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治学办法 之一
研究欧洲学术史的人晓得科学办法不是专讲办法论的哲学家所创造的，是尝试室里的科学家所创造的，不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倍根（Bacon）、弥儿（Mill）一班人倡议出来的，是格利赖（Galileo）、牛敦（Newton）、勃里斯来（Priestley）一班人实地试行出来的。即如世人所推为回纳论理的鼻祖的倍根，他不外曾倡议常识的适用和事实的重要，故略带着科学的精神。其实他所主张的办法，实行起来，全不克不及适用，决不克不及当“科学办法”的尊号。后来科学大兴旺，科学的办法已经成了一实在验室的公用品，故弥儿能把那时科学家所用的办法编理出来，称为回纳法的五种细则。但是弥儿的区分，依科学家的目光看来，仍然不是科学用来创造实理阐明天然的办法的全数。弥儿和倍根都把演绎法看得太轻了，认为只要回纳法是科学办法。近来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渐渐的懂得假设和证验都是科学办法所不成少的次要分子，渐渐的大白科学办法不但是回纳法，是演绎和回纳互相为用的，忽而回纳，忽而演绎，忽而又回纳；时而由个别事物到全称的公则，时而由全称的假设到个别的事实，都是不成少的。我们试看古今来几科学的大创造，即可大白那个事理。更浅一点，我们走进化学尝试室里往做完一小盒素材的定性阐发，也就能够大白科学的办法不但是回纳一项了。
欧洲科学兴旺了二三百年，曲到于今刚才有比力的圆满的科学办法论。那都是因为高谈办法的哲学家和创造办法的科学家历来不很接近，所以高谈办法的人至多不外能得到一点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趋向；所以创造科学办法和适用科学办法的人，也只顾他本身研究试验的利用，不克不及用哲学综合的目光把科学办法的各方面详尽表达出来，使人领会。哲学家没有科学的体味，决不克不及讲圆满的科学办法论。科学家没有哲学的兴致，也决不克不及讲圆满的科学办法论。
不单欧洲学术史能够证明我那两句话，中国的学术史也能够引来做证。
当印度系的哲学流行之后，中国系的哲学复兴之初，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办法论，就是一种逻辑。阿谁时候，程子到墨子的时候，禅宗流行，一个“禅”字几乎能够代表佛学。佛学中最讲究逻辑的几个宗派，如三论宗和法相宗都很不随便研究，经不起少许政府的摧残，就很陵夷了。只要那“明心见性，不立文字”的禅宗，仍然流行一世。但是禅宗的办法完满是主看的顿悟，决不是大都人“自悟悟他”的办法。宋儒最后有几小我曾摘用道士派关起门来虚造宇宙论的办法，如周濂溪、邵康节一班人。但是他们只造出几种道士气的宇宙看，其实不曾留下什么办法论。曲到后来宋儒把《礼记》里面一篇一千七百五十个字的《大学》提出来，刚才算是觅得了中国近世哲学的办法论。自此以后，曲到明代和清代，那篇一千七百五十个字的小书仍然是各家哲学争论的焦点。程、墨、陆、王之争，不消说了。曲到二十多年前康有为的《长兴学记》里还争论“格物”两个字事实如何讲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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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办法论，最重要的是“致知在格物”五个字。程子、墨子一派的讲解是：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期近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全国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全国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穿焉，则寡物之内外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墨子补《大学》第五章）
那一种“格物”说即是程、墨一派的办法论。那里面有几点很可重视。（1）他们把“格”字做“至”字解，墨子用的“即”字，也是“到”的意思。“即物而穷其理”是本身往到事物上觅出物的事理来。那即是回纳的精神。（2）“即凡全国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那是很伟大的期看。科学的目标，也不外如斯。小程子也说，“语其大至六合之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睬。”倘宋代的学者实能抱着那个目标做往，也许做出一些科学的功效。
但是那种办法何以没有科学的功效呢？那也有种种原因。（1）科学的东西器械不敷用。（2）没有科学利用的需要。科学虽不专为适用，但适用是科学开展的一个绝大原因。小程子临死时说，“道著用，便不是。”那种绝对非功用说，若何能使科学有兴旺的动机？（3）他们既不讲适用，又不克不及有地道的爱实理的立场。他们口说“致知”，但他们所期看的，并非那个物的理和阿谁物的理，乃是一种最初的绝对实理。小程子说，“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穿处。”又说，“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但理睬得多，天然豁然有觉悟处。”墨子上文说的“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穿焉，则寡物之内外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那都可证宋儒固然说“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们的目标其实不在今日明日格的那一事。他们所期看的是那“一旦豁然贯穿”的绝对的伶俐。那是科学的背面。科学所求的常识恰是那物那物的事理，其实不妄图那最初的无上伶俐。丢了详细的物理，往求那“一旦豁然贯穿”的大彻大悟，决没有科学。
再论那办法自己也有一个大缺点。科学办法的两个重要部门，一是假设，一是尝试。没有假设，便用不实在验。宋儒讲格物全不重视假设。如小程子说，“致知在格物，物来则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则意诚不动。”全国那有“不役其知”的格物？那是受了《乐记》和《淮南子》所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那种常识论的毒。“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看察，没有假设的阐明，也不消尝试的证明。那种格物若何能有科学的创造？
