后的诗坛支流，此为西昆体。一以魏野、林逋等蓬菖人为代表，以贾岛、姚合为师，多用白描手法写隐逸生活，诗风清苦，此为晚唐体。
6、格律词派:南宋词派名。此派以姜夔为首，其他代表做家有史达祖、吴文英、高看国、王沂孙、缜密、张炎等。他们做词讲究格律，逃求典雅、委婉、柔婉和“清空”，是南宋后期同“辛派”相对的一个词派。吴文英他们以姜夔的“雅词”为范例，重视锤炼琢句，审音守律，逃求文雅脱俗的艺术情趣，词的题材以咏物为主，讲究拜托，但有些词的意蕴隐晦难解。
7、半山体：王安石退居江宁后，诗风发作了严重改变，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川天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斑斓委婉，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半山体”特指他晚年所做的大量写景抒情小诗。那些小诗多为七言绝句，形式短小，“雅丽清绝，脱往流俗”，很受推崇。后人将他那一期间的诗风称为“半山体”
8、苏梅：北宋诗人苏舜钦、梅尧臣的并称。他们的诗歌创做都有现实主义精神，同是反西昆派的重要人物。梅尧臣在艺术风气上逃求“平平”之美，而苏舜钦诗爽快天然，意境开阔，以雄豪旷达的风气见长。二人以诗齐名，故曰“苏梅”。
9、点铁成金、夺胎换骨：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老杜做诗，退之做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做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实能陶冶万物，虽取前人之陈言进于笔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不容易其（指陶渊明、杜甫前人）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人其意而描述之，谓之夺胎法。”
10、诚斋体: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其诗初学江西诗派，继学王安石“半山体”，又学晚唐诗人，最初变师法前人为师法天然，构成本身特殊的风气。他的诗，语言通俗活泼，构想别致奇异，风气诙谐幽默，在宋代诗坛上独树一帜，人们称之为“诚斋体”。
11、江西诗派：宋代诗歌门户，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论诗力主劲峭奇险，跟随和仿效的人颇多。黄庭坚论诗“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在其时发作了较大的影响。黄庭坚对其时的青年诗人具有多方面的范例感化，他们“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构成了宋代较大的一个诗歌门户。宋徽宗初年，吕本中做《江西诗派社宗派图》，把黄、陈为首的诗歌门户取名为“江西诗派”。“江西”即宋代的江西西路，黄庭坚及诗派中的二谢等十一人是江西人。黄庭坚下列陈师道等25人，诗派成员大多或多或少的遭到黄庭坚的影响，在题材取向和风气倾向上都比力接近。到了宋末，方回因为诗派成员大都进修杜甫，就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方回《瀛奎律髓》）
12、南宋四各人（中兴四各人）：南宋诗人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褒的并称。他们早年的诗歌受江西诗派影响较大，欠缺个性，后来另辟门路，各有立异，使宋代诗歌呈现了新的起色，得以“中兴”，并为时人所推崇，故有此称。四人中陆游的成就更高，范成大、杨万里次之。
13、永嘉四灵：四灵指的是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字灵秀）四位诗人。因其字或号中都有一个“灵”字，故云“四灵”，又因他们都是永嘉人，故又称“永嘉四灵”。他们推崇唐人贾岛、姚合的五言律诗，反对江西诗派的使事与议论，主张取材于天然，以清爽平易之笔抒写小我的生活情趣。他们写诗多用近体，出格是五律。诗的内容多为山川田园和生活琐事，流露的也往往是一种悠闲的情致，代表那南宋后期的一种诗歌创做倾向，总的看来思惟境域不等。（叶合适称为“四灵”，曾编选《四灵诗选》）
14、江湖诗派：“江湖派”是南宋晚期的一个诗歌门户。杭州书商陈起喜好结交文人骚人，此中有初级官员、隐逸之士、也有许过江湖谒客。陈起为上述109家诗人刻集，名为《江湖集》，后人把集中所收那些做家称为“江湖派”诗人。“江湖”二字，标明集中做者的在野身份。此派诗人多为政治上没有地位，流露江湖的失意文人，身份各别，没有公认的诗学宗主，其诗多效“四灵”，但有些“江湖派”诗人也关心时事，重视民生，诗中有比力浓重的家国之忧，民瘼之叹。代表诗人有戴复古、刘克庄、刘过、姜夔等。江湖诗人最擅长的题材是写景抒情，他们那方面遭到“四灵”的影响，即字句切确，长于白描。但境域较为开阔，又稍胜于“四灵”。从总体上看，江湖诗派的风气倾向是不满江西诗风而仿效“四灵”，进修晚唐，但取经比“四灵”更宽阔一些，那根本上代表着南宋后期诗坛的风气。
15、唐宋八各人：指唐、宋两代八位闻名的散文做家。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北宋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人都倡议散文，反对骈文，是唐、宋古文运动的健将。明初墨右选辑八人古文为《八先生文集》（已失），始有八家之名。明中叶唐顺之选辑唐、宋文，亦取此八家。嘉靖时茅坤编选《唐宋八各人文钞》，传播最广，八各人之名遂家喻户晓。八各人散文风气各别，韩愈散文雄健旷达，汹涌澎湃；柳宗元散文精巧高峻陡峭，清爽秀美；欧阳修散文顺畅委婉，迂徐委备；苏洵散文博辩宏伟，简劲凝练；苏轼散文汪洋恣肆，大白畅达；苏辙散文和平整荡，体气离妙；王安石散文峭刻雄劲，简丽幽远；曾巩散文平易愉快，简括缜密。八各人中，以韩、欧影响更大。韩文如创阁奇景，欧文如江南秀色，并称“韩欧”。八各人中的宋代六家，又都受韩愈影响。
