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与排外心理
安立志
“同治中兴”是满清王朝的意淫。五岁的小皇帝载淳（慈禧太后之子）上位，十余年的执政生活生计，完成了其父皇（咸丰皇帝）的未竟事业，一是击败了发匪（承平军）与捻军的武拆骚乱，二是完成了沙俄吞并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最末手续。假设说洋务运动有开展，那也是两宫皇太后贤明指导的成果，小皇帝起不了什么感化。载淳享寿不永，死时不到19岁。西太后那个权欲熏天的女人，为了陆续垂帘听政，竟然把她不到四岁的小外甥（其亲妹之子）载湉抱上龙椅，那就是大清国的光绪皇帝。西太后的逆天操做，一定遭到上苍的抨击，然而最末不利的老是老苍生。
丁戊奇荒
上苍的抨击决不挈延。载湉登基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年（1876），整个华北地域（晋、豫、曲、鲁、陕等省）陷进了“三年天然灾害”期间，特殊是光绪三年（1877）和四年（1878），继续干旱形成的人道灾难惨绝人寰。根据干收计年，那两年是为“丁丑年”与“戊寅年”，于是，史乘把那场固然空前但未绝后的灾难称为“丁戊奇荒”。
华北五省是重灾区，晋豫两省尤为严峻。因为河南官方与民间对布道士赈灾的严峻抵触，不只该省哀鸿未能得到响应赈济，即便汗青笔录也极为稀缺。因而，本文引用的史料，以山东、山西为主。
时人王锡纶曾做《丁丑奇荒记》，为其时的山西灾情留下如下笔录：
自丁丑秋至戊寅二月，仍无点雨，被灾极重者八十余区，饥户进册者，不下四五百万，……饿死者十五六，有尽村无遗者。小孩弃于道，或父母亲提而掷之沟中者，死则窃而食之，或肢割以取肉，或大脔如宰猪羊者。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或卖者。有妇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或悬饿死之人于富室之门，或竟割其首掷之内以索诈者。层见叠出，耸人听闻。（《清代诗文集汇编（633）·怡青堂文集》卷六，页20）
那个记载，属于民间看察，没有标注时间，且多描述性语言，不太详细。1877年6月2日，即将卸任的山西巡抚鲍源深向朝廷陈述：
四处灾黎，百孔千疮，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剥树皮以度餐；树皮既尽，亢久野草亦不复活，以至研石成粉，和土为丸，饥饿至此，何以成活？是以道旁倒毙，无日无之，惨目悲伤，兴言欲涕。（《清史纪年》第1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书社，2000年，页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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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
1877年7月3日，曾国荃接任山西巡抚，到任之初，就把领会的情状向朝廷奏报：
树皮、草根之可食者，莫不饭茹殆尽。且多掘看音白泥以果腹者，苟延一息之残喘，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回于尽。隰州及四周各县，约计每村庄三百人中饿死者近六七十人，村村如斯，数目大概不异。以至有一家种地千亩，而不得一餐者。询之长者，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曾国荃文集》第1卷，岳麓书社，2006年，页197-198）
两任巡抚，两道奏折，相隔一月，情状类似。曾国荃在另一奏折对灾情做出定性：“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大祲奇灾，古所未见！”（同上书，页269）
曾国荃（1824－1890），晚清名将，曾攻破天京、生擒李秀成，深受清廷重视。他是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弟弟，清末外交家曾纪泽的叔叔。此人处事勇敢勇敢，阐发致灾原因，不瞒报，不掩饰。他在奏折中曲陈：
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粮，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窃闻古者救荒于暂时，而实备荒于常日，是以耕三余一、耕九余三。虽有旱干水溢，民无菜色，从未有自种害人之物流毒于桑梓处所者也。（同上书，页282）
一语道破，那场灾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以至不消三七开，间接定见清廷废除鸦片种植政策。