但是我们平心而论，宋儒的格物说，事实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回纳的精神。“即凡全国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一句话里，确实含有科学的根底。墨子一生有时颇能做一点实地的看察。我且举墨子《语录》里的两个例：
（1）今登高山而看，群山皆为海浪之状，即是水泛如斯。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
（2）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
（1）今登高山而看，群山皆为海浪之状，即是水泛如斯。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
（2）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
那两条都可见墨子颇能实行格物。他那种看察，断案虽不准确，已很可使人钦佩。西洋的地量学者，看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做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汗青的地量学。
清代治学办法 之二
起初小程子把“格物”的物字解做“语其大至六合之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又解做“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那个“物”的范畴，几乎是科学的范畴。但是当科学器械不齐全的时候，如许的科学野心，不单做不到，几乎是妄图。所以小程子本身先把“物”的范畴缩小了。他说“穷理亦多端，或读书批注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长短，或应接事物，处其当然：皆穷理也”。那是把“物”字缩到“穷经，应事，尚论前人”三项。后来墨子便依着小程子所定的范畴。墨子是一个读书极博的人，他的一生精神大半都用在“读书穷理”、“读书求义”上。他曾费了大时间把《四子书》、《四经》（《易》、《诗》、《书》、《春秋》）自汉至唐的注疏细细整理一番，删往那些太繁的和那些太讲欠亨的，又加上许多本身的观点，做成了几部简明贯穿的集注。那几部书，八百年来，在中国发作了莫大的权力。他在《大学》、《中庸》两部书上用力更多。每一部书有《章句》，又有《或问》，《中庸》还有《辑略》。他教人看《大学》的法子，“须先读本文，念得，次将《章句》来解本文，又将《或问》来参《章句》，须一一令记得，频频觅究，待他浃洽，既逐段晓得，未来统看温觅过，那方始是”。看那一条，能够想见墨子的格物办法在经学上的利用。
他那种办法是很繁琐的。在那禅学流行的时代，那种办法天然很受一些人的进攻。陆子责备他道：“易简时间末久大，收离事业竟浮沉。”“收离事业”就是墨子一派的“传注”时间。陆子本身说：“学苟知本，则《六经》皆我注脚。”又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他所说的“本”，就是本身的心。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他又说，“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须是隆师亲朋。”
墨子说，“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全国之物，莫不有理。”那是说“理”在物中，不在心内，故必需往逃求研究。陆子说，“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心就是理，理本在心中，故说“理不解自明”。那种学说和程、墨一系所说“即物而穷其理”的办法，底子上立于反对的地位。
后来明代王阳明也进攻墨子的格物办法。阳明说：
世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往用。我实在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全国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往格看。钱子早夜往穷格竹子的事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是精神不敷，某因自往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鼎力量往格物了！
王阳明如许嘲笑墨子的办法，固然太刻薄一点，其实是很实在的责备。墨子一系的人何尝实做过“即凡全国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的时间？墨子本身说：“夫全国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从“全国之物”缩小到“圣贤之书”，那一步可算跨得远了！
王阳明本身主张的办法大致和陆象山不异。阳明说：“心外无物。”又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又说：“如吾心发一念孝亲，即孝亲即是物。”他把“格”字当做“正”字解，他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回于正也。”他把“致知”解做“致吾心之良知”，故要人“于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为之，无有乎不尽；于其良知所知之恶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往之，无有乎不尽”。那就是格物。
陆、王一派把“物”的范畴限于吾心意念所在的事物，初看往似乎比程、墨一派的“物”的范畴缩小得多了。其实其实不然。程、墨一派高谈“即凡全国之物”，其实只要“圣贤之书”是他们的“物”。陆、王明明认可“格全国之物”是做不到的事，故把范畴收小，限制“意所在之事谓之物”。但是陆、王都主张“心外无物”的，故“意所在之事”一句话的范畴可大到无限，比程、墨的“圣贤之书”广阔得多了。还有一层，陆、王一派死力倡议小我良知的自在，故陆子说，“《六经》为我注脚”，王子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认为是也。”那种独立自在的精神即是学问改革的动机。