第六编元代文学
1、说话：在宋代城市的群众娱乐场合“瓦肆”中，有一种以讲故事、说笑话为主的活动，即“说话”。“说话”分为四家，即小说、讲史、说经、合生。
2、进话：是小说话本的初步部门，它有时以一首或若干首诗词“起兴”，说光景、道名胜，往往与故事的发作地点相联络，或与故事的仆人公相联系关系，有时先以一首诗点出题旨，然后论述一个与此题旨相关的小故事，其行话是“做个得胜回头”，实则那个小故事与将要细叙的故事有着某品种比关系。显然，进话的设置是说话艺报酬平稳进座听寡，等待迟到者的一种特意安放，也含有引导听寡“话意”的动机。
3、话本：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款式。话来源根基是“说话”艺人的底本，是跟着民间“说话”伎艺开展起来的一种文学款式，从敦煌发现的材料看，唐代已呈现话本，但到宋元时代才渐趋成熟。在宋代的瓦肆伎艺中，属于说话范畴的有四家：小说，讲史，讲经，合声（生），此中比“小说”讲史两家为最重要，影响也更大。前者篇幅较短，多反映市民的生活和思惟，后者篇幅较长，多讲历代废兴之事。形式上一篇话本小说可分进话、注释和结尾三个部门。又因为话本是诗词和说话相间而成的，故宋元期间又将话本称为“诗话”和“词语”。宋代话本小说，以全新的人物形象，通俗、生动的文学语言，盘曲的故工作节，呈现在古代文学史上，为后代通俗小说的开展，开垦了宽广的道路。
4、《论诗绝句三十首》：那是金代闻名诗人受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启发而做的一组论诗之做，对建安以来的诗歌做了较系统的阐述，表白了他喜欢憨厚天然，反对雕琢华绝的文学看。
5、元曲：元代杂剧和散曲的合称。杂剧是戏曲，散曲属诗歌，体裁差别，但两者都以曲词为主，合乐歌唱，故统称为曲。因元杂剧成就更高，故又常以元曲为元杂剧的同义语，如臧晋叔的《元曲选》，现实是元杂剧选集。
6、元杂剧：我国戏曲艺术源远流长，从先秦的乐舞，“俳优”，汉代的“百戏”，南北朝的“踏摇娘”，唐代的“从军戏”，到宋代杂剧，履历了漫长的开展演变过程。宋金期间呈现的宋杂剧，金院本，南戏等演出形式，标记着我国戏剧的初步构成。其时还时髦一种讲唱文学款式诸宫调，其乐曲组织丰富，规模浩荡。那些都为元杂剧的形式打下了根底。元杂剧可说是金院本与诸宫调相连系的间接产品。元杂剧合成了前代各类演出艺术，把唱、念、科、舞等艺术有机介连系起来，构成一种用北曲演唱的，演出完全故事，人物角色浩瀚的综合性的戏曲艺术形式。剧本体系体例，舞台演出都具有明显特征和特殊的民族风气。元杂剧的呈现，标记着我国戏曲艺术的成熟，对我国戏曲艺术开展有深远影响。
7、宫调：戏曲，音乐名称。我国古代称宫、商、角、徽、羽，变宫，变徽为七声。此中以任何一声为主均可构成一种“调式”。凡以宫为主的调式称为“宫”，以其他各声为主的调式称“调”。以七声配十二律可得十二宫，七十二调，合为八十四宫调。戏曲里现实常用的是五宫四调，仙侣宫、南吕宫、黄钟宫、正宫、大石调、双调、商调和越调。通称“九宫”，南北的曲牌分属于各个宫调。
8、诸宫调：宋、金、元时代说唱文学的一种。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载：“熙丰、元祐间，……泽州孔三传者，初创诸宫调右传，士医生皆能诵之。”所谓诸宫调，是相关于限用一个宫调的说唱形式而言。此中唱的部门用多种宫调串接而称。则由若干曲牌联成短套，套曲可则一二首，多则十多首。那一说唱形式，在宋室南渡后，传至南方。南方的诸宫调次要以笛子伴奏，北方的诸宫调多以琵琶和筝伴奏，故北诸宫调也称“搊弹词”，某些做品还冠以“弦索”字样，以示其有别于南诸宫调的特征。后出处说唱开展到舞台演出，构成杂剧。今存做品有金佚名《刘知远诸宫调》（残篇）、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及元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残篇）三种。
9、曲牌:元明以宋各类曲调名的泛称。曲牌各有专名，如《窦娥冤》中的【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等等。每一曲牌都有必然的曲调，唱法，字数，句法，平仄等，也有根本定式，可据以填写曲词。
10、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最后产生于北宋末南宋初的浙东沿海一带，称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剧本由若干“出”构成，“出”数不规定，曲调的宫调也没有规定。南戏的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等各类，均可歌唱。歌唱的形式多样。既有独唱，又可对唱，合唱，轮唱。不似杂剧能由一人独唱到底。更高成就是高明的《琵琶语》。
11、小令（叶儿）:散曲体式的一种，既独立的片曲，因短小而得名。元人又称为“叶儿”。小令多以一收曲子为单元，但可反复，各首用韵，能够互异，有些小令可带统一宫调的一两收曲子，喊“带过曲”，如【雁儿落】带【得胜令】。
12、套数:散曲体式的一种，又喊“散套”或“套曲”。凡是同统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连缀成套，短的至少有三收曲子，长的多达二三十收，一韵到底，套末有一尾声。称【尾】或【尾煞】。
13、元诗四各人:指元代中期四位诗人：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并称为“虞杨范揭”，语出清代宋荦《漫堂说诗》。他们其时都颇有诗名，但做品多是题咏赠寄之类，内容较空泛，仿效唐诗，而风气各别.