1878年1月8日，清廷派出的稽查山西赈务大臣阎敬铭就灾区调研情状奏报称：
臣敬铭衔命周历灾区，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冬令冬风怒号，林谷冰冻，一日再食，尚不敷以御冷；彻旦久饥，更复何以度活？以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唤救，看地而僵。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行千人。目击惨状，夙夜忧惶。（《清史纪年》第11卷，页101）
民间人士、父母官员、稽查大臣，三方反映的情状高度一致，山西灾情反常严峻。宏看情状若何呢？曾在清廷天津海关和总税务司供职的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写道：
山西省的一半居民扑灭了；在陕西和河南两省有好几百万人沦为饿莩；所以，间接因为饥荒和传染斑疹伤冷的原因而丧失的生命，总数总不会少于一万万人，而那些在灾荒中九死一生的人们，大约也不会少于两万万人，他们一无生计，只剩下他们空空的两手和嶙峋的瘦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页341）
那个数据已被现代许多研究者所引用。
疑惧排斥
1860年，清廷与法国的《北京公约》载进了自在布道的条目，列国布道士陆续进进中国。可见，布道士是西方列强侵略政策的产品，但是布道士其实不等于侵略者。因为近代以来中国老是耻辱挨打，通俗的中国人极易对西方事物怨恨或仇视。因为中国孱弱的国力与禁锢的皇权，那种情感无法通过战争与外交舒解，于是从官方到民间普及充满着仇外、排外心结，曲至100多年后的今天，每年有人抵抗圣诞节，就是那种情感的延续。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完毕十几年，清廷不只成立了总理列国事务衙门，并且正式开设了同文馆；不只向美国差遣了留学生，也向英国派出了首任驻外公使。如斯以来，“丁戊奇荒”就不再是闭关锁国的内部事务，也引起了在华外国人的存眷。
外国人参与赈灾活动，是从山东启动的，一起头就构成了青州官方、江南士绅、外国教会的三方格局。参与赈灾的外国人，次要是英国布道士李提摩太、英国牧师慕维廉、美国布道士倪维思等人。他们一方面通过报刊向世界报导中国的灾情，又在上海成立山东赈灾委员会，继而成立了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并间接深进灾区参与各类赈济活动。那在中国赈灾史上是空前的。
一、江南士绅。外国人介进中国赈灾，是破天荒的汗青事务，不只清廷官方消极应对，江南士绅更是义愤填膺。因为1870年的天津教案曾激起了强烈的仇洋、仇教情感，当布道士参与赈灾之时，部门江南士绅出于民族义愤，试图以本身的义赈抵销布道士的影响。此中最出名的就是苏州的谢家福。
1877年3月下旬，谢家福在遣送江北哀鸿回籍途中，得知了布道士赈灾的动静，他深感忧愁，决心以现实动作募捐济赈，他写道：
自泰州知耶稣教之洋人慕维廉、倪维思、李提摩太及烟台领事哲美生等在东齐赈给哀鸿，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克不及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已。西人之赈给东齐也，阳居救灾恤邻之名，阴售拾掇人心之术。窃恐民气外属，异教横恣，为中国之大患。长短裒辑巨款，跟踪济赈，末无以杜外人之觊觎，固中国之藩篱。并附一诗云：“大兵之后又凶年，国计民生孰见怜？安得赈钱三百万，管教压服慕维廉。”（1877年6月2日《齐东日志》）
谢家福为布道士赈灾定性，是“敌国沽恩，异端借肆”，是“阳居救灾恤邻之名，阴售拾掇人心之术”。他担忧的不是人民啼饥号冷，苍生奄奄一息，而是“民气外属，异教横恣”。可见，谢家福不是为赈灾而赈灾，他是把赈灾当成了一场政治仗和文化仗，不共戴天，令人切齿，目标是“压服慕维廉”。谢家福也公开声称本身不是为赈灾，他给友人写信说：“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故意，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唯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1876年5月24日《齐东日志》）意思很明白，我的目标是对抗夷人，并不是为了赈灾；赈灾靠的是仁心；敌夷靠的是大义。为此，虽出生入死，在所不辞。中国古来就有“救灾如救焚”的鄙谚。在其时没有“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说法，但赈灾的目标不恰是为了让濒死的人民得到挽救，让残存的生命得以延续吗？把夷夏之防、敌我提防置于登峰造极的地位，如许的立场不单不克不及包管同胞的生命得到救治，民族的磨难得以消弭，以至可能使灭亡加重，灾难延续，那哪里是救灾，那几乎是兵戈！