但是独立的思惟精神，也是不克不及零丁存在的。陆、王一派的学说，解放思惟的束缚是很有功的，但他们侧重主看的观点，不重物看的研究，所以不克不及得社会上一班人的信誉。我们在三四百年后看察程、墨、陆、王的争论，从汗青的线索上看起来，可得如许一个结论：“程、墨的格物论重视‘即物而穷其理’，是很有回纳的精神的。可惜他们存一种被动的立场，要想‘不役其知’，以求那豁然贯穿的最初一步。那一方面，陆、王的学说主张实理即在心中，抬高小我的思惟，用良知的原则来解脱‘传注’的束缚。那种主动的精神很能够弥补程、墨一派的被动的格物法。程、墨的回纳手续，颠末陆、王一派的解放，是中国粹术史的一大起色。解放后的思惟，从头又摘取程、墨的回纳精神，从头颠末一番‘朴学’的操练，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办法呈现，那又是中国粹术史的一大起色。”
清代治学办法 之三
中国旧有的学术，只要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朴学”一个名词包罗甚广，大体可分四部门：
（1）文字学（ Philology）。包罗字音的变迁，文字的假借通转等等。
（2）训诂学。训诂学是用科学的办法，物看的证据，来阐明古书文字的意义。
（3）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校勘学是用科学的办法来校正古书文字的错误。
（4）订正学（Higher Criticism） 。订正学是考定古书的实伪，古书的著者，及一切关于著者的问题的学问。
（1）文字学（ Philology）。包罗字音的变迁，文字的假借通转等等。
（2）训诂学。训诂学是用科学的办法，物看的证据，来阐明古书文字的意义。
（3）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校勘学是用科学的办法来校正古书文字的错误。
（4）订正学（Higher Criticism） 。订正学是考定古书的实伪，古书的著者，及一切关于著者的问题的学问。
因为范畴很广，故不随便觅一个总包各方面的类名。“朴学”又称为“汉学”，又称为“郑学”。那些名词都不非常满人意。比力起来，“汉学”两个字固然不当，但很能够代表那时代的汗青布景。“汉学”是关于“宋学”而言的。因为其时的学者不称心于宋代以来的性理空谈，故抬出汉儒来，想压服宋儒的招牌。因而，我们暂时沿用那两个字。
“汉学”那个名词很可表达那一派学者的公同趋势。那个公同趋势就是不称心于宋代以来的学者用主看的观点来做考古学问的办法。那种消极方面的动机，起于经学上所发作的问题，后来刚才渐渐的扩大，酿成上文所说的四种科学。如今且先看汉学家所进攻的几种办法：
（1）随意改古书的文字。
（2）不懂古音，用后世的音来读古代的韵文，硬改古音为“叶音”。
（3）增字解经。例如解“致知”为“致良知”。
（4）看文生义。例如《论语》“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本有错误，故“而”字讲欠亨，宋儒硬解为“耻者，不敢尽之意，过者，欲有余之辞”，却不晓得“而”字是“之”字之误（皇侃本如斯）。
（1）随意改古书的文字。
（2）不懂古音，用后世的音来读古代的韵文，硬改古音为“叶音”。
（3）增字解经。例如解“致知”为“致良知”。
（4）看文生义。例如《论语》“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本有错误，故“而”字讲欠亨，宋儒硬解为“耻者，不敢尽之意，过者，欲有余之辞”，却不晓得“而”字是“之”字之误（皇侃本如斯）。
那四项不外是略举几个更大的缺点。如今且举汉学家纠正那种主看的办法的几个例。唐明皇读《尚书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觉得下文都协韵，何以那两句不协韵，于是下敕改“颇”为“陂”，使与义字协韵。顾炎武研究古音，认为唐明皇改错了，因为古音“义”字本读为我，故与颇字协韵。他举《易象传》“鼎耳革，失其义也；覆公 ，信若何也”，又《礼记表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证明义字本读为我，故与左字、何字、颇字协韵。
又《易小过》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墨子说当做“弗过遇之”。顾炎武引《易离》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来证明“离”字古读如罗，与过字协韵，原来不错。
“看文生义”的例如《老子》“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王弼与河上公都把“施”字当做“施为”解。王念孙证明“施”字当读为“迤”，做邪字解。他举的证据甚多：（l）《孟子离娄》，“施从良人之所之”，赵岐注，“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迤。（2）《淮南齐俗训》，“往非者，非批邪施也”，高诱注，“施，微曲也”。（3）《淮南要略》，“接径曲施”，高注，“施，邪也”。以上三证，证明施与迤通，《说文》说，“迤，袤行也。”（4）《史记贾生传》，“庚子日施兮”，《汉书》写做“日斜兮”。（5）《韩非子》的《解老》篇解《老子》那一章，也说，“所谓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谓貌施也者，邪道也。”以上两证，证明施字做邪字解。那种考证法还不令人心服吗？
那几条随意举出的例，能够表达汉学家的办法。他们的办法的底子看念能够分隔来说：
（1）研究古书，并非不准人有独立的观点，但是每立一种新观点，必需有物看的证据。
（2）汉学家的“证据”完满是“例证”。例证就是举例为证。看上文所举的三件事，即可大白“例证”的意思了。
（3）举例做证是回纳的办法。举的例不多，即是类推（Analogy）的证法。举的例多了，即是合理的回纳法（ Induction）了。类推与回纳，不外是水平的区别，其实他们的性量是底子不异的。
（4）汉学家的回纳手续不是完全被动的，是很能用“假设”的。那是他们和墨子大不不异之处。他们所以能举例做证，正因为他们看察了一些个别的例之后，脑中先已有了一种假设的公则，然后用那公则所包容的例来证同类的例。他们现实上是用个别的例来证个别的例，精神上其实是把那些个别的例所代表的公则，演绎出来。故他们的办法是回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办法。如上文所举的第一件事，顾炎武研究了许多例，得了“凡义字古音皆读为我”的公则。那是回纳。后来他遇着“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一个例，就用那个公则来阐明他，说那个义字古音读为我，故能与颇字协韵。那是公则的利用，是演绎法。既是一条公则，应该总括一切“义”字，故必需举出那条“义读为我”的例，来证明那条“假设”确实是一条公则。印度因明学的三收，有了“喻体”（大前提），还要加上一个“喻依”（例），就是那个事理。