14、铁崖体:元末诗人杨维桢，个性狂狷，认为诗是小我情性的表示，强烈主张艺术创做个性化。他力求突破元代中期欠缺生气、面目相同的诗风，逃求构想的超乎通俗和意象的奇异非凡，从而创造了元代诗坛上并世无双的“铁崖体”，最能表现“铁崖体”特色的，是他的乐府诗。
15、“荆刘拜杀”：元末明初，除《琵琶记》外，还有一些较闻名的南戏剧做，此中《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被称为南戏四大传奇，简称为“荆刘拜杀”。
16、酸甜乐府:元代散曲做家贯云石，号酸斋；徐再思，号甜斋。贯云石散曲风气豪宕中见清逸，徐再思散曲风气婉约清丽，今人任讷将二人之散曲合辑为《酸甜乐府》。
第七编明代文学
1、章回小说：我国古代长篇小说所摘用的次要形式是分回标目，把复杂的故工作节分为若干段落，每一段落称为一回。每回前用两句对偶的文字标目，归纳综合本回故事的次要内容，称为回目。但凡摘用那种形式写的长篇小说，就称为章回小说。那种形式，源于宋话本，如《大唐三躲取经诗话》已具雏形。明清长篇小说普及摘用，因而，章回小说也做为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代称。因为那种形式源自“说话”，所以每回多用“说话”一语开头，每回末尾多用“且听下回合成”做结。中间分引用诗词曲赋来做场景描写某人物评赞等。特征是连结了话本的某些形式、语言特色等，但有所开展，分章标回，设置悬念。构造上前回与后回连结持续性。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无以复加之做是《红楼梦》，它标记着章回小说最完美的形式和更高的艺术成就。
2、“七实三虚”：那是关于《三国演义》艺术构想的一种说法。章学诚在《章氏遗书外编?丙辰札记》中说《三国演义》具有“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构想特征。正因为《三国演义》的做者能较好的处置汗青实在与艺术实在的关系，使做品产生了浩荡的艺术魅力。
3、“三绝”：《三国演义》在人物描写方面，摘用类型化的写法，塑造了许多胜利的人物形象，此中影响更大的是毛宗岗所说的“三绝”，即更具伶俐的诸葛亮、忠义之士关羽以及奸诈的曹操。
4、汗青演义小说：汗青演义是指用通俗的语言，将争战荣枯、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汗青题材，组织敷演成完全地故事，并以此表白了必然的政治思惟，道德看念和美学抱负。《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汗青演义小说的开山之做。
5、繁本和简本：指的是《水浒传》的版本可分为两大系统。繁本文繁事简，均无平王庆、田虎情节。简本文简事繁，有平王庆、田虎事。
6、金本：指的是明末清初，江苏吴县人金人瑞对《水浒传》停止评改，砍掉七十二回以后的部门，又把第一回改为“楔子”，构成新的版本，即七十回繁本《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金本传播普遍，成为通行本。
7、神魔小说：中国古代小说从做品内容的次要特征来分类，有汗青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狭义公案小说等名称。神魔小说又称神话小说，次要通过妄想中的神魔鬼魅来反映社会现实。在明代后期，构成热潮，它们是在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惟主导下，承受了古代神话、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说经话本和“灵怪”“妖术”“仙人”等小说话本的影响，吸收了道家仙话、释教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养料后产生的，次要特征是尚“奇”贵“幻”，以神魔奇异为次要题材，参照现实生活中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编织了神怪形象系列，并将一些零星、片段的故事系统化、完全化，《西游记》是其艺术代表。
8、世情小说：所谓世情小说，就是以“极摹情面世态之岐，备写离合悲欢之致”（笑花仆人《今古奇看序》），为次要特征的一类小说，专指描写世俗情面的长篇，《金瓶梅》经常被看做世情小说的开山之做。明清两代的世情小说，或着重写情爱婚姻，或次要叙家庭纠纷，或宽广地描画社会生活，或专注于嘲笑儒林、官场、青楼，内容丰富，色彩斑斓。
9、词话本与崇祯本：指的是《金瓶梅》版本的两个次要系统：一为现存最早的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及欣欣子序的《金瓶梅词话》，一百回，所谓“词话”是指书中插有大量的诗词曲赋和韵文，那个簿本及其传刻本，统称词话本。一为崇祯年间刊行的《新刻绣像责备金瓶梅》，又称《本来金瓶梅》，故一般称那个簿本及其传刻本为崇祯本。