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布道士，于1870年抵达中国，在华45年。为传布西方文化，参与中国赈灾，担任报刊编缉，兴办同文书会，撑持维新变法，促进中国教导等方面都做过奉献。
李提摩太在山东赈灾，有几种体例，除向哀鸿发放赈灾款外，还成立孤儿院５处。据其时报纸报导，“西人名立则脱者（李提摩太）在山东灾区收得难孩四百名。兹闻有某者在青州府属见此等幼孩晚饭共计一百名，盖收养后分做数处栖身也。时见仆人挑小米饭两桶来，各小孩俱环立桶旁谢天而食。”（1877年4月2日《申报》）“谢天而食”差别于100年后食饭前的“双祝福”，必定是基督教的仪式。收养孤儿浩瀚，开收天然不菲，“男女幼孩四百数十人每日饭食需钱十余千文，无法撑持。”他曾方案将孤儿送上海租界交绅富收养，但一位山东巨绅称，“洋人收养童男童女不外欲取用其心肝与耳目罢了。”李提摩太发觉到谣言之可怕，只好承受英国驻烟台领事的定见，“（孤儿）散还本乡，发钱交与耆老代养，存亡听其命运可也。”（1877年5月14日《申报》）即便如斯，也引起江南士绅的警惕。
1877年5月4日，谢家福就曾给李秋亭写信称：
东省灾后，子女流浪者不成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闻之急则治本，标者何？幼孩是也。智识未开，情窦未通，若被他族迷惑，更易更险，驱数百好男好女于陷阱之中，不克不及使其复为人，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弥补哉！（《中国荒政书集成》第8册，天津古籍出书社，2010年，页5462-5463）
在他看来，中国孩童被外国人救助，如坠陷阱，好像灾难，中国孩童有沦为外族、沦为禽兽之险，因而，必需与外国人争夺下一代，把孩童从外国人的虎口里夺回来，那是事关民族将来、山东将来的底子大计。
1877年6月22日夜，谢家福在拜见上海士绅时，力陈教堂赈灾育孩有害中国。在场一位曾为教堂筹资的人士阐明说，耶稣教与上帝教有所差别。谢家福立马辩驳：
某之所办者，不第在教门之良莠，尤重在中外之边界。山左哀鸿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几乎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且即受教堂之赈，必服国外之教，无论其为上帝为耶稣，末不妥为中国之民，服外教而废五伦。孺子何知，坐令陷溺，于心安乎？况墨子云，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区区之见，视救拔教堂之孩，尤重于赈济。（1877年6月22日《齐东日志》）
在他看来，不分欧美，不管教派，只如果外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承受洋赈，必成洋人；宁可饿死，不受洋赈。在他眼里，显然不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而是“国籍至上”、“五伦至上”。在以后岁月里，那些被外国收养的中国孩子，看来都不复为人矣！
二、灾区苍生。江南士绅代表的是部门读书人的立场，通俗公众是什么立场呢？据李提摩太回忆，他们刚到山东，“麦金太尔先生租了一所斗室子，整个潍县城像被戳了的马蜂窝一样起来反对。就那么点小事，却使人们如临大敌，如遇劫匪，躁动不安。他们威胁要利用各类暴力手段，除非外国人被从他们傍边清理出往。”（《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书社，2005年，页46）有材料称，“光绪三年间，山东乐安县（今广饶县）哀鸿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昌乐县哀鸿亦弗受洋赈。”（墨浒：《处所性活动及其超越》，中国人民大学出书社，2006年，页107）可见，布道士遭到中国民间的仇视与抵抗，在其时是一种普及情感。
1878年5月，两名布道士花国香和马亨利到河南赈灾，刚抵开封就被迫令分开。本地人既不准其逗留，也不准其救灾。并声称，如不分开河南，会有生命求助紧急。经多方查找，找到清人孙传鳸撰写的一条史料：
有外国人二名，带银来汴发赈，一名花国香，一名芦亨利，亦曾到过我处厂内参看一切规条。据云见过涂中丞（河南巡抚涂宗瀛），答云：“发赈救民，极好之事。惟汴民顽梗，恐有惹事。”将银交我代放。阖城居民闻之，遍贴告白，有“宁可食夷肉，不成食夷粟”句。四月十六日，书院课投禀，要与西人兵戈。约期在明日。西人闻之夜遁。（《汴游助赈丛钞》，中国史学丛书三编，页276）
