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纪事 | 做者 杨丽娟
125年前，几位排字工人在上海创业，办起一家印刷做坊。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不显山不露珠的小做坊，竟然成了中国现代出书事业的开启者。它就是中国现代出书业中汗青最悠久的出书机构商务印书馆。
横跨三个世纪，商务印书馆创下了诸多“第一”：出书了最早的自编英语教材《华英初阶》，编纂了“吾国第一套初等小学教科书”，最早翻译出书《论自在》《论法的精神》等西方思惟学术名著，建成了亚洲第一藏书楼——东方藏书楼……
商务印书馆不但是个出书机构，更是一个文化重镇。它与北京大学齐名，并称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严复、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茅盾、叶圣陶、冰心、胡愈之……那些如星辰般闪烁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人名，都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
“昌明教导生平愿，故向书林勤奋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那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张元济晚年写的诗。恰是张元济们“昌明教导”的抱负，让浩瀚文化各人与商务印书馆结下不解之缘，从而谱写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
商务印书馆前辈创业人物 IC photo供图
排字工人兴办的小做坊
1897年2月11日，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第二年，百日维新的前一年，一家毫不起眼的印刷做坊在上海江西路的一个小弄堂悄悄开张。三部手摇小印机，三台脚踏圆盘机和三部手扳压印机，几乎就是小做坊的全数家当。谁也没想到，后来，那家小做坊竟一跃而起，成为中国现代出书业中汗青最悠久的出书机构。
那家小做坊的名字喊商务印书馆。
它的开创人夏瑞芳是个不折不扣的“打工人”——英文报馆的排字工人。夏瑞芳是农家放牛娃身世，在通俗人眼中，他二十出头，“外企”打工，收进尚可，必定对工做时机倍加爱护保重。然而，夏瑞芳却不肯在洋人的公司忍气吞声，受人鄙视，他想告退，自谋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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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瑞芳
除了夏瑞芳，商务的开创人还有鲍咸昌、鲍咸恩和高凤池等。他们和夏瑞芳都是教会学校清心书院的同窗，都在外国人兴办的报馆、书馆等做过学徒，因而都懂一点英文，掌握了娴熟的排字和印刷手艺。既然如斯，为什么不本身办一个印书馆呢？
筹措创业，最难的是资金。此时，中国最传统的血缘关系发扬了感化。好几位开创人不单是老友，仍是亲戚，鲍咸昌、鲍咸恩是亲兄弟，夏瑞芳则是鲍家的女婿。他们东挪西凑，亲戚老友齐上阵，末于凑齐了3750元。等购置好设备，不敷4000元的本钱转目炫光。
抱着破釜沉船的决心，商务印书馆第一任总司理夏瑞芳起头了困难的草创之路。
商务名为印书馆，还有一个气派的英文名Commercial Press，现实上，创业之初底子没有印书订单，只能承印贸易表册、账本、手刺之类的零散营业。请不起太多工人，夏瑞芳一人身兼多职。“从总司理、校对、‘式老夫’（商铺洋行所雇的在外收账之人，英文shroff的音译）、买办、出店（旧时专门负责跑街送货等外勤工做的伴计），一小我都得做。”商务的开创人之一高凤池回忆，“若何说做式老夫呢？那时到了月底需要开收，就由瑞芳先生亲身一家家往收账款。若何说做出店呢？那时要用纸张，须到浦东栈房往取，从黄浦滩乘舢板打浦东往返，约一角钱。有一次黄浦江发大风，十分求助紧急，瑞芳先生回到公司时，所有衣服被风波打得湿透。”如斯辛勤，收进仍不敷，为贴补家用，夏瑞芳以至兼职在一家保险公司卖保险。
假设生活在今天，夏瑞芳绝对是最励志的商界奇才。如斯困难的起步，他竟然在掌舵商务的短短十几年中，做了三个目光独到的决策。那三个决策，使名不见经传的印刷做坊，成了中国近代文人无人不知的文化巨星。