10、三言二拍：“三言”是明代冯梦龙所编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即《喻世明言》（又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每集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此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做品是宋元旧篇，三分之二是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明代的做品约有对折是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对折是取材于汗青或宗教传说故事。那些做品根本上反映了封建田主阶级式微和市民阶层逐步鼓起的时代特征。艺术特征有：一、从现实生活取材，主题思惟更为集中，二、继续话本传统，情节盘曲动听，三、人物描写更为详尽，人物性格更为充沛。“二拍”是指凌濛初所编著的拟话本集《初刻拍案惊异》《二刻拍案惊异》，合称“二拍”，共收做品七十八篇，次要是凌濛初根据“古今来杂碎事”，加工造造而成的。“二拍”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和到达的思惟高度同“三言”大致不异，但有更多的封建说教，宿命论看点和色情描写，在艺术上，“二拍”稍逊于“三言”。
11、拟话本：“话本”是宋元“说话人”演讲故事所用的底本。拟话本，则是文人模仿话本形式而做的小说。如今多用以指明代文人模仿话本而写的白话短篇小说。那类做品已不是供艺人演讲之用。而成为一种次要借案头阅读的做品。如冯梦龙“三言”中的一部门做品和凌濛初“二拍”中的做品，就是“拟话本”的代表。
12、四声猿：指明代徐渭创做的四部短剧：《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参军》《女状元辞凰得凤》。《狂鼓史》写祢衡阴间重演击鼓骂昔的情状，足够表示了做者对其时显贵的愤慨，剧中的祢衡实即做者自况；《玉禅师》写传说中的月明僧人庾柳翠的故事，对佛门和封建上层人物停止了揭露和挖苦；《雌木兰》和《女状元》前者写花木兰代父参军故事。后者写黄春桃女扮男拆考中状元的故事，颂扬了女仆人公反对封建鄙视，要求男女平等的精神，也流露了对现实的不满，那四个短剧足够表示了做者狂放不羁的性格和愤世嫉俗的背叛精神，语言通俗顺畅，具有嬉笑怒骂，辛辣尖利的特色，浪漫主义色彩深挚。出郦道元《水经注》“猿喊三声泪沾裳”喊四声则更属断肠之歌。
13、明清传奇：“传奇”本为小说的一种体裁，以其情节多其奇异、神异，故名“传奇”。一般指唐宋人用文言写的短篇小说，如《李娃传》《南柯太守传》等。因其内容多为后代说唱和戏曲所取材，所以宋元时代说话、诸宫调、南戏、北杂剧，都亦称“传奇”。到了明代，则以南曲演唱为主的长篇戏曲为“传奇”，以区别于杂剧。明代“传奇”是在宋元南戏的根本至上，吸收元杂剧某些长处起来的。明中叶以后，“传奇”盛极一时，在明代戏曲艺术中，居于次要地位，代表做品有《牡丹亭》《宝剑记》《红梅记》等。“传奇”的呈现表白我国古代戏曲在形式体系体例方面进一步臻于成熟和完美。腔为主。明中叶三大传奇：梁辰鱼《浣纱记》、王世贞《喊凤记》李开先《宝剑记》。传奇所用声腔，在明初中叶，次要是余姚、海盐、弋阳、昆山四高声腔，在万历年间以后，则以昆山为主。
14、三大传奇：即明中叶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和无名氏的《喊凤记》的三部传奇做品。它们别离是忠奸剧的定型、汗青剧的新篇、时事剧的发轫，三大传奇的呈现，标记着明代传奇创做的新期间的到来。
15、昆山腔：明中叶以后，时髦的传奇唱腔，次要有四高声腔，即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昆山腔。明嘉靖间，戏曲音乐家魏良辅以昆山腔为主，把弋阳、海盐等南曲诸腔以及北曲声腔溶于一炉，加以提炼，集中了南北曲的长处，构成一种轻圆舒缓、轻柔委婉的新型声腔。那种新的昆山腔（也称昆腔）遂时髦南北，独霸剧坛，至今仍传播大江南北。
16、临川四梦：指的是汤显祖的四部戏曲做品。即《紫钗记》、《牡丹亭》（亦名《还魂记》）、《邯郸记》、《南柯记》。因为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而那四部做品均有一个梦的情节贯串此中，所以称“临川四梦”。汤显祖最自得，影响更大的当数《牡丹亭》。汤显祖本身也说：“一生‘四梦’，自得处惟在《牡丹》”
17、临川派：也称玉茗堂派。汤显祖的传奇《牡丹亭》等“临川四梦”相继问世，遭到了各方面的存眷与重视。产生了普遍而深远的影响。有一批剧做家间接遭到了他的影响。他们从剧本的立意构想到曲词的风气熔铸，都锐意模仿汤显祖的剧做。戏曲史上称之为“玉茗堂派”或“临川派”。凡是认为那批剧做家有吴炳、孟称舜、洪昇和张坚等人。“临川派”重视情辞，提出“凡文以意趣神采为主”，要求格律从命情辞，反对格律约束情辞。在戏曲语言的运用上，重视文摘，因而，此派又称“文摘派”。“知音安在？玉茗堂前刚一派；色色空空，堪破尘缘一梦中。”
18、吴江派：明代后期，在沈璟的四周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戏曲门户，即吴江派，次要做家有顾大典、卜世臣、吴天成、王骥德等。“吴江派”重视音律，要求“合律依腔”，重视演唱效果，以至认为“宁协律而词不工”，在戏曲语言的运用上，强调“本质”，就是主张多用拙俗的民间俚语。因而，此派又称“格律派”。沈璟的传奇做品有《博笑记》《义侠记》《红藻记》等（江苏吴江人）。以江苏武将人沈璟为首，吕天成、冯梦龙等人物代表的明代的一个戏曲门户。该门户戏剧创做偏于守旧，倡导封建道德的气息比力深挚，倡导戏曲“本质论”，即语言通俗天然，主张戏曲“声律论”，重视舞台表演理论，对其时“案头之曲”倾向是一种纠正，而不放在眼里传奇剧本做为文学创做的艺术价值，加之过火强调声律，难免本末颠倒，说教思惟显得不近情面，文学成就其实不高，然其与“至情论”的临川派逆来顺受，有着深远的影响。