清代治学办法 之四
我如今且举几个最精巧的长例来表达汉学家的科学办法。清代汉学的功效，要算文字学的音韵一部门为更大，故我先举钱大昕考定古今音变迁的一条例。钱氏于古音学上有两大创造，一是“古无轻唇音”，一是“古无舌头舌上之分”。前一条我已引在我的《中国哲学史纲领》里了。如今且举他的“古无舌头舌上之分”一条。舌上的音如北方人读“知”、“彻”、“澄”三组的字都是舌上音。舌头音为“端”、“透”、“定”三组的字（西文的DT两母的字）。钱氏创造现读舌上音的字古音都读舌头的音。他举的例如下：
（1）《说文》，“冲读若动”。《书》“惟予冲人”，《释文》“曲忠切”。古读曲如特，冲子犹孺子也。字母家不识古音，读冲为虫，不知古读虫亦好像也。《诗》“蕴隆虫虫”，《释文》，“曲忠反”；徐，“徒冬反”。《尔雅》做爞爞，郭，“都冬反”。《韩诗》做烔，音徒冬反。是虫与同，音不异。
（2）古音中如得。《三仓》云，“中，得也。”《史记封禅书》“康后与王不相中”；《周勃传》“子胜之尚公主，不相中”。小司马皆训为得。
（3）古音陟如得。《周礼》“太卜掌三梦之法，……三曰咸陟”。注，“陟之言得也，读如王德翟人之德”。
（4）古音赵如。《诗》“其镈斯赵”，《释文》，“徒了反”。《周礼考工记》注引此做“其镈斯”，大了反。《荀子》杨倞注，“赵读为掉”。
（5）古音曲如特。《诗》“实惟我特”，《释文》，“《韩诗》做曲，云相当值也”。《檀弓》“行并植于晋国”，注，“植或为特”。《王造》“天子”，《释文》“音特”。
（6）古音竹如笃。《诗》“绿竹猗猗”，《释文》“《韩诗》做，音徒沃反”，与笃音附近，皆舌音也。笃竹并从竹得声。《论语》“君子笃于亲”，《汗简》云，“古文做竺”。《书》“笃不忘”，《释文》“本又做竺”。《释诂》，“竺，厚也”，《释文》“本又做笃”。《汉书西域传》，“无雷国北与捐毒接”，师古曰，“捐毒即身毒，天毒也”。《张骞传》，“吾贾人转市之身毒国”，邓展曰，“毒音督”，李奇曰，“一名天竺”。《后汉书杜笃传》，“摧天督”，注，“即天竺国”。然则竺、笃、毒、督，四字同音。
（7）古读猪如都。《檀弓》“洿其宫而猪焉”，注，“猪，都也，南方谓都为猪”。《书》，“大野既猪”，《史记》做既都。“荣波既猪”，《周礼注》引做“荣播既都”。
（8）古读逃如堆。《郊特牲》， “母逃”，《释文》“多雷反”。《枚乘七发》，“逾岸出逃”，李善注，“逃古堆字”。
（9）古读倬如菿。《诗》“倬彼甫田”，《韩诗》做菿。
（10）古读枨如棠。孔子门生申枨，《史记》做申棠。……因枨有棠音，可悟古读“长”丁丈切，与党音类似，恰是音和，非类隔。
（11）古读池如沱。《诗》“滮池北流”，《说文》引做“滮沱”。《周礼》职方氏，“并州，其川虖池”；《礼记》“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即滮沱之异文。
（12）古读廛如坛。《周礼》廛人，注，“故书廛为坛，杜子春读坛为廛”。“载师以廛里任国中之地”，注，“故书廛或为坛，司农读为廛”。
（13）古读秩如。《书》“平秩东做”，《说文》引做，从丰，弟声。……凡从失之字，如跌、迭、瓞、蛈、，皆读舌音，则秩亦有迭音可信也。
（14）侄娣本双声字。《公羊释文》“侄，大结反，娣，大计反”，此古音也。《广韵》，侄有“徒结”、“曲一”两切。
（15）古读陈如田。《说文》“田，陈也”。陈完奔齐，以国为氏，而《史记》谓之田氏，是古田陈同声。
（1）《说文》，“冲读若动”。《书》“惟予冲人”，《释文》“曲忠切”。古读曲如特，冲子犹孺子也。字母家不识古音，读冲为虫，不知古读虫亦好像也。《诗》“蕴隆虫虫”，《释文》，“曲忠反”；徐，“徒冬反”。《尔雅》做爞爞，郭，“都冬反”。《韩诗》做烔，音徒冬反。是虫与同，音不异。
（2）古音中如得。《三仓》云，“中，得也。”《史记封禅书》“康后与王不相中”；《周勃传》“子胜之尚公主，不相中”。小司马皆训为得。
（3）古音陟如得。《周礼》“太卜掌三梦之法，……三曰咸陟”。注，“陟之言得也，读如王德翟人之德”。
（4）古音赵如。《诗》“其镈斯赵”，《释文》，“徒了反”。《周礼考工记》注引此做“其镈斯”，大了反。《荀子》杨倞注，“赵读为掉”。
（5）古音曲如特。《诗》“实惟我特”，《释文》，“《韩诗》做曲，云相当值也”。《檀弓》“行并植于晋国”，注，“植或为特”。《王造》“天子”，《释文》“音特”。
（6）古音竹如笃。《诗》“绿竹猗猗”，《释文》“《韩诗》做，音徒沃反”，与笃音附近，皆舌音也。笃竹并从竹得声。《论语》“君子笃于亲”，《汗简》云，“古文做竺”。《书》“笃不忘”，《释文》“本又做竺”。《释诂》，“竺，厚也”，《释文》“本又做笃”。《汉书西域传》，“无雷国北与捐毒接”，师古曰，“捐毒即身毒，天毒也”。《张骞传》，“吾贾人转市之身毒国”，邓展曰，“毒音督”，李奇曰，“一名天竺”。《后汉书杜笃传》，“摧天督”，注，“即天竺国”。然则竺、笃、毒、督，四字同音。
（7）古读猪如都。《檀弓》“洿其宫而猪焉”，注，“猪，都也，南方谓都为猪”。《书》，“大野既猪”，《史记》做既都。“荣波既猪”，《周礼注》引做“荣播既都”。
（8）古读逃如堆。《郊特牲》， “母逃”，《释文》“多雷反”。《枚乘七发》，“逾岸出逃”，李善注，“逃古堆字”。
（9）古读倬如菿。《诗》“倬彼甫田”，《韩诗》做菿。
（10）古读枨如棠。孔子门生申枨，《史记》做申棠。……因枨有棠音，可悟古读“长”丁丈切，与党音类似，恰是音和，非类隔。
（11）古读池如沱。《诗》“滮池北流”，《说文》引做“滮沱”。《周礼》职方氏，“并州，其川虖池”；《礼记》“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即滮沱之异文。
（12）古读廛如坛。《周礼》廛人，注，“故书廛为坛，杜子春读坛为廛”。“载师以廛里任国中之地”，注，“故书廛或为坛，司农读为廛”。
（13）古读秩如。《书》“平秩东做”，《说文》引做，从丰，弟声。……凡从失之字，如跌、迭、瓞、蛈、，皆读舌音，则秩亦有迭音可信也。
（14）侄娣本双声字。《公羊释文》“侄，大结反，娣，大计反”，此古音也。《广韵》，侄有“徒结”、“曲一”两切。
（15）古读陈如田。《说文》“田，陈也”。陈完奔齐，以国为氏，而《史记》谓之田氏，是古田陈同声。