他做出的第一个决策，是出书印刷了我国最早的自编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
晚清期间，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翻开了清廷对外紧闭的大门，在通商口岸，英语已经成为获取高额酬劳的一种重要东西，学英语的风气日渐深挚。夏瑞芳学过英文，晓得就连英文排字工人的收进，都要高于中文排字工人。他灵敏地意识到，英语教材或许大有市场。
于是，他找到一本英文启蒙教材，那本教材是英国人给印度小学生编写的，夏瑞芳请人翻译此书，再加以中文正文，英汉比照，从头编排，定名为《华英初阶》。
1898年，《华英初阶》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簿本薄，订价低，首印2000册大受欢送，不到20天就销售一空，尔后不竭再版，求过于供。商务印书馆乘胜逃击，陆续推出《华英进阶》，销售情况照旧红火。
《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
那两套英语教材有多畅销，打开浩瀚文化名人的回忆录，可见一斑：在北京中西小私塾学ABC的国粹巨匠梁漱溟，在苏州启蒙英语的教导学家叶圣陶，在上海梅溪私塾肄业的胡适，以及在江南海军私塾读书的少年周做人，用的英文教材都是《华英初阶》或《华英进阶》。更有甚者，《华英进阶》全集还被送进宫里，成为光绪皇帝进修英语的读本。
夏瑞芳小试牛刀，就初战告捷，由此，商务胜利地迈出了从印刷做坊向出书社转型的第一步。就在《华英初阶》面世的统一年，商务从偏远的小弄堂移到了北京路的街面上，厂房从3间扩展到了12间。
《华英初阶》试水胜利，夏瑞芳没有沾沾自喜。1903年，他做出了第二个关键的决策——引进外资，与日本金港堂达成协做。
金港堂是日本的一流教科书出书公司和销售商，彼时正欲在上海投资。夏瑞芳得知动静后，积极联络，颠末艰辛会谈，末于与金港堂达成协议，两边各出一半股份，改商务印书馆为有限公司。尤为罕见的是，“用人行事，由我为政”，也就是说，既引进了日方的先辈手艺和资金，又将公司的运营权掌握在了中国人手中。
依靠日方进股带来的10万元资金，商务规模敏捷扩展，印刷手艺也朝上进步良多。据高凤池回忆，铜板印刷、五色彩印等先辈的印刷手艺，都是由日方派技师来教授的，“从此凡以前本馆所没有的，如今都有了。”
商务的事业蒸蒸日上，但在列强的虎视眈眈之下，国人的反日情感日渐高涨。1912年，商务起头筹议收回日本股份。商务的开展势头正劲，日方股东怎肯随便舍弃？夏瑞芳不能不亲赴日本，会谈商量，“历时二载，会议数十次”。1914年1月，两边末于达成回购协议，商务以55万余元的总价回购了日本股东的全数股份。
1914年1月10日，《申报》登载了商务印书馆的通知布告，公布公司“为完全本国人集资营业之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
坐在办公室的夏瑞芳看到那则告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商务“操纵外资而不为外资所束缚”，至此末于名正言顺。此时的他完全没料到，统一天的下班时分，在商务发行所门口，他竟惨遭谋害。枪弹击中了关键部位，伤势太重，年仅43岁的夏瑞芳，就如许不测告别了人世。
正值盛年的出书家，青天白日之下被刺，各界人士无不震动，蔡元培还亲身为其写了小传。谁是刺杀夏瑞芳的幕后黑手？曾经众口一词，有人说是因为陷进军阀纷争，也有人认为是日本人停止抨击。而《中国出书家夏瑞芳》的做者黄嗣多方考证后认为，现实上，“夏瑞芳被陈其美派人谋害，在其时已不是奥秘。”高凤池的日志中就曾写道，陈其美司令部欲进驻闸北，“此项戎行规律不严，闸北工商界虑其扰害倒霉”，夏瑞芳等十五位实业家出于庇护商界利益，曾结合抵抗。后来，陈其美还曾向商务告贷庇护军饷，被夏瑞芳回绝，陈其美“因之怀恨甚深，乃使死党狙击之”。
无论本相若何，夏瑞芳的离世对商务无疑是浩荡的缺失。然而，商务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因为夏瑞芳早已为商务觅到了一小我才——张元济。那就是夏瑞芳在商务做出的第三个重要决策。
“翰林”张元济的加盟
张元济，中国科举考场里名副其实的“学霸”：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5岁高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明史》有载，“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进内阁”，由此足见张元济“学霸”的含金量。“学而优则仕”，张元济的仕途本该平步青云，然而，晚清的摇摇欲坠中，那位科举宠儿的仕途必定不再通顺。