19、台阁体：明初上层权要间所构成的一种诗文门户。代表人物是台阁重臣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身居朝廷高位，其时社会政治又无太大的动乱，所以，他们的做品多反映上层权要的生活，眷恋光景，歌咏承平，雅正安然平静而雍容冲淡，表示出沉浸悠然的称心心态，表现了上层权要的精神面孔和审美兴趣。
20、唐宋派：明代散文门户。嘉靖时，回有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散文家，死力反对前后七子的模仿主张，认为纷歧定“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特殊是唐宋的散文更值得效法。他们的成就次要表示在散文创做上。因为宗唐拟宋，所以被称为唐宋派。唐宋派中成就最凸起的是回有光。
21、性灵说：公安派文学理论责备强调自在地抒写实情实感，首创观点，反对虚假卖弄，随声相同，与任何形式的束缚。袁宏道《叙小修诗》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本身胸臆中流出，不愿下笔。”
22、茶陵派：茶陵派因其指导李东阳为湖南茶陵人而得名，成员谢铎、张泰、陆代、邵宝等人。他们论诗主张宗法杜甫，针对台阁体平冗委琐的风气，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虽未尽除台阁遗风，却首开复古运动的先河，他们的诗歌成就不高，但在明代诗歌开展史上占有必然地位。
23、公安派：明后期的文学门户。代表人物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故称。他们深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本身胸臆流出，不愿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强调文学感情的实在性，反对虚假。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本身的特征，没必要拟古，利用本身的语言来表达实情实感。总之，强调实在与改变是公安派理论的核心。
24、小品文：指体系体例短小的散文，体裁上形形色色，序，记、跋、传、铭、赞、函牍等问题都可适用。风气轻灵隽永，反映了晚明期间文人文学趣向的某种改变。大多描写文人士医生日常生活风貌，实在细腻地表示他们新的生活情调，构成了小我化、生活化以及写实求实的创做特征。代表做有公安三袁、张岱、王思任等，代表做有袁宏道《晚游六桥待月记》《张岱的《西湖七月半》。
第八编清代文学
1、江左三各人：江左三各人是中国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三人的合称。三人皆由明臣仕清，籍贯都属旧江左地域，诗名并著，故时人称江左三各人。顾有孝、赵澐选其诗为《江左三各人诗抄》9卷。
2、清初三各人：清初散文，时有被称为“清初三各人”的侯方域、魏禧和汪琬。魏以看点卓著、析理透辟见长，汪则写人状物翰墨生动，侯方域的影响更大，继续韩、欧传统，融进小说笔法，顺畅恣肆，勉强详尽，推为第一。
3、岭南三家：清初广东诗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的合称。三人居里临近，时相过从，在创做上互相推重，在其时岭南地域最享盛名。康熙三十一年，同为岭南人的王隼编选三家之诗成《岭南三各人诗选》，隐然有抗衡江左三各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之意，自此始有“岭南三家”之称。
4、京华三绝：清初词坛，门户纷纭，迭现飞腾，呈现了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墨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和独树一帜的闻名满族词人纳兰性德，纳兰性德又与曹贞吉、顾贞看合称“京华三绝”。
5、梅村体：吴伟业以唐诗为宗，五七言律绝具有声律妍秀、华贵动听的风气特色，而他更大的奉献在七言歌行。他是在继续元、白诗歌的根底上，自成一种具有艺术个性的“梅村体”，他吸收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的写法，重在叙事、辅以初唐四杰的摘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神韵，合成明代传奇盘曲改变的戏剧性，在叙事诗里独具一格。梅村体的题材、格局、语言情调、风气、神韵等具有相对不变的标准，以故国情怀和出身荣辱为主，“可备一代诗史”，又凸起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化。它为人物命运沉浮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组织构造，设想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梅村体”叙事诗约有百首，如《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圆圆曲》等，把古代叙事诗推到新的顶峰，对其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做其了很大的影响，此中《圆圆曲》是“梅村体”的代表做。