钱氏所举的例，不行那十五个，我不克不及全抄了。看他每举一个例，必先证明阿谁例；然后从那些证明了的例上求出那“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的大公则。那里面有几层的回纳，和几层的演绎。他从《诗释文》、《檀弓注》、《王造释文》各例上觅出“古读曲如特”的一条公则，即是一层回纳。他用同样的办法往觅出“古读竹如笃”、“古读猪如都”等等公则，即是十几次的回纳。然后把那许多公则贯穿综合起来，求出“古读舌上音皆为舌头音”的大公则，即是一层大回纳。颠末那层大回纳之后，有了那个大公则，再看那个公则有没有破例。如字书读冲为虫，他即可利用那条大公则，说虫字古时也读如“同”。那是演绎。他怕演绎的证法还不克不及使人心服，故又往觅个别的例，如虫字的“曲忠”和“都冬”两切，证明虫字古读好像。那又是回纳了。
那是汉学家研究音韵学的办法。三百年来的音韵学所以能成一种有系统有价值的科学，正因为那些研究音韵的人，自顾炎武曲到章太炎都能用那种科学的办法，都能有那种科学的精神。
清代治学办法 之五
我再举一个训诂学的例。清代讲训诂的办法，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两人，刚才齐全。二王以后，俞樾、孙诒让一班人都跳不出他们两人的范畴。王氏父子所著的《经传释词》，可算得清代训诂学家所著的最有统系的书，故我举的例也是从那部书里来的。前人注书最讲欠亨的，就是古书里所用的“虚字”。“虚字”在文法上的感化更大，最重要。前人没有文法学上的名词，一切统称为“虚字”（语词、语助词等等），已经是很大的缺点了。不意有一些学者竟把那些“虚字”当做“实字”用，如“言”字在《诗经》里常做“而”字或“乃”字解，都是虚字，被毛公、郑玄等解做代名词的“我”字，便更讲欠亨了。王氏的《经传释词》全用回纳的办法，举出无数的例，分类排比起来，看出不异的性量，然后下一个断案，定他们的文法感化。我要举的例是用在句中或句首的“焉”字。
“焉”字用在句尾，是很通俗的用法。例如“殆有甚焉”，“必有事焉”，都做“于此”解，那是很随便的。但是“焉”字又经常用在一句的中间或一句的起首，他的功用等于“于是”、“乃”、“则”一类的状词，可能是表时间的关系，有时还带着一点因果的关系。王氏举的例如下：
（1）《礼记月令》，“命船牧覆船，五覆五反，乃告船备具于天子，天子焉（于是）始搭船”。
（2）《晋语》，“尽逐群令郎，乃立奚齐，焉（于是）始为令于国”。
（3）《墨子鲁问》，“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于是）始为船战之器”。
（4）《山海经大荒西经》，“夏后开焉（于是）始得歌九招”。
（5）《祭法》，“坛有祷，焉（则）祭之；无祷乃行”。
（6）《三年问》，“故先王焉（乃）为之立中造节”。
（7）又，“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8）《大戴礼王言》篇，“七教修，焉（乃）能够守；三至行，焉（乃）能够征”。
（9）《曾子造言》篇，“有知，焉（乃）谓之友；蒙昧，焉谓之主”。
（10）《齐语》，“乡有良人，焉（乃）认为军令”。
（11）《吴语》，“吾道路悠远，必无有二命，焉（乃）能够济事”。
（12）《老子》，“信不敷，焉（于是）有不信”。
（13）《管子幼官》篇，“胜无非义者，焉（乃）能够为大胜”。
（14）又《揆度》篇，“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乃）不穷”。
（15）《墨子亲士》篇，“焉（乃）能够长生保国”。
（16）又《兼爱》，“必知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
（17）又《非攻》，“汤焉（乃）敢奉率其寡以乡有夏之境”。
（18）《庄子则阳》篇，“君为政，焉（乃）勿粗莽；治民，焉（乃）勿灭裂”。
（19）《荀子议兵》篇，“若赴水火，进焉（则）焦没耳”。
（20）又，“常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乃）行矣”。
（21）《离骚》，“驰椒邱且焉（于是）行息”。
（22）《九章》，“焉（于是）洋洋而为客”，“焉（于是）舒情而抽信兮”。
（23）《九辩》，“国有骥而不知乘兮，焉（乃）皇皇而更索”。
（24）《招魂》，“巫阳焉（乃）下招曰”。
（25）《远游》，“焉（乃）逝以踌躇”。
（26）僖十五年《左传》，“晋于是乎做爰田，晋于是乎做州兵”。《晋语》做“焉做辕田，焉做州兵”。是“焉”与“于是”同义。
（27）《荀子礼论》篇，“三者偏亡，焉无安人”。《史记礼书》用此文，焉做则。《老子》，“故贵以身为全国，则可寄全国”。《淮南道应训》引此，则做焉。是“焉”与“则”同义。
（1）《礼记月令》，“命船牧覆船，五覆五反，乃告船备具于天子，天子焉（于是）始搭船”。
（2）《晋语》，“尽逐群令郎，乃立奚齐，焉（于是）始为令于国”。
（3）《墨子鲁问》，“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于是）始为船战之器”。
（4）《山海经大荒西经》，“夏后开焉（于是）始得歌九招”。
（5）《祭法》，“坛有祷，焉（则）祭之；无祷乃行”。
（6）《三年问》，“故先王焉（乃）为之立中造节”。
（7）又，“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8）《大戴礼王言》篇，“七教修，焉（乃）能够守；三至行，焉（乃）能够征”。
（9）《曾子造言》篇，“有知，焉（乃）谓之友；蒙昧，焉谓之主”。
（10）《齐语》，“乡有良人，焉（乃）认为军令”。
（11）《吴语》，“吾道路悠远，必无有二命，焉（乃）能够济事”。
（12）《老子》，“信不敷，焉（于是）有不信”。
（13）《管子幼官》篇，“胜无非义者，焉（乃）能够为大胜”。
（14）又《揆度》篇，“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乃）不穷”。
（15）《墨子亲士》篇，“焉（乃）能够长生保国”。
（16）又《兼爱》，“必知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
（17）又《非攻》，“汤焉（乃）敢奉率其寡以乡有夏之境”。
（18）《庄子则阳》篇，“君为政，焉（乃）勿粗莽；治民，焉（乃）勿灭裂”。
（19）《荀子议兵》篇，“若赴水火，进焉（则）焦没耳”。
（20）又，“常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乃）行矣”。
（21）《离骚》，“驰椒邱且焉（于是）行息”。
（22）《九章》，“焉（于是）洋洋而为客”，“焉（于是）舒情而抽信兮”。
（23）《九辩》，“国有骥而不知乘兮，焉（乃）皇皇而更索”。
（24）《招魂》，“巫阳焉（乃）下招曰”。
（25）《远游》，“焉（乃）逝以踌躇”。
（26）僖十五年《左传》，“晋于是乎做爰田，晋于是乎做州兵”。《晋语》做“焉做辕田，焉做州兵”。是“焉”与“于是”同义。