张元济
1898年6月16日，就在“戊戌变法”后的第五天，光绪皇帝破格召见了张元济。那时张元济的职务是刑部主事和总理衙门章京，可能只是一个六品官。在他之前，光绪皇帝召见的是康有为。
张元济撑持变法，只不外他的立场不如康有为那般激进。百天之后，变法失败，康有为逃往海外，张元济则被撤职“永不叙用”。
1898年10月，告别官场，张元济来到了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译书院，担任院长。张元济那份工做的介绍人，是他在总理衙门时的上司李鸿章。李鸿章赏识他的才调，特意请南洋公学开创人盛宣怀照顾他。
李鸿章和盛宣怀都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被他们喜爱的张元济天然对西学颇有研究。他不只对西方适用手艺感兴致，还对天然科学、天文等学科兴致深挚。因为其时西方译著十分少，他痛快自学英文。1896年6月8日，在给密友汪康年的信中，他就谈到“英文已习数月，仅识数千字，而尚难贯穿。”后来，他还兴办了“通艺私塾”，专门讲授英语、天文、天文、军事、农业、贸易、矿物学等西方新常识。1898年分开北京前，张元济正式封闭了通艺私塾，将私塾所有的册本器具以及积存余款等，拜托学务大臣孙家鼐捐赠给了京师大私塾——做为百日维新的“新政”之一，京师大私塾在戊戌政变后得以幸存，成为北京大学的前身。
张元济没有孤负李鸿章的期看，在他的主持下，短短数年，南洋公学的译书标的目的从兵法转向以政治、经济、法令等社科册本为主。此中，影响更大的当属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也就是今天的经济学必读书目《国富论》。而为译书院翻译《原富》的人，则是张元济的老友严复。
不久，因印刷学校所需的教学条记、刊物、阅读素材，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了解了。与张元济的伴侣圈老友比拟，夏瑞芳其实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但他的勤奋、才气和对事业的固执，给张元济留下了优良印象，而夏瑞芳对张元济的博识学问更是钦佩。就如许，一个翰林身世、心忧全国的常识分子，一个印刷工人身世、精明而不固守的商界奇才，逐步同病相怜，意气相投。
1901年，在夏瑞芳的盛意邀请下，张元济进股商务印书馆。第二年，当商务预备设立编译所时，夏瑞芳天然想到了那位最适宜的人选。不外，据商务编译所元老编纂蒋维乔回忆，张元济更先选举的编译所长人选其实是蔡元培。
蔡元培与张元济私交甚笃，两人既是浙江同亲，又是同年，1892年高中进士，同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同在戊戌政变后分开官场。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职时，还请了蔡元培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
蔡元培附和在商务兼职，离不开两人的深挚友谊。只是，蔡元培兼任编译所所长仅数月，“苏报案”发作，他不能不分开上海。那种情形下，1903年，张元济正式分开南洋公学，加进了商务。
陈叔通是商务印书馆早期的资深出书人，他曾回忆张元济和夏瑞芳之间的一场谈话，“夏有一天便与张开谈，问张既在译书院不自得，能否分开，我们来协做，张说你能请得起我如许大薪金的人吗？夏说你在译书院几薪金，我也出几。”
那番话足以看出夏瑞芳的爱才如命，但事实上，张元济垂青的必定不是“大薪金”，他实正逃求的，仍是他与夏瑞芳达成的共识，“吾辈当以搀扶帮助教导为己任”。
张元济的教导抱负，从他写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能够看出，“中国号称四千万人，其受教导者度不外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外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陈腔滥调八韵罢了，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今设私塾者，动曰培养人才。元济则认为此尚非要，要者在使人能稍稍大白耳。”