“宁可食夷肉，不成食夷粟”、“要与西人兵戈”，如斯可怕的标语与方案，“西人闻之”只能“夜遁”了，两个布道士末于舍弃了在河南的赈济方案。与山西灾情同样严峻的河南省，整个灾荒期间，布道士没能发放一分钱。“宁可食夷肉，不成食夷粟”，那个立场差别于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更近于“宁要社会主义的苗，不要本钱主义的苗。”民间不晓得，1860年10月，中英两国签定的《北京公约》已经制止利用对西方人有欺侮含义的“夷”字，苍生们谁管那一套！其时的《申报》如许评论：“河南处所饥民大不解事，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愿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进教，固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相互相戒，竟无一人肯领。”（1878年5月22日《申报》）
三、清廷官方。清朝官方的立场也好不到哪里往。“丁戊奇荒”发作之初，李提摩太在山东赈灾，就曾遭到父母官员的种种阻遏。
“昌乐县的行政长官（知县）对我的动机产生了思疑。他认为，通过向秀才们发放周济，我已经行贿了县里的指导人物；如今，通过向最需要救助的村民施行周济，我意在煽动公众兵变。”“当他传闻我赶着三辆拆满铜钱（救灾款）的大车颠末昌乐城时，他喊道：“‘那洋人到我们那里来，插手我们的事务，事实存心安在？假设他遭到夺劫，那可不关我的事。’”（《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页91）那几乎是公开煽动夺劫赈灾款。
李提摩太抵达山西参与本地救灾，同样遭到山西巡抚曾国荃的冷遇与刁难。他回忆说：
一抵达太原，我就往拜见他（曾国荃），以便让他清晰天文解我来山西的原因。……巡抚因为我的呈现而十分生气。在中国，兵变经常在人民对政府不称心的灾荒期间发作。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收购人心，使公众对政府离心离德。碰头后，虽然我跟他阐明说，我带来了两千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哀鸿，而且出示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兴奋，仍然阻遏我的动作，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起头时即陷于窘境。《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页107）好在曾国荃是一代名将，不是冬烘。过后发现布道士并没有恶意，在接下来的动作中就多了一些撑持与共同。
瞿鸿禨
河南民间对布道士赈灾的仇视，与该省官方的立场脱不了相干。瞿鸿禨（1850－1918），曾任晚清军机大臣，“丁戊奇荒”时任河南学政，大约相当今之教导厅长。1878年5月，瞿鸿禨得知两名英国布道士携银来晋豫散赈（那与《汴游助赈丛钞》所述是统一事务），立马陈述朝廷，设法阻遏。他在那则题为《请防外患以固底子疏》的奏折中，“不惮以最坏的歹意”来揣测外国人：
其存心则险不成测。彼盖知近畿等省，灾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间而为拾掇人心之计，且得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以逞志于我也。
限于手头材料，未能查到该奏折的出处。有关学者的引文说明此件出于《皇朝道咸同光奏议》总第3473页。揣测动机，是那个古老国家的积弊之一。某人功行深重，只要动机是好的，也会减轻惩罚；某人做了善事，只因动机不纯，也会遭到否认。所谓“拾掇人心”、“窥我虚实”，都是在“存心险不成测”的层面停止揣测。关于外国援助假设通盘摘取那种立场，那么，汶川地震后，台港澳的无私捐款，美日俄的鼎力救助，特殊后者，能否也成了“黄鼠狼给鸡贺年——不安好意”。如斯以来，何来的“全球化”与“地球村”？
江南士绅忧愁洋人“阴售人心”之计，河南苍生担忧西教士“买服人心”，朝廷高官思疑洋人乘间“拾掇人心”。他们似乎都很在意“人心”，其实，他们晓得，陈旧迂腐的清廷已经人心丧尽，那也是发匪、捻军、回变此起彼伏的底子原因，于是他们从上到下严峻欠缺自信。他们不懂得，人民群寡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好谁坏是分得清的。
1878年5月25日，两宫皇太后以皇上名义下达谕旨：
前据总理衙门王大臣面奏，日本国青鸟使森有礼曾在该衙门声称，日本有捐助山西赈粮者，当经王大臣等以山西转运困难，力为劝阻。嗣据李鸿章函致该衙门，米已运至天津等情。外国捐银捐米助赈，名为善举，实则流弊滋多。兹据瞿鸿禨奏，英人携银前去晋豫散赈，即著曾国荃（晋抚）、涂宗瀛(豫抚)悉心酌度，婉为启发，设法劝阻。（《清实录》第53册，中华书局影印，1987年，页116）令人想不到的是，满清高层竟任由父母官员揣测对方“动机”，所谓“名为善举，实则流弊滋多”，不也是思疑对方的动机么？