（27）《荀子礼论》篇，“三者偏亡，焉无安人”。《史记礼书》用此文，焉做则。《老子》，“故贵以身为全国，则可寄全国”。《淮南道应训》引此，则做焉。是“焉”与“则”同义。
那种办法，先搜集许多同类的例，比力参看，觅出一个大公则来：完满是回纳的办法。但是以我本身的体味看起来，那种办法实行的时候，决不克不及比及把那些同类的例都搜集齐了，然后下一个大断案。当我们觅得几条少数同类的例时，我们心里已起了一种假设的公则。有了那个假设的公则，若再遇着同类的例，便把已有的假设往阐明他们，看他能否把所有同类的例都阐明的称心。那就是演绎的办法了。演绎的成果，若能足够称心，阿谁假设的公则便成了一条已证明的定理。如许的办法，由几个（有时只须一两个）同类的例引起一个假设，再求一些同类的例往证明阿谁假设能否实能成立：那是科学家常用的办法。假设的用途就是能使回纳法适用时非分特别经济，非分特别省力。但凡科学上能有所创造的人，必然是富于假设的才能的人。宋儒的格物办法所以没有效果，都因为宋儒既想格物，又想“不役其知”。不役其知就是不消假设，完全用一种被动的立场。那样的用法，决不克不及有科学的创造。因为不克不及提出假设的人，严厉说来，竟可说是不克不及利用回纳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回纳的办法并非教人看察“凡全国之物”，并非教人看察参差不齐的个别事物；回纳法的实义在于教人“举例”，在于使人于参差不齐的事物里面觅出一些“类似的事物”。当他“举例”时，心里必已有了一种假设。如钱大昕举冲中、陟、曲赵、竺等字时，他先已有了一种“类”的看念，先有了一种假设。否则，他为什么不举此外整千整万的字呢？又如王氏讲“焉”字的例，他若先没有一点假设，为什么单排出那些句中和句首的“焉”字呢？汉学家的长处就在他们有假设公则的才能。因为有假设的才能，又能处处求证据来证明假设的长短，所以汉学家的训诂学有科学的价值。道光年间有个方东树做了一部《汉学商兑》，死力进攻汉学家，但他关于高邮王氏的《经义述闻》，也不克不及不钦佩，不克不及不说“实足令郑、墨俛首，自汉、唐以来未有其比”。那可见汉学家的办法精巧，就是宋学的死党也不克不及不心服了。
清代治学办法 之六
我在上文已举了音韵学和训诂学的例，我如今再举清代校勘学做例。古书被后人誊写刻印，很不免往错抄错刻的弊端。譬如我做了一篇一百字的文章，写好之后，我本身校看一遍，没有错字。那个原稿可喊做“甲”。我的书记重抄一篇，送登《北京大学月刊》。因为“甲”是用草字写的，手本“乙”误认了一个字，遂抄错了一个字。那篇“乙”稿拿往付梓，商务印书馆的排工又排错了一字；那个印本，可喊做“丙”。那三个簿本的“可靠性”有如下的比例：
“甲”本，100；“乙”本，99；“丙”本，97.02。
那一个簿本，只颠末三手，已比本来削减2.98的可靠性了。何况古代的著做，颠末了一两千年的传抄翻印，那能保得住没有错误呢。校勘学的发作，只是要救正那种“日读误书”的求助紧急。但是那种校勘的时间，初看似乎很随便，其实实不随便。譬如上文说的“丙”本，只须觅着我的“甲”本，细细校对一遍，就可校正了。但是那种随便的校勘是不常有的。有些古书并没有本来可用来校对，所有的古本，无论如何古，毕竟是手本。有时一部书只要一个传本，并没有第二本。校书的人既不成随意乱改古书，又不成穿凿附会，牵强讲解（说详本篇第四章），自不克不及不消精巧的办法，准确的证据，刚才能使人心服。清代的校勘学所以能使人心服，正为他用的是科学的办法。
校勘学的办法可分两层说。第一是根据，第二是评判，根据是校勘时用来做比力参考的底本。根据大约有五种：（1）根据最古的簿本。例如阮元的《论语注疏校勘记》引据的簿本是：《汉石经残字》、《唐石经》、《宋石经》皇侃《义疏》、《高丽本》（据陈鳣《论语古训》引的）、《十行本》（宋刻的，元明修补的）、《闽本》（明嘉靖时刊）、《非监本》（明万历时刊）、《毛本》（明崇祯时刊）共计九种古本。（2）根据古书里引用本书的文句。例如《群书治要》、《承平御览》等书引了许多古书，能够用做参考。又如阮元校勘《论语》“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一句，先说：“皇本，高丽本，而做之；行下有也。”那是前一种的根据。阮元又说：“按《潜夫论寒暄篇》，孔子疾夫言之过其行者，亦做之字。”那是第二种根据。又如《荀子天论》，“表里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那四项是平等的，不妥夹一个“则”字。《韩诗别传》有那一段，没有“则”字；《群书治要》引的，也没有“则”字。故王念孙根据那两书，说“则”字是衍文。（3）根据本书通行的编制。最明显的例是《墨子小取》篇，“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第二个“也”字，初看似乎无意思，故毕沅校《墨子》，便删了那个字。王念孙后来发现“《墨子》书通以也为他”一条常规，故说那个“也”字也是“他”字：“举他物以明此物谓之譬”，那就大白了。他的儿子王引之又用那条常规来校《小取》篇“无也故焉”的“也”字也是“他”字；又“无故也焉”一句也应该纠正为“无也故焉”，那“也”字也是“他”字。后来我校《小取》篇，“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两句，也用那条常规来把第一和第三个“也”字都读做“他”字。（4）根据古注和古校本。古校本最重要的莫如陆德明的《典范释文》。古注自汉以来多极了，不克不及遍举。我且举两个利用的例。《易系辞传》，“拟之然后言，议之然后动”，议字其实讲欠亨。《释文》云，“陆姚、桓元、荀柔之做仪。”“仪”字做效法解，与“拟”字并列，便讲得通了。《系辞》又有“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我不懂得此处何故单说“吉”，不说“吉凶”。后来我读孔颖达《正义》说“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则无也”，刚才晓得唐初的人还见过有“凶”字的簿本，可据此校改。后来我读《汉书楚元王传》，“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此又可证我的前说。（5）根据古韵。我引王念孙《读书杂志》一段做例：
《淮南子原道训》，“是故无所私而无所公，靡滥振荡，与六合鸿洞；无所左而无所右，蟠委错 ，与万物始末”。案始末当做末始（上文云，“水流而不行，与万物末始”）。公洞为韵。右始为韵（右古读若“以”，说见《唐韵正》）。若做始末，则失其韵矣。《俶实训》，“若夫实人则动溶于至虚而游于消亡之野，骑蜚廉而从敦圄，驰于外方（外方据道躲本；各本做方外），休乎宇内，烛十日而使风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织女”。案“宇内”当为“内宇”（内宇犹宇内也，若林中谓之中林，谷中谓之中谷矣）。内宇与外方相对为文。宇与野、圄、雨、父、女，为韵（野古读若“墅”，说见《唐韵正》），若做“宇内”则失其韵矣。
