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后期在北方的统治，是前期开展富贵中已孕育着的诸消极因素的恶性开展，无论在经济上仍是在政治上其统治都是不胜利的。从经济上看，后期的括地始于章宗，而宣宗时其议尤甚。宣宗南渡，从河北迁到河南的军户，都靠国度供养，因而使河南地域的租赋承担加重，金朝为庇护其统治场面，抗击蒙古，欲括河南民地，以处置来自河北的军户。过往在河北、山东括地，“民之茔墓井灶悉为军有，怨嗟争讼至今未绝”，因而“闻者无不骇愕”。后期战争的浩劫和天然灾害的侵袭愈加速了消费的大毁坏，而金朝官府仍是加重抽剥和肆意讹诈，人民的赋役承担三倍于日常平凡，军国所需都由河南人民担承，“有司不吝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敷，遂使驰驱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而无法制止。仕宦酷暴，擅括宿躲，怙势营私，官府所得才非常之一。“州县长吏不知爱养其民，督责征科，鞭挞强逼，急于星火。文移反复，不堪其弊”。叶县（今河南叶县北）耕地荒废1.7万亩有奇，而其岁进7万石如故。自章宗以来的币造紊乱，也成为金后期统治中一大短处，宣宗贞祐（1213—1217）、兴定（1217—1222）间，屡次更改钞的名目，钞价不竭跌落，物价上涨，间接影响是对人民抽剥的加重，商旅不可，商店皆闭，铜钱多外流于宋，经济瘫痪。
展开全文
金后期的统治，在政治、军事上也表示极为陈旧迂腐不胜。宣宗后期喜刑罚，把吏治开展为对人民的残暴统治。皇帝为庇护其统治地位，以侍御治军。近侍擅权，皇帝既被群小包抄掣其肘腋，而又轻信诽语，以致奸臣得以专横朝政，政刑大失。刘祁《回潜志》记述：“金人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认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辈摘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进奏之，上因以责台官漏泄，皆抵功。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曰监战，每临机造变多为所牵造，遇敌则先奔，故师多丧败。”
金自纥石烈执中、术虎高琪用过后，风俗为之一变，“朝廷矫宽厚之政，好为苛察”，“将帅鄙儒雅之风，好为粗犷，然用非其宜，末至嚣张”。纥石烈牙吾塔，“为人鸷狠狼戾，好结小人，不听朝廷节造”。他曾进朝，诣省堂，诽谤宰执，宰执也不敢吱声。矜暴犯警，不喜好文人，僚属有穿长裾的，则以刀裁往，又喜好凌侮使者，凡朝廷派使者来，他就让饮酒，假设不饮，连食的都不给，只好饿着肚皮而往。司农少卿张用章以行户部过宿在他那里，牙吾塔要他饮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