“设法劝阻”或是“力为劝阻”，都是“劝阻”。朝廷认定，“外国捐银捐米助赈，名为善举，实则流弊滋多”。因而不克不及承受，哪怕苍生饥肠辘辘、饿殍遍野。满清朝廷如斯决策，不知是何逻辑？（1）本国国民遭遇天灾人祸，即便纯为天灾，根据“天人合一”的古训，当然也是“为政不仁，上天警示”。外国人介进赈灾，有窥探隐私、家丑传扬之嫌。（2）国民遭灾与朝廷脸面，是政治天平上的两个砝码。朝廷当然更垂青后者。外国人介进国内救灾，当然有失脸面，有丧失人心之忧。于是宁可国民遭灾，决不承受援助。（3）布道士进进中国，是英法联军进京，清廷丧权辱国的成果。两度失败，仍未醒觉，往往把所有外国人视为侵略者，把外国一切行为视为“亡我之心不死”，只得拒之千里，相互隔离。
1891年7月，英国布道士杨格非在《北华捷报》——其时那是一份在中国具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撰文，指出了中国民间的排外情感与官方主导的关系：
在有些时候，有些处所，我们确实碰着过反对，但那种反对是排外政策，及统治阶层、自在阶层的对外立场所致，而不是中国公众的豪情所致。中国群众一般是和平友好的，只要遭到他们上司煽惑时，才和我们做对。他们虽不合错误我们抱任何特殊的豪情，但也不反对和我们停止友好的交往。”（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书社，1996年，页2Ol-202）
晋鲁赈灾
李提摩太等人参与华北赈灾，次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做。
一、赈灾报导。李提摩太抵达山东不久，看到饿殍各处的村庄，奄奄一息的孤儿，无论出于宗教崇奉仍是人类良知，他确实是诚心诚意地投进救灾。面临严峻灾情，他深知仅靠小我力量于事无补。1876年6月30日，李提摩太撰写了一篇关于青州灾荒的陈述，颁发在7月22日的《北华捷报》上。那篇报导让西方在华人士重视到了山东灾情。1876年夏历岁暮，李提摩太给本国教会写信，期看得到国内和教会的搀扶帮助。他用诚恳的口吻写道：
“那不是骗取慈悲的遁词，那是在拯救。当我写下那封信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正面对灭亡，而在此之前，已经有更多的人离世……如今，冰封的大地什么都没有，只要可怕的灭亡。”（陈静《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1877年4月3日，他在《申报》上颁发《西教士劝捐书》，向社会披露山东灾情：
客岁(1876)青州府属，自春徂夏，雨泽延期。……穷民更难糊口，不能不以五谷各糠，并草种以及树叶、树皮磨面果腹。……更同情者，……将妻女儿媳平沽于人，不计娼优，……以至因饥冷交迫无认为生，自缢、投井、投河、服毒者，种种情形，笔难尽述。（《万国公报》第六册，页3639-3640）
操纵报刊停止救灾发动，那在近代中国仍是第一次。《万国公报》报导称：“列国一闻如斯信息，均皆奋力劝捐，并未分其畛域。可见西人并没有害中国苍生之心也。况列国西人行此一事，其实不邀其职衔，亦不看其获报，一片仁心善念，总以救人爱报酬切切也”。（同上书，总第3612页）
《申报》继而对灾情停止了持续报导，西方布道士似乎成了赈灾的楷模。《申报》一则题目为《论西人助赈并没有他意》：“在中国饥民固当深感西人之义，而中国官员又宜若何惭感交并矣”；他们“倡议捐助，在仕宦闻之愧且欲死矣。”（1878年6月22日《申报》）
李提摩太深知中国民间对西方布道士的疑虑与仇视。在山东救灾期间，他死力争取官方的撑持，把赈济做为一项单纯的慈悲事务，制止引起官方的干涉。他在益都和青州的凤凰亭就曾两次被本地公众要求充任造反领袖，都被他设法回绝。
二、查询拜访研究。在山西期间，李提摩太为了加强救助实效，一面问卷查询拜访，一面勘察灾情。他以问卷形式预备了12个问题，在山西省内的神职人员中停止查询拜访。那些问题包罗：通俗年份谷物的均匀价格、灾荒期间的谷物价格、饿死的生齿占全数生齿的比例、逃荒的生齿占全数生齿的比例、未被食掉的耕牛的比率、留在家乡的妇女的比率。（《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页108）
1878年1月末，李提摩太从山西中部动身，一路南行，实地察看本地灾情。以下摘录几则他的查询拜访日志。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
颠末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小我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气力站起来了；碰上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往的大约十岁的儿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把孩子放在了城墙外的雪地里。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