若何“使人能稍稍大白”，张元济认为，“出书之事能够提携大都国民，似比教导英才为要”，换言之，出书群众能读的书是一个广开民智的好办法。正因如斯，当夏瑞芳与他言定，“夏管印刷，张管编书”时，他决然从衙门做风的南洋公学告退，全身心地投进了开展初期的商务印书馆。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前一片忙碌。
“吾国第一套初等小学教科书”
走出官办大私塾，加进民营小出书企业，张元济很快交出了“提携国民”的重要代表做，也就是高凤池所称的“吾国第一套初等小学教科书”。
早在张元济加进商务之前，兴办新式私塾已是大势所趋。新式私塾的鼓起，最需要的就是新式教科书。中国旧有的启蒙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早已不达时宜；外国人编写的教科书，又与中国人的习惯不符。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下，张元济决心亲身主持，编撰一套最新的好教材，以“尽我国民义务”。
关于那套教科书，张元济和商务编纂们倾泻了极大心血。老编纂郑贞文在回忆文章中谈到编译所初期的情状：“那时次要的工做，是编纂小学教科书，那在中国是创举，各人都没有体味……由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和庄俞四人配合编纂。摘取日本维新期间教科书的体例体味，字斟句酌，每编一课必经四人协议一致，然后定稿。”
蒋维乔关于《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回忆出格详尽，他记适当时各人摘取略似圆桌会议的形式，任何人提出一个原则，配合认为有讨论价值的，才详尽争论，所有人都附和后，才定下那个原则。有时，各人为了一条原则，要讨论半天以至一天。
那些学识渊博的大编纂们为小学生国文教科书定下的原则，曲到今天看来，仍然相当科学，与如今小童启蒙时髦的分级读物不乏类似之处。好比，“起首创造之原则，即为第一册教科书中，摘用之字，限制笔划……第一册摘用之字，笔数宜少，且规定五课以前，限制六画；十课以前，限制九画；以后渐加至十五画为行。”本来，蒋维乔等人回想本身启蒙读书时，碰着笔划较多的字，感应难记，因而参考外国人的英文读本，其第一册必取拼音起码之字，定下了那一原则。
圆桌会议定下的原则，还有选定教科书摘用之字，限于凡是日用者，不取生僻字；第一册第五课以前的课文，每课生字不得超越十个；第一册共计六十课，前面课文呈现的生字，必需在以后各课中，再呈现两次以上，以便于复习记忆，等等。
有一次，编纂一篇课文时，蒋维乔用了一个“釜”字，高梦旦看到想改用“鼎”字，蒋维乔表达，“鼎”字太古，不通俗，不克不及用，高梦旦当即反问：“‘鼎’字乃日常所用之字，何谓不通俗？”两人声色俱厉，争论半天，毫不相让，最初才搞大白，本来在高梦旦家乡的闽语中，人们习惯将“釜”称为“鼎”。水落石出，两人不由拊掌大笑。
1904年12月，《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书，不到两周，5000余册就被夺购一空。最新教科书头炮打响，商务印书馆又陆续推出一整套初等、高档小学教科书，除国文外，还包罗修身、算术、珠算、格致、天文、中国汗青等共16种，成为其时系统最为齐全的第一套新式教科书。1906年，清廷废除科举轨制后的第一年，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审定通过教材102册，此中由商务印书馆出书发行的就达54册，占据了教科书市场的残山剩水。尔后，在白话教科书问世以前，商务版教科书“流行十余年，行销至数百万册”。
冰心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书的线拆的《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她回忆，“我在学认‘六合日月，山川土木’那几个伟大而笔划简单的字的同时，还认得了‘商务印书馆’那五个很重要的字。我从《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不断读了下往，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汗青人物故事，还有与国是、家事、全国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天天读着，都在增长着学问与常识。”
