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清产核资、人事安放和定息
一、清产核资
私营企业公私合营前后，一项重要的工做是清产核资。清产核资就是对企业的实有财富停止清理估价，审定私股股额，以此做为定息的根据，也便于此后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全行业公私合营期间清产估价的做法，与过往单个行业公私合营期间差别。过往是一家一户地由国度差遣工做组会同私营工贸易者停止清理估价，需要较长时间才气完成。飞腾期间，一个地域一次公私合营的户数良多，不只国度一时派不出那么多的干部，并且挈长时间也影响企业的消费运营。北京市起首摘取了由工贸易者本身来做的办法，即由工贸易者自估、自报，职工清点，同业互评，行业合营工做委员会审查批准的做法，使北京市将近4千户私营工业及大部门的私营贸易别离在三天与五天之内，根本上完成了资产的清估工做。1956年1月16日，《人民日报》颁发《在飞腾的最前面》的社论，必定并妥帖了那种做法。
在清产核资过程中，民建积极鞭策各级组织和成员协助政府做了大量工做。许多工贸易者民建成员白日忙完了营业工做，晚上又和职工们一路突击清点财富。部门成员完成了本企业的清估工做后，还参与了政府组织的清产核资小组，搀扶帮助其他企业完成此项工做。民建各级组织举行了大量的座谈会、典型体味陈述会，搀扶帮助各人领会国度各项政策。与此同时，各级民建组织及时地向党和政府反映工商界的困难、定见和合理要求，积极提出处理问题的定见，参与有关政策的协商造定。民建提出的许多定见，被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摘纳。如清产核资工做除了仍然摘取飞腾前实行公私合营时的“公允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外，共产党和政府又在吸纳民建定见的根底上，提出了“从宽处置，尽量告终”的方针，所谓“宽”就是对财富清理估价有关公私关系方面的问题，如关于机器、设备、房屋、地盘的估价，关于私营期间公积金的处置，关于家、店(厂)不分的企业的生活材料的处置等，但凡能够从宽处置的，都从宽处置。所谓“了”，就是对企业本来的各类债务和财富关系，包罗企业原有的债务、板滞物资和其他财富关系等，可以在公私合营时告终的，都尽量告终。那个方针的次要目标在于私营期间遗留下来的复杂的财富关系，都能得到恰当处置，不留尾巴，使私方人员可以放心承受革新，积极地做好消费运营治理工做。
私营企业颠末全面清估财富，处置好债权债务，最初审定参与公私合营的私股股额，做为贯彻国度赎买政策、实行定息的根据。至1956年岁尾，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股额为241864亿元(包罗1956年飞腾前公私合营的私股股额)，此中公私合营工业的私股股额为169345亿元，贸易、饮食业为58639亿元，办事业为03632亿元，交通运输业为10248亿元。
二、人事安放
清产核资工做完成后，根据政府“包下来”的原则和“量才录用，恰当赐顾帮衬”的方针，民建协助政府对工贸易者停止了人事安放，多量学有所长、有运营治理才气的工贸易者担任企业的指导工做。
各地的做法，一般摘取“私提公批，公私协商”的体例停止。民建各级处所组织协同工商联、同业公会和私方人员配合协商提名，与企业职工筹议，普遍地收罗了各方面的定见后，再由政府或有关营业部分批准。在步调上，摘取自上而下，逐级安放的办法，即一般是先安放工商界的上层或中上层分子，后安放一般人物。企业已做了人事安放的，若有不当之处，予以调整。
根据1957年的统计，全国拿定息的71万在职私方人员和10万摆布资方代办署理人，全数安放了工做。据几个大城市的统计，大致是：安放间接参与消费运营的占40％～65％，安放为治理人员的占35％～40％。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西安、青岛、重庆等七大城市已被安放的私方实职人员共计45 905人中，担任市一级专业公司司理、副司理的有168人，担任工场正、副司理、厂长职务的有16 482人，占36％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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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方实职人员除了安放在企业工做以外，关于私营工贸易者中的部门上层分子，因为他们在工商界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国度还安放了他们的政治职务。根据1957年岁尾的统计，民建和工商联成员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有70人，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的有65人，担任部长、副部长的有7人，大专院校校长的有2人，副省长的有7人，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城市副市长的有4人，正副局长的有24人，省正副厅长的有35人。各地对资方人员停止安放以后，绝大大都工贸易者感应兴高采烈，他们描述本身的心绪是“又兴奋，又愉快，又羞愧”。因为工贸易者在安放工做中遭到了教导和鼓励，大大进步了思惟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以极高的热情投进到社会主义建立事业中。
三、定息
所谓定息，就是企业在公私合营期间，不管其盈亏情状若何，国度对私股股东的股额，一律根据固定的息率发给股息。在单个企业公私合营期间，已经有少数公私合营企业摘用了定息办法。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跟着客看形势的需要，国度规定对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全面推行定息办法。
定息问题是工商界普及关心的一个问题，民建屡次就那一问题组织人员停止调研，并积极向有关部分反映定见，提出定见。中共中心、国务院曾一度规定：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私股年息的总幅度为1～6厘，一般不要使本钱家的所得少于他们在合营飞腾前的现实所得。后来，因为私营工贸易的盈余情状相当复杂，并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现象，各地在确定息率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困难。中共中心吸收了各方面的定见，本着从简从宽的原则，从头规定：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户、吃亏户，不分地域，不分行业，统为年息5厘；个别需要进步息率的企业，能够超越5厘；对过往已摘取定息办法的公私合营企业，假设他们的息率超越5厘，不予降低，假设息率不到5厘，要进步到5厘。工商界对定息息率的期看本来是“坐三看四”，当政府公布定息5厘时，他们都表达“喜出看外”。有的人说：“过往对定息的观点是：定3厘低，4厘欠好讲，5厘不敢想”。有的人说：“规定定息5厘，是超出了一般人的期看，定息比公债利钱还高，实是‘高价赎买’”。有的人说：“我厂历年盈余分配也没有那么多，廉价占得太大，心里羞愧”。上海的工贸易者自觉倡议成立“工商界生活互助基金”，即在定息中提取10％做为“互助金”，用以处理工贸易者及其家属的生活困难，去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那项办法以后在许多处所得到了妥帖。
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针对工贸易者担忧定息能拿多久的思惟，向民建和全国工商联的代表白确公布：“定息时间七年为期，假设没有处理问题，到第三个五年方案还可能挈一点尾巴。”事实上，1962年定息期满后，政府又两次耽误定息，曲至1966年9月才停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动身，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运用社会主义的强大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对民族资产阶级摘取同一战线的政策，得以成功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邓小平后来指出：“我国本钱主义工贸易社会主义革新的成功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汗青上最光辉的成功之一。”那个成功的获得，次要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情状造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本钱家阶级中的朝上进步分子和大大都人在承受革新方面起了有益的配协感化。
我国对本钱主义工贸易的社会主义革新，同任何一场浩荡的、复杂的社会变化一样，不成制止地存在一些缺点和失误。次要是：基于其时对社会主义的熟悉，革新要求过急，速渡过快，工做比力粗拙，在现实工做中遗留了一些问题；革新的面过宽，不分地域、行业和企业大小，一律革新，出格是把相当一部门独立运营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也带进了公私合营，持久按资产阶级分子看待，严峻挫伤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过火强调集中同一，在经济改组中自觉合并形成消费力构造的失衡和消费者生活的未便；关于一些工贸易者的利用和处置不妥，在相当长的期间内，没有足够发扬他们在运营治理和消费手艺方面的才气，成为社会主义革新中的一个缺失，在必然水平上影响了工商经济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