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此中一个只穿戴袜子，看来已没什么重量，一只狗正挈着挪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设罢了。路人对此中的一个更慈祥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往。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到处可见瘦削的野雉、野兔、狐狸和豺狼，但汉子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庇护生命。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此中四具是女尸。一具躺在一个敞开的棚子里，裸体赤身，腰上缠着一条带子；一具躺在小河沟里；一具浸在水里，因为野狗的挈曳，半身表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戴破破烂烂的衣裳，躺在路边的一个洞口旁；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食掉了一半。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朝晨，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路。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满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食的往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同上书，页109-110）
李提摩太笔录山西灾情的日志传到伦敦，竟然促成了救灾基金在英国的设立，并在伦敦和各口岸募集赈款约20万两。（高鹏程、池子华《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三、筹措资金。截至1877年11月，山东赈济委员会从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共募集赈款30361两，此中经李提摩太和倪维思散放的约19119两，救助饥民达7万余人。1878年1月26日，旅沪侨民成立了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它除了陆续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募捐外，还通过电讯吁请西欧和美国各界人士，援助华北哀鸿。截至1879年赈济完毕时，该机构共募捐204560余两。据学界统计，在山西赈灾中，经布道士救助的家庭到达10万户，很多于25万人得到救助。此中外国赈款20万两，李提摩太一人就发放了此中的12万两，周济人数超越15万。布道士们的赈济，缓解了本地灾情，削减了哀鸿灭亡。（史秀清：宁夏大学硕士论文《山西地域“丁戊奇荒”探析》）
李提摩太在回忆山东灾区行医时写道：
1875年秋天，雨季事后，良多人患了热病。我有源源不竭的奎宁丸赐与，遂免费向公众发放。对四周的人来说，那绝对是个奇观，因为，凡是情状下，只用一小包八九粒药片就能敏捷制止那种令人忧惧的疾病。……
我发现，行痛药是最有用的。那个炎天，霍乱很求助紧急，突然间就会夺往人们的生命。幸运的是，我用樟脑油把许多人从死神手里救了回来。……（《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页61）
国表里的药品都可治病，工具方的粮食都能拯救。在沉痾弥留之际，在饥肠辘辘之时，公众不会考虑药品的厂家，粮食的产地，只要能拯救，那就是根本的人道主义。公众用本身的生命证明，那些外国人并非来投毒的。
李提摩太的赈灾体例，是发放赈款而不是发放物资，原因有二，一是灾区广、哀鸿多；二是人手少、运输难。在山东救灾，李提摩太凡是把募集的银子兑换成铜钱，租用独轮车运往灾区。在山西，银子未便兑换，他让铁匠把银锭朋分成小块分给哀鸿。发放赈灾款的体例凡是有三种：一是站在一条狭长的街巷尽头，让哀鸿列队领取周济款，并在他们手上做记号，以防反复领取；二是在广场上让哀鸿分行坐下依次分发；三是派人注销哀鸿姓名，事先发放赈灾券，让他们凭券领取。即便如许，李提摩太仍然遭遇过求助紧急。据报导说：“闻其（李提摩太）初度往赈携资不多，而饥民麇集，不克不及广泛，以致有得者有未得者。未得者谓其辱己，怒而殴之，（李）身受重伤。”（1877年7月4日《申报》）