《说林》篇，“无乡之社，易为黍肉；无国之稷，易为求福。”案“黍肉”当做“肉黍”。后人以肉与福韵相协，故改为“黍肉”。不知福字古读若逼，不与肉为韵也。社黍为韵（社古读若墅。《说文》，社从示，上声。《甜誓》，“不消命戮于社”，与祖为韵。《郊特牲》，“而君亲警社”，与赋、旅、伍，为韵。《左传》闵二年，成季将生卜辞，“闲于两社”，与辅为韵。《管子揆度》篇，“杀其身以衅其社”，与鼓、父，为韵），稷福为韵。若做黍肉，则失其韵矣。
《淮南子原道训》，“是故无所私而无所公，靡滥振荡，与六合鸿洞；无所左而无所右，蟠委错 ，与万物始末”。案始末当做末始（上文云，“水流而不行，与万物末始”）。公洞为韵。右始为韵（右古读若“以”，说见《唐韵正》）。若做始末，则失其韵矣。《俶实训》，“若夫实人则动溶于至虚而游于消亡之野，骑蜚廉而从敦圄，驰于外方（外方据道躲本；各本做方外），休乎宇内，烛十日而使风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织女”。案“宇内”当为“内宇”（内宇犹宇内也，若林中谓之中林，谷中谓之中谷矣）。内宇与外方相对为文。宇与野、圄、雨、父、女，为韵（野古读若“墅”，说见《唐韵正》），若做“宇内”则失其韵矣。
《说林》篇，“无乡之社，易为黍肉；无国之稷，易为求福。”案“黍肉”当做“肉黍”。后人以肉与福韵相协，故改为“黍肉”。不知福字古读若逼，不与肉为韵也。社黍为韵（社古读若墅。《说文》，社从示，上声。《甜誓》，“不消命戮于社”，与祖为韵。《郊特牲》，“而君亲警社”，与赋、旅、伍，为韵。《左传》闵二年，成季将生卜辞，“闲于两社”，与辅为韵。《管子揆度》篇，“杀其身以衅其社”，与鼓、父，为韵），稷福为韵。若做黍肉，则失其韵矣。
以上五项是校勘学的根据。但是那几种根据都有随便致误的求助紧急。先说古本。我们所有的“古本”，已不知是颠末了几次口授手写的手本了，此中难保没有错误。近人最崇敬宋版的书，其实宋版也有好坏，未必都可用做根据。次说古书转引本书的文句，也有两大求助紧急。第一，引书的人未必字字按照原文，往往随意增减字句。第二，初引或不误，后来传抄翻印，不免没有错误。次说本书的常规，也许著书的人偶尔变例。次说古注与古校本。古校本往往有许多种差别的，事实应该从那一个校本。古注本也有被后人妄改了的。例如《老子》二十三章，“信不敷焉，有不信焉”。那句本当做“信不敷，焉有不信”。（看上文第六节）故王弼注云，“忠信不敷于下，焉有不信也。”（此据《永乐大典》本）但今本王注改做“忠信不敷于下焉，有不信焉”，那便不成话了。最初说古韵的根据，有时也随便致误。我且引一条最可重视的例：
《易经·剥·象传》：“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末不成用也。”又《丰象传》，“丰其沛，不成大事也；折其右肱，末不成用也。”那两条的韵很不随便阐明。顾炎武做《易音》，竟不懂“用”何以能与“载”“事”为韵。杨宾实说，两“用”字皆“害”字之误。卢文弨附和此说，说：“害在十四泰，载在十九代，事在七志，古韵皆得相通。古害字做，故易与‘用’字相混。”
孙驳他道：“凡《易》言君子小人者，其事皆相反。君子得舆，小人剥庐，亦取相反之义，……非谓小人不克不及害君子也。右肱为人之所用，右肱折则末不成用，……折肱则害及肱矣，何言末不成害乎？今案‘用’读为‘以’。《苍颉》篇，‘用，以也’。用与以声近而义同，故用可读为以。犹‘集’与‘就’声近而义同，故集可读为就；‘戎’与‘汝’声近而义同，故戎可读为汝也。……《剥象传》以灾、尤、载、用，为韵；《丰象传》以灾、志、事、用，为韵，……于古音并属‘之’部。……若‘害’字则从丰声，丰读若介，于古音属‘祭’部，……（在诸经中，与害为韵者）凡发、拨、大、达、败、晰、逝、外、未、说、辖、迈、卫、烈、月、揭、竭、世、艾、岁等字，皆属‘祭’部。遍考群经《楚辞》，未有与‘之’部之灾、尤、载、志、事等字同用者。至于《老》、《庄》诸子，无不皆然。是害与灾、尤、载、志、事，五字，一属‘祭’部，一属‘之’部，两部绝不相通。”（《经义述闻》卷二）
因为那些根据都随便弄错，故校勘学不克不及端赖根据。校勘学的重要时间在于“评判”。校勘两字都是法令的名词，都含有审讯的意思；英文“Textual Criticism”译言“簿本的评判”。我们望文生义，可知校勘学决不但靠簿本或他种的根据，可知校勘重在细心的揣度。上文王念孙校一个“用”字，即是评判的时间。段玉裁有《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一篇，说那个事理最大白：
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长短之难。长短有二：曰底本之长短，曰立说之长短。必先定其底本之长短，然后可断其立说之长短。二者不分，如治丝而棼，如算之淆乱其法量，而瞀乱甚至不成理。
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
《周礼轮人》：“看而视其轮，欲其幎尔而下迤也。”自《唐石经》以下各本皆做“下迤”。唐贾氏做“不迤”。故《疏》曰：“不迤者，谓辐上至毂，两两相当，耿直不旁迤，故曰不迤也。”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做“下迤”（“下迤者，谓辐上至毂，两两相当，耿直不旁迤，故曰下迤也），其语绝无文理，则非贾文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经《注》者，改《疏》之“不”字合经之“下”字，所仍之经非贾氏之经本也。然则经本有二，“下”者是欤？“不”者是欤？ 曰，“下”者是也。“看而视其轮”，谓视其已成轮之牙。轮圜甚，牙皆向下迤邪，非谓辐与毂耿直两两相当也。经下文，“县之以视其辐之曲”，自谓辐。“规之以视其圜”自谓圜。轮之圜在牙。上文“毂、辐、牙，为三材”，此言轮、辐、毂。轮即牙也。然则《唐石经》及各本经做“下”，是；贾氏本做“不”，非也。而义理之长短得矣。倘有浅人校《疏》文“下迤”之误，改为“不迤”，因以疏文之“不迤”，改经文之“下迤”，则贾疏之底本得矣，而于义理乃大乖也。（段氏共引五例今略。……）
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然后判其义理之长短，然后经之底本可定，然后经之义理能够徐定。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前人。不竭其立说之长短，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