在年幼的冰心心中，商务印书馆似乎“一座屹立在上海的巍峨大厦，里面住着几位教授常识的巨匠……”到了八九岁时，她起头看课外读物，不单爱看《三国》《水浒》和《西游记》，还喜好读新小说，此中她最钟情的，要数林纾先生翻译的西方小说。
“严译名著”与“林译小说”
冰心喜好的“林译小说”，同样出自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3年，张元济甫进商务，就起头延揽各方人才，组织翻译、出书了大量西方文学和学术名做。
他想到的第一个翻译做者，就是被誉为“近代西学第一人”的老友严复。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期间，就屡次写信向严复乞助翻译相关的问题，还花大代价买下了严复翻译的《原富》版权。
1903年，当张元济加进商务时，令严复声名鹊起的《天演论》初版已经问世5年，但商务印书馆却是重版《天演论》次数最多的出书机构。据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副传授史春风统计，从1900年至1921年，该书在商务再版了20次之多。
那本翻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代表做，将“物竞天择、适者保存”的理论引进了中国。它的一次次再版，既是张元济等商务编纂慧眼独具的抉择，亦可见此书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力之大。
其时，正值年少的鲁迅掉臂晚辈的反对，“一有闲空，就按例食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另一个姓胡的年轻人读完《天演论》，痛快将本身的名字改为了“适者保存”的“适”。后来，他在自传中如许回忆《天演论》的流行：“它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运用，关于一个感触感染惰性与濡滞日久的民族，乃是一个合宜的刺激。”“几年之中，那种思惟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几年人的心和血。‘天演’、‘裁减’、‘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般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除了《天演论》，商务还先后出书了严复翻译的诸多著做。
1903年，严复翻译的穆勒《群己权界论》在商务初版。做为西方思惟政治学的典范著做，那本书有一个现代人更熟悉的名字——《论自在》。它后来在商务重版了7次。
1904年至1909年，严复翻译的《法意》共七册完全地闪现在国人面前。那部法国启蒙思惟家孟德斯鸠的著做，1748年一经出书即在欧美风行一时，被认为是西办法学开展史上为数不多的“鸿篇巨造”。那本书在商务重版了4次，今天被译为《论法的精神》。
1931年，商务印书馆搜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等8本西方学术著做，出书了《严译名著丛书》。那套丛书几乎一本书代表一个社会学科，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常识分子。做为严译名著的读者之一，叶圣陶在《我和商务印书馆》一文中写道：“至于接触逻辑、进化论和西方的民主思维，也因为读了商务出书的严复的各类译本。我的情状绝非个此外，本世纪初的青年学生大致如斯。能够说，但凡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未曾遭到商务的影响，没有未读过商务的书刊的。”
假设说“严译名著”翻开了一代人的思惟眼界，那么冰心所喜好的“林译小说”则影响了一代文学家。林纾，那位不懂英文的翻译开山祖师，在翻译时需借助通晓外语的口译者，然后以文言形式笔述大量外国文学做品。他的译做包罗《巴黎茶花女遗事》（即《茶花女》）、《魔侠传》（即《堂吉诃德》）、《伊索寓言》、《鲁滨逊漂流记》等。
假设昔时有粉丝群，我们必定能在林纾的粉丝群中看到一串熠熠闪光的名字。冰心、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钱锺书，都有一段经由林译著做接触西方文学的汗青。钱锺书回忆：“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率领我进了一个新六合，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冰心忆及少年时对林译小说的痴迷时说：“那些书中的句子，至今我还能背下来！”