6、神韵说：清初王士禛所倡导的诗歌理论，强调诗必需有神气神韵，有委婉深蕴，言尽意不尽的特征。写诗“只取兴会神到”，诗的思惟内容要朦胧委婉，又似有拜托，又难以实指，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那种理论遭到司空图、严羽等人诗歌理论的影响，对明前后七子的觅剥前人和公安竟陵的曲露是一种责备，但过于强调神韵，一定将诗歌引向离开现实的道路。
7、风格说：以清中叶沈德潜为代表的一种诗歌理论。那种诗歌理论强调学诗必学古，尤重唐音。认为“诗不学古谓之野体”，但又只强调前人的腔调、音律和体式。在诗的内容和功用方面，强调“理脾气、善伦物、惑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要求诗合于“温存敦朴”的诗歌。
8、肌理说：清中叶翁方纲论诗倡肌理说，主张“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肌理”二字源于杜甫《丽人行》“肌理细腻骨血匀”之句，用来论诗，包罗义理与文理。“义理”为“言有物”，指以六经为代表的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思惟和学问；文理为“言有序”，指诗律、构造、章句等做诗之法。义理为本，通变于法，以考据，训诂加强诗歌的内容，融词章、义理、考据为一。
9、性灵说：是对清中叶袁枚的诗歌理论的归纳综合，主张诗歌表示诗人的个性和灵感，表示诗人的实情实感，反对摹拟前人和堆砌典故，反对无病嗟叹。袁枚的性灵说继续了公安派的朝上进步文学看，又吸收了神韵派重个性的看点，既反对形式主义又反对拟古主义，是一种朝上进步的文学理论，但是过火强调“性灵”，主张“师心”，漠视了社会生活在创做中的重要感化，是其汗青局限。“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随园诗话》卷五）“做诗不成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随园诗话》卷七）那一在“吟咏脾气”的基点上构成完全系统的诗歌理论，打破了传统与时代风气，对风格模仿复古，肌理考据文学，神韵纤巧润色，浙派零碎赐与有力的冲击，是晚明文艺思潮的隔代重兴，为清诗创始了新的场面。
10、阳羡派：阳羡派词宗陈维崧，字其平，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宜兴古称阳羡，故他所代表的词派被称为阳羡派。他的词师法苏、辛，受辛词的影响尤深。他的做品内容普遍，重视反映严重社会问题和民生疾苦，词风豪宕，气焰宏伟，取景壮阔，语言率曲俊爽。他在唐宋之后异军突起，成为清词的一面旗号，集结万树、蒋景祈、史唯园、陈维崧等多量阳羡派词人，为词的复兴做出重要奉献。
11、浙西派清代词派，开创人和指导是墨彝尊。其时浙西词人龚翔麟曾将其他浙西词人墨彝尊、李良年、李符、沈岸登、沈皞日以及他本身的词做，刻为《浙西六家词》，浙西派由此得名。该派以姜夔、张炎为宗，主张以雅正矫显露，填词必需“字琢句炼，回于纯雅”，要求词具有高古峻拔的风格。疏淡清远的意境，严谨协调的音律。墨自述“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浙西派在其影响下，标举清空淳雅风气，蕴藉空灵，无轻薄浮秽之弊，也不落浓艳媚俗。即便艳情咏物，也力除老生常谈，独具机杼，音律协调，但他重在字句声律上用时间，限造了创造的六合，也给浙西派带来了堆填弄巧的风气。
12、常州派：清中叶词派，张惠言初创，周济继续开展，因张惠言为江苏武进（属常州人而得名），该派以周邦彦为宗，论词既不满浙西派的萎靡堆砌和一味清空，也不满阳羡派的粗暴显露，而以儒家“诗教”为理论根底，重视比兴拜托，主张“意内言外”，认为词应当与诗赋地位同等，具有“为后人论世之资”的感化。常州派影响甚大，晚清各家谭献、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墨孝臧都是常州派的传人。“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实之浑化。”（《宋四家词选目次序论》）“词非拜托不进，专拜托不出。”（同上）
13、苏州派：明末清初重要戏曲门户，以李玉为首，此外还有墨素臣、墨佐朝、张大复等，因他们都是苏州人，且经常集体停止戏剧创做活动，故而得名。他们编剧不是自遣自娱，而是为表演供给剧本，考虑到舞台表演的要乞降效果，从而改动了以曲词为核心的戏曲看念，魔术剧构造放到了重要位置上，加强了戏剧性，曲词也趋势朴实，宾白的地位有所进步，丑角度宾白往往带有方言的特征。
14、一人永占：明末清初李玉的《一捧雪》《人兽关》《永团聚》《占花魁》。四剧的简称。四剧均为其时闻名剧目，但最能代表李玉戏剧创做成就的是《清忠谱》。
15、花部：指清乾隆年间昆腔以外的各类处所戏曲剧种，其时昆腔逐步式微，各类处所戏曲如梆子腔、二簧腔、秦腔、楚腔、吹腔、弦索腔在各地鼓起，它们大都风气粗暴，语言通俗，形式活泼，北京、扬州等地的士医生把它们蔑称为“花部”或“乱弹”。
16、雅部：雅部即昆山腔，是清乾隆年间北京、扬州等地士医生对昆腔的称唤，并把它同被称做为“花部”的处所戏曲相对应。