我们看了那种校勘学办法论，不克不及不钦佩清代汉学家的科学精神。浅学的人只觉得汉学家斤斤的狡辩一字两字的校勘，认为“四分五裂”，毫无兴趣。其实汉学家的时间，无论若何琐碎，却有一点不琐碎的元素，就是那一点科学的精神。
清代治学办法 之七
凡成一种科学的学问，必有一个系统，决不是一些细碎堆砌的常识。音韵学自从顾炎武、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曲到章炳麟、黄侃研究古音的分部，声音的通转，不单阐发更细密了，而且系统层次也更清晰大白了。训诂学用文字假借，声类通转，文法条例三项做中心，也自成系统。校勘学的眉目纷繁，很不随便觅出一些公则来。但清代的校勘学却实有层次系统，做成一种科学。我们试看王念孙《读〈淮南子〉杂志》的《后序》，说他修订《淮南子》共九百余条，推寻“致误之由”，可得六十四条公则。那一篇一万二千字的空前长序（《读书杂志》九之二十二）实可算是校勘学的科学办法论。又如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的五、六、七，三卷也提出许多校勘学的公则，也可算是校勘学的办法论。
我想上文举的例很能够使读者懂得清代学者的治学办法了。他们用的办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斗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斗胆，不克不及有新创造。证据不充沛，不克不及使人崇奉。上文举的许多例，可能多侧重求证的一方面。我如今且引清学的宗师戴震论《尚书尧典》“光被四表”的“光”字的汗青做为最初的一条例，做为我那一篇办法论的总完毕。
《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蔡沈解“光”为“显”，那是最通俗的解法。但是孔安国《传》说，“光，充也。”光字做显解，多么近情近理。为什么前人偏要解做“充”字呢？岂不是舍近而求远吗？但是戴震说：
《孔传》，“光，充也。”陆德明《释文》无音切。孔冲远《正义》曰，“光，充，《释言》文。”据郭本《尔雅》，“桄，颎，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释文》曰，“桄，孙做光，古黄反。”用是言之，光之为充，《尔雅》具其义。……虽《孔传》出魏、晋间人手，以仆看此字，据依《尔雅》，又密合前人属词之法，非魏、晋间人所能，必袭取师师相传旧解，见其奇古有据，遂不敢易尔。后人不消《尔雅》及古注，殆笑《尔雅》迂远，古注胶滞，如光之训充，兹类实繁。余独以谓病在后人不克不及遍看尽识，轻疑前古，不知而做也。
戴震是不信伪《孔传》的人，但他却要为“光，充也”一句很不近情理的话做辩解士。我们且看他的说法：
《尔雅》桄字，六经不见。《说文》，“桄，充也”。孙愐《唐韵》，“古旷反”。《乐记》，“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郑康成注曰，“横，充也。谓气做充满也。”《释文》曰，“横，古旷反。”《孔子闲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全国”。郑注曰，“横，充也。”疏家不知其义出《尔雅》。《尧典》古本必有做“横被四表”者。横被，广被也。正如《记》所云，“横于全国”，“横于四海”，是也。横四表，格上下，对举。……横转写为桄，脱误为光。逃原古初，当读“古旷反”，庶合充霩广远之义。
那实是斗胆的假设。他见郭本《尔雅》的桄字在孙本做光，又见《说文》有“桄充也”的话，又见《唐韵》读桄为古旷反，而《礼记》的横字既训为充，又读古旷反，他看了那些事实，突然看出他们的关系来，遂斗胆下一个假设，说《尧典》的光字就是桄字，也就是横字。但是《尚书》的各本明明都做“光”字。戴震于是更斗胆的提出一个很近于武断的假设，说“《尧典》古本必有做横被四表者”。那话是乾隆乙亥（1755）年《与王内翰凤喈书》里说的。过了两年（1757）钱大昕和姚鼐各替他觅着一个证据：
（证一）《后汉书冯异传》有“横被四表，昭假上下”。
（证二）班固《西都赋》有“横被六合”。
过了七年多（1762），戴震的族弟受堂又替他觅着两个证据：
（证三）《汉书王莽传》，“昔唐尧横被四表”。
（证四）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化溢四表，横被无限”。
过了许多年，他的门生洪榜又觅得一证：
（证五）《淮南原道训》，“横四维而含阴阳”。高诱注，“横读桄车之桄”。是汉人横桄通用，甚明。
他的门生段玉裁又觅得一证：
（证六）李善注《魏都赋》，引《东京赋》“惠风横被”。今本《东京赋》做“惠风广被”，后人妄改也。
（证一）《后汉书冯异传》有“横被四表，昭假上下”。
（证二）班固《西都赋》有“横被六合”。
过了七年多（1762），戴震的族弟受堂又替他觅着两个证据：
（证三）《汉书王莽传》，“昔唐尧横被四表”。
（证四）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化溢四表，横被无限”。
过了许多年，他的门生洪榜又觅得一证：
（证五）《淮南原道训》，“横四维而含阴阳”。高诱注，“横读桄车之桄”。是汉人横桄通用，甚明。
他的门生段玉裁又觅得一证：
（证六）李善注《魏都赋》，引《东京赋》“惠风横被”。今本《东京赋》做“惠风广被”，后人妄改也。
那一个字的考据的故事，很能够表达清代学者做学问的实精神。假使那个光字的古本做横已无法证明了，莫非戴震就不敢下阿谁假设了吗？我能够判定他仍是要提出那个假设的。假设一个假设是站在很足够的理由上面的，即便没有干证，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假设。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假设，不克不及成为实理。后来有了足够的干证，那个假设便升上往酿成一个实理了。
戴震本身论那个字的考据道：
烧毁，经学荒唐，二千年以致今。……仆情僻识狭，以谓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做。但宜推寻，勿为株守。例以光之一字，疑古者在兹，信古者亦在兹。
“但宜推寻，勿为株守”八个字是清学的实精神。
（附记）此篇第一至第六章是民国八年八月做的；第七章是九年春间做的；第八章是十年十一月做的。相隔日久，中间定有不贯穿之处。未来有暇时，当细细批改。
（原载1919年11月、1920年9月、1921年4月《北京大学月刊》第5、7、9期。原题《清代汉学家的科学办法》。收进《胡适文存》时做者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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