沈雁冰变革《小说月报》
是的，商务不只编印教科书，翻译出书西方文学和学术著做，还编纂出书了许多社会科学杂志。此中，1904年兴办的《东方杂志》影响更大，曲至1949年才停办。梁漱溟是《东方杂志》的忠实读者，曾给杂志投稿颁发了文章，文章被蔡元培看到，请他往了北大教书。此外，还有《教导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等，一时之间，商务仿佛成了全国屈指可数的先辈思惟和文化传布中心。
有人将商务印书馆与北大并称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然而，在新文化运动中，两者的表示却判若泾渭。北大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镇，比拟之下，身处上海的商务显得波涛不兴，以致于北大的陈独秀、罗家伦一度将锋芒曲指商务主办的杂志。
1919年4月1日，《新潮》刊发了罗家伦的文章《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文章锋利地责备，《教导杂志》是“最厌恶的”，《学生杂志》“是一种极不胜的课艺杂志”；《妇女杂志》“专说些喊女子当须眉奴隶的话”；至于《东方杂志》，“那个上下古今派的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实是八门五花，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其实不配。”
此时，已经改任商务印书馆司理的张元济，显然也感触感染到了新文化冲击的压力。
1920年11月下旬，一位名喊沈雁冰的年轻编纂，被时任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请到会客室谈话。他被委以重任，担任《小说月报》的新主编，负责改革杂志。七年后大革命失败时，那个年轻人被迫隐居上海，以“茅盾”为笔名颁发了小说《破灭》。
供职于商务印书馆期间的沈雁冰。摄于涵芬楼花园。
沈雁冰其时只觉突然，后来，他才晓得，就在那场谈话前不久，高梦旦和张元济曾经北上，和郑振铎等人见过面。郑振铎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那时正在筹备文学研究会，那个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影响和奉献更大的文学社团之一。
恰是在此次碰头后，张元济和高梦旦决定全面改革《小说月报》，而沈雁冰被选为了翻开缺口的人。高梦旦客气地问沈雁冰有什么定见，没想到，年仅25岁的文艺青年沈雁冰竟然提出了三条大刀阔斧的要求：一是现存稿子都不克不及用；二是杂志全数从四号字改为五号字；三是馆方应让他全权处事，不克不及干预他的编纂方针。对此，高梦旦全数应允。
那些前提看似简单，其实蕴含了一个新文化兵士的决心。因为沈雁冰清点存稿后发现，前任主编买下的存稿足够刊用一年，那些旧稿都是其时“礼拜六派”旧文人的文章。旧稿一篇不消，意味着与旧文学的分裂。
1921年1月，《小说月报》以全新的面孔与读者碰头。第一期杂志就登载了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翟世英、王统照等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文章。从那一期起头，沈雁冰共编了二卷二十四期《小说月报》以及“俄国文学研究”等号外。短短两年内，《小说月报》从旧文学的碉堡酿成了新文学的阵地，而沈雁冰本人也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力量。
后来，已经成为闻名文学家茅盾的沈雁冰骄傲地回忆那段汗青：“全国的做家和翻译家，以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者，都把他们的辛勤奋动的果实投给《小说月报》。能够说，‘五四’以来的老一代闻名做家，都与《小说月报》有过密切的关系，像鲁迅、叶圣陶、冰心、王统照、郑振铎、胡愈之、俞平伯、徐志摩、墨自清、许地山等。”
“亚洲更大藏书楼”