17、弹词：说唱文学之名。最早见于明代，见于著录的明代弹词做品有梁辰鱼的《江东廿一史弹词》、陈忱的《续廿一史弹词》，弹词起源应于明之前，明臧懋循《弹词小序》称元末杨维桢曾做弹词四种。今所传弹词多为清中叶以来做品，数量甚多，以胡士莹《弹词宝卷书目》一书所收最为详备。弹词的体系体例由说、表、唱、弹四部门构成，此中说、表、唱俱全者称“唱词”，仅有表、唱、弹而无说者，即纯以第三人称叙事而无代言成分的，称“文词”。弹词时髦于南方，在语言上有“国音”“土音”之分。前者用通俗话写成，如《再生缘》《笔生书》，后者用方言或杂方言写成，尤以苏杭、上海一带吴语地域时髦的吴音弹词为常见，如《义妖传》《珍珠塔》等。弹词中更优异的做品首推《再生缘》。
18、鼓词：讲唱文学名。时髦于北方，以鼓板击节、配以三弦伴奏。说用散体、唱为韵文，其唱词一般为七言和十言句，其十言句与弹词之三、四、三的节拍判然不同，摘用三、三、四的形式，那是有说有唱的成套大书，篇幅较大，后又有与“弹词开篇”相反，只唱不说的小段，称“大鼓书”或称“大鼓”，至今传播，鼓词的内容比弹词愈加丰富，或写雄姿英才的英雄传奇，如《唤家将》。或写公案故事，如《包公案》，或写恋爱婚姻题材，如《蝴蝶杯》，更多的则取材于汗青演义和根据以往的文学名著停止改编，前者有《梅花三国》，后者有《西厢记》《红楼梦》等。现存最早的鼓词是明代天启年间刊行的《大唐秦王词话》，尚未用“鼓词”标名，明末清初贾凫西做《木皮散人鼓词》是初次鼓词定名的文人创做。
19、子弟书：讲唱文学名。旧说开创于称心八旗子弟，故名。属于鼓词的一个分收，只唱不说，表演时用八角鼓击节，估以弦乐。又分工具两派，东调近弋阳腔，以鼓动感动大方见长，西调近昆曲，以委婉缠绵见长，其体系体例以七言句式为主，可添加衬字，篇幅相对短小，一般一二回至三四回不等。每回限用一韵、隔句叶韵，多此一首七言诗开篇，可长可短，然后敷衍注释。流行于乾隆至光绪年间，闻名做者东派为罗松岗、西派为韩小窗、罗氏代表做有《百花亭》《庄氏将香》，韩氏代表做有《黛玉悲秋》《下河南》等。
20、桐城派：清代最闻名，影响更大的散文门户，开创人方苞、刘大櫆、姚鼎集大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因而得名。方苞提出“义法”，“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笼统地说，义是指内容，法是形式，义法即内容与形式的同一。但它的素质，是将程墨理学的道统与韩欧的文统加以继续，并合二者为一体，创做出他所抱负的散文集。那种理论的目标当然在于庇护封建统治，但它把我国散文创做的优良传统加以回纳，提出了完全的理论系统无疑是有汗青功绩的，刘大櫆师事方苞、又是姚鼎之师，是桐城派承前启后的人物。他在方苞“义法”的根底上，提出一些散文创做的详细主张，一强调做文的目标是“明义理，适世用”，二要到达那一目标的必需依靠做家的“能事”，即创做才气，三做家必需运用本身的才气将做为的素材“文理、书卷、经济”与做为的手段“神情、音节、字句”连系起来。姚鼎是桐城派理论的完成者。他的理论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一他认为古文创做的更高境域上，他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同一的主张，“义理”是古文的内容，“文章”是表达的体例，与手法，“考证”则是使内容翔实可靠，三在进修古文方面，他主张由“粗”进“精”，即从文章的形式进手，往领会文章的内容，做者的气量。四他在美学上把古文分为“阴柔”与“阳刚”两大类。对二者不分轻重，认为都是美的。姚鼎的创做成就高于方、刘。对后世的影响也比他们大。属于桐城派的做家，为数能够百计，其成就较大者，有姚门四门生，方东树、管同、梅曾亮、姚莹等。到晚清则有曾国藩创湘乡派。使桐城派余波不断到“五四”前而不竭。
21、阳湖派：清代散文门户，属桐城派的收流。由恽敬、张惠言所创导，恽敬，阳湖人（今江苏常州人），后继者亦多阳湖人，故得名。阳湖派虽身世桐城派，但有本身的特色：它受六朝文的影响，文风恣肆，时夹骈语，较有生气。恽、张和后来的李兆洛，并称“阳湖三家”。他们专志以治古文，但又不肯受桐城文论束缚，兼收子史百家，六朝辞赋，以博雅纵容取胜。恽敬《游庐山记》《游庐山跋文》张惠言《书山东河工序》《吏难》。
第九章近代文学
1、诗界革命：资产阶级改进运动的有机构成部门，在变法变法的前一、二年，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提出“新界革命”的标语，并试做“新诗”。但其时的所谓新诗，不外是“觅扯新名词以自表异”，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写《饮冰室诗话》，责备了“以堆积满纸新名词革命”的诗风，认为“能以旧风气含新意境，斯能够举革命之实矣。”那是诗界革命的一个开展，黄遵宪则以出色的创做成就和朝上进步理论成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号。“诗界革命”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有力地办事于资产阶级改进运动，富有朝上进步意义。“新派诗”是在“诗界革命”那一诗歌改进运动中产生的诗歌做品。特征是“以旧风气含新意境”，次要做家是黄遵宪。