1916年，沈雁冰初到商务时，曾对同事说：“我没有家庭承担。在此不为利不为名，只妄想涵芬楼躲书丰富，中外古今齐全，借此可读点书罢了。”工做之余，他在涵芬楼渡过了良多时间，在那里，他阅读了俄国文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册本，思惟发作巨变，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涵芬楼躲书，是沈雁冰抉择商务印书馆做为职业起点最垂青的一点，也是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对庇护传承中国古籍所做的一大奉献。
早在加盟商务之初，张元济就发现：编译所的编纂需要普遍的参考材料，然而彼时中国并没有公共藏书楼，只要躲书家私家拥有的躲书楼，每当编纂们想要查阅材料，“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因而，张元济起头考虑访求善本和闻名收躲家的躲书，为编译所成立一个参考材料藏书楼。
虽是为工做之便，但为了搜集各方珍躲，商务印书馆能够说不吝代价。1905年，皕宋楼躲书要对外变卖的动静传出，张元济立即找夏瑞芳筹议，欲购进那批躲书。皕宋楼是清末躲书家陆心源所有，为近代四大躲书楼之一，出格以宋、元版本数量之寡、价值之高驰誉遐迩。张元济早年不行一次慕名前去皕宋楼，但末未能获准一看。可想而知，得知动静的他心绪之冲动。那时，商务的本钱不外数十万元，夏瑞芳却大方地许诺了八万元，供张元济购书利用。遗憾的是，皕宋楼躲书最末以十万元出卖给了日本财阀岩崎男爵。
收买皕宋楼躲书失败，更促使张元济下定决心搜觅古籍，以“保留吾国数千年之文明”。翻阅他与友人的来往手札，我们不能不钦佩张元济搜觅古籍的苦心孤诣，除了通过商谈购置躲书楼图书，他还按期到书市觅访旧书，给旧书店老板留下本身的姓名，以便他们把搜集到的珍本古籍送上门，他以至还在本身寓所的门上贴了夺目的“收购旧书”标识表记标帜。
1909年，商务正式以“涵芬楼”为名成立藏书楼。“涵芬”，取涵盖芬芳、宽大伶俐之意。1924年，涵芬楼躲书到达46万余册。商务印书馆在此根底上，于宝山路总厂四周新造一幢五层大楼，由此建成了其时全上海甚至亚洲更大的藏书楼——东方藏书楼。更为宝贵的是，张元济决定将内部的东方藏书楼改为通俗参考藏书楼，于1926年正式对外开放。
躲书浩繁的东方藏书楼，从此成为实正可以开启民智的精神食粮。据统计，仅1929年，东方藏书楼迎来了近3万名读者，1930年读者已打破3.6万人。20多岁的青年巴金是东方藏书楼的常客，他曾满怀密意地写道：“固然我每次到那里往都要花几个铜板买门票，固然那里的处事人没有打出为国度做什么做什么的招牌，但是在那里我得到了一切的便当，使我不时觉得只要那才是为读者群众设的藏书楼。”
东方藏书楼
仅仅是将古籍善本保留在藏书楼，张元济还觉得不敷，在他看来，兵荒马乱的年代中，整理、影印、出书古籍，方能“使古书多传播一部”，“于保留上多一份效劳”。为此，1915年，他亲身牵头，起头酝酿整理和出书《四部丛刊》。《四部丛刊》囊括了古籍469种，网罗了多量宋、元、明各类善本和精手本。为了编好那套丛书，张元济以至特地前去日本，搜求我国流出的秘本秘笈。
早年在商务工做的编纂郑贞文，那时随张元济一路东渡日本。据他回忆，此行破费十多万元，他们拜候了日本的静嘉堂文库、内阁文库、东瀛文库，就连设在皇宫内的皇室藏书楼——日本宫内省图书寮，他们也想方设法得到容许，连续在藏书楼阅书三日。郑贞文写道：“张专看经、史、子、集方面，我则阅读文艺小说。初步选出后，征张附和，决定拟借书目，向图书治理员商借。由我们在东京预约的日本拍照技师，就馆内用特种拍照机逐张摄成小型底片，带回扩展，照所需规定尺寸，影印成书。”“三个多月间，除日曜日外每日不息地阅读古书，我和张配合起居，见他每晚必做条记至于深夜……”
1922年，《四部丛刊》初编出书，当即遭到国表里学者的喜爱和重视，好评如潮。随后，《四部丛刊续编》和《四部丛刊三编》别离于1934年和1935年影印出书。除此之外，《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古籍，一部接着一部，在张元济的主持下相继问世。时至今日，那些出书物仍是文史工做者查阅古籍的“必备东西”。
似乎是在跟动乱的乱世争夺时间，为了整理出书那些古籍，张元济忘我地工做着。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爪牙仍是伸进了上海，1932年，商务印书馆遭到了创业以来的更大灾难，张元济苦心成立的东方藏书楼被付之一炬。
商务印书馆拍照造版部
“中国现代出书从那里起头”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侵略者策动了一·二八事情。第二天，数架日本飞机从停靠在长江上的航空母舰起飞，疯狂轰炸上海市区，六枚炸弹准确地投到了位于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商务印书馆的总治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职工宿舍楼等，登时陷进一片火海。
几天后，总厂四周的东方藏书楼起火，熊熊猛火吞噬了其时亚洲更大的藏书楼。经此一劫，除了之前存放于金城银行保险库中的善本5300余册幸免外，东方藏书楼的全数躲书化为灰烬，大量贵重的善本、秘本毁于一旦。
过后统计，商务印书馆各项资产总计缺失1633万元，占公司总资产的80%。轰炸后几天，纸灰不断在上海市区上空飞扬，有些纸灰飘到了张元济家的院子里，其时已经65岁的他不由为之泪下，“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
那场灾难并非不测的“误炸”。过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曾说出过侵略者的实在专心：“销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要把商务印书馆那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久不克不及恢复。”
但是，侵略者的诡计并没有得逞，商务印书馆没有被那场灾难打垮。其时的商务总司理王云五亲手写下一幅口号，“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斗争”，张贴在商务印书馆的河南中路发行所门口。年过六十的张元济本已退居二线，大部门时间都在整理和点校古籍。关键时刻，他也赶回办公室，主持召开董事会告急会议，立志“一息尚存，仍当力求恢复”。
幸亏，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北平的两家工场尚能操纵。仅仅半年后，1932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就宣告复业，恢复了印刷消费。三个月后，商务“日出新书一种”。据统计，商务印书馆自成立至一·二八事情前的35年间，出书新书8000余种，而复业之后的四年内，“新出书的书已有三千六百余种”。
1933年，一套新的《复兴教科书》问世，以“复兴”为名，铭刻国难。统一年，东方藏书楼复兴委员会成立，张元济小我还为此捐资一万元，可惜，复建方案最末因抗战的全面发作而未能实现。
1937年，商务印书馆再次陷进炮火。跟着上海沦亡，商务不能不走上流离失所的战时之路，辗转于长沙、重庆、香港等地。
战争摧毁了商务的厂房和设备，但摧毁不了商务人“搀扶帮助教导为己任”的文化传承。在极其困苦的战争年代，商务印书馆仍坚守住了图书出书的文化根脉，共出书战时读物和一般册本2827种，教科书100多种，曲至迈进新中国。
1954年，商务印书馆迁至北京。
现在，商务印书馆大楼静静地屹立在王府井富贵的街道旁。走进它的大门，一层大厅内的两个鼓吹栏非分特别夺目，一个是“我们的做者”，一个是“我们的员工”。两个鼓吹栏几乎囊括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所有星光闪烁的名字，从清末维新运动期间的严复、梁启超，到新文化运动期间的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再到新中国教科书的奠定人叶圣陶、新中国第一任出书总署署长胡愈之，均名列此中。
紧挨着商务印书馆，还有一栋灰色而低调的小楼，名曰“涵芬楼书店”。书店二层的汗青陈列馆，如今正静静地讲述着商务印书馆“昌明教导、开启民智”的125年汗青。书店的纪念墙，骄傲地告诉来来往往的读者，“中国现代出书从那里起头”。而那副张元济先生题写的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功德仍是读书”，则像一位穿越光阴的白叟，娓娓道来一代代商务人传承百年的文化根脉与抱负。
参考书目：史春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常识文化的传布》，叶宋曼英《从翰林到出书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黄嗣《中国出书家夏瑞芳》，《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