2、南社：辛亥革命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学团体，由陈往病、高旭和柳亚子等倡议。于1909年在苏州成立，活动中心在上海。社名，富有“操南音有良心”和“不向满清之意”。它的目标在于鼓吹革命，“想和中国联盟会做犄角”。南社成员以创做诗歌为主，他们以旧体写新内容，鼓吹民族主义，宣扬民主革命，责备封建文化和社法，对宣扬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反对清王朝专造统治，起过积极感化，跟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南社逐步走向分化和出错，到1923年末于崩溃，社员所做诗文辑为《南社丛刻》，南社诗歌创做成就最搞的是柳亚子。
3、宋诗运动：鸦片战争后在程思泽、祈寯藻和曾国藻倡导下构成的诗歌运动，是诗坛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新开展，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写诗要有“性格”，有“学识”，“通训诂，明义理”，诗人无论“穷通显晦”，都应当“温存敦朴”。他们的诗歌大都是“感恩”“扈从”赴官游览和官场应酬之做。思惟境域不高。
4、同光体;清朝同治、光绪年间鼓起的一个封建复古主义诗派，代表人物是陈三立、陈衍、沈曾植、郑孝胥等。同光体与宋诗运动一脉相承，以宋代江西诗派为宗，流露出了不满民族革命的情感，艺术上描绘求新，差别流俗，选用僻词拗句，隐晦生涩，因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把同治、光绪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称为“同光体”，后遂以此做为此诗派的名称。
5、桐城——湘乡派:即后期桐城派。代表人物为曾国藩，因曾是湖南湘村夫，故名。曾为庇护清统治和封建“道统”“文统”，反对承平天堂，操纵他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鼎力倡议桐城古文，因而桐城古文有所复兴，在创做和理论上，他崇尚姚鼎，在办法论上，倡议学古文需要朗读，写古文需要模仿，他重视文章的艺术性，其文雄宏放达，笔端常带豪情，具有很强的鼓吹力量，该派散文家还有郭嵩烹、俞樾、吴汝纶等。
6、“新体裁”散文:近代资产阶级改进主义运动期间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创做的散文，因他们倡导“新体裁”运动，故有此称。那种散文在内容上间接鼓吹维新变法，为现实政治斗争办事，大都是政治论文或学术论文，被称为“时务文学”或“政论文学，在形式上它“平易畅达，时杂以偶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那种散文风行一时，它固然还处在由旧到新的过渡阶段，艺术身手尚未成熟，却代表了散文开展的标的目的。
7、狭邪小说:以描写妓女生活为次要内容的小说。其代表做品有陈森的《品花宝鉴》、魏秀仁《花月痕》、俞达《青楼梦》和韩邦庆《海上花传记》。那类小说虽然几触及到其时中国社会的暗中龌龊现象，但做者的立场往往是赏识而不是责备，本色上，那是世情小说的出错。到光绪末年，那类小说绝大大都已出错得不胜进目了。
8、小说界革命:清末鼓起的资产阶级文学改进运动的重要构成部门。梁启超是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鼓吹者和组织者，他在1902年颁发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实为小说界革命的纲领，该文明白提出小说界革命的标语：“故今日欲改进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则必改过小说始。”在那种理论影响下，文坛上呈现了多量小说理论著做和多量新小说，翻译小说，此中就有闻名的“四大训斥小说”。此外，还兴办了一系列颁发小说做品和评论的刊物。那个运动的局限是强调了新小说的感化，有重视思惟内容而漠视艺术形式的倾向。
9、训斥小说:清末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大量呈现的一种小说，其内容次要是表露社会暗中，指责政治陈旧迂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名之为“训斥小说”。那类做品关于表露其时暗中社会的某些方面具有必然的积极意义。但大都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进主义的政治要求，或存在着对封建更高统治者的妄想，并表示出相当深挚的封建意识。代表做品是《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击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那四大训斥小说。
10、春柳社:以戏剧为主的综合性艺术团体。1906年冬在日本东京成立，次要成员有曾孝谷、李叔同、欧阳予倩、陈竟若。1906年12月他们在日本表演的《茶花女》，是由中国人用汉语表演的第一个话剧，辛亥革命后，以新剧同志会、春柳剧场等名称在上海、无锡、长沙等地表演，1915年闭幕。那是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对鞭策我国早期话剧活动做出了重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