四、提出定见。李提摩太的赈灾，不只筹集钱款，分发药品，并且间接为父母官员出谋献策。针对本地严峻的食物欠缺，他向山东巡抚丁宝桢定见，间接从日本、朝鲜进口谷物，免去进口税，以降低粮食价格；定见政府修建铁路，开发矿山，为公众供给就业时机；向生齿稀少的东北地域移民。1876年9月，李提摩太把那些定见整理成文颁发在《万国公报》上，题为《救民必立新法》。在山西赈灾期间，他同样向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多条重要定见。
许多年后，他记下了华北灾区的察看慨叹：
1876——1879年的大饥荒是汗青上最严峻的一次，在此期间中国十八个省中有一半遭受或轻或重的灾害。灾荒完毕时，毫无疑问，一千五百万到两万万的人死于那场灾难，相当于整个欧洲的生齿数。假设中国政府不那么自傲，声称只要本身是文明的，从野蛮的西方人那里学不到任何工具，数百万人应当可以得到挽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页113）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近三十年来天灾时髦，民生雕敝极矣！”“……遍地灾患循生迭起，迄无已时，此正如抱沈者徒进以补剂，苟延朝夕而病源未得，病根莫除，末无霍然之日也。”他颂扬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深悉欧美之法”，进而责备一些保守守旧权力，并建言，“为今日计，彼言事者，既不以欧美之法为然，即责其另筹养民之策，倘仍空言无补，则嗣后国度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均禁绝寡闻浅见者流妄参末议，庶几事权能够齐截，寡志不致纷更，而大功乃克告竣。夫然后病肃除而民困苏矣。”（《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十三）李提摩太对中国问题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
1881年，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近事要务》。有学者评判称：“那是近代来华布道士就中国社会、经济、教导、科学、文化诸方面提出的第一份综合性变法定见”。1889年，李提摩太颁发《富晋新规》：“中国要国强，第一莫先于教。”（《万国公报》合订本第17册，1889年12月，页10796）1901年，《辛丑公约》会谈期间，李提摩太受李鸿章之邀，处置山西杀戮布道士问题。他定见从清廷庚子赔款中拿出白银50万两返还山西，在太原成立一所西式大学——山西大私塾（山西大学的前身）。
实至名回
“丁戊奇荒”发作时，距天津教案不外六七年。满清社会，无论官方和民间，对西方布道士充满了疑惧、仇视与仇恨。对国人来说，欧洲人美洲人不分，上帝教基督教难辨，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李提摩太到中国北方赈济，在他脸上，贴着三个标签，那就是侵略者——布道士——救助者。一起头，人们对他饰演的慈悲家和救助者的角色其实不相信。
当李提摩太分开山东，前去山西开展周济时，山东“耆老犹复造匾造联，以送其行旌，以志其感悃。”（1878年1月19日《申报》）那阐明，在山东灾区，许多人已经改动了对他的观点。在“丁戊奇荒”后期，关于李提摩太的救灾动作，山西公众也以差别体例表达感恩。乡民派出代表到其住处索要相片，要把他的相片供奉在神庙里。为了铭刻布道士的救助，平阳府（今山西运城）的秀才立了一块石碑，却刻下了如许的碑文：“维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同上书，页121-122）好象“共舒民艰”的外国布道士们，都是感于满清皇帝的“恩被群生，光播四海”，才“咸来投诚”的“荒天僻野之民”。如许的碑文至今仍然契合主旋律。
近代启蒙学者郑看应在《筹赈感念》一诗中，不只鞭笞了满清官员贪污赈款，骄奢淫逸的做派，并且赞颂了外国布道士的赈灾行为：
人生如梦幻，富贵等云浮。惟犯罪德言，令名垂千秋。
嗟彼贪墨者，徇欲工阴谋。历年秉权力，剥削谋为优。
锱铢必计较，大小一网收。爱财重于命，头白心未休。
不虑刑罚加，难逃神鬼仇。且为外族诮，抚膺诚可羞。
何如行善举，大方法欧洲。家财千百万，不为儿孙留。
或设大书院，或创育婴楼。或建工做厂，或为病院筹。
晋豫洊奇荒，饥民抽泣道陬。……
安得点金术，博施遍九州。……（《罗浮偫鹤山人诗草》卷一）
晋鲁两省公众的感激，郑看应的名人赞颂，都是民间行为。对外国人行为的评判，从底子上取决于官方的观点。1878年，李提摩太分开山西时，曾国荃写信给他，以小我名义，并代表山西公众，向他表达感激，信中充满赞誉之辞。李提摩太说：“我把那封信毁掉了，因为担忧未来有一天会禁不住诱惑，不准确地利用它。”（《亲历晚清四十五年》，页122）他似乎晓得，权利侵蚀人，荣誉同样侵蚀人。可能因为那一原因，无法找到那封信的原文。
1878年6月14日，李鸿章给朝廷报送一道奏折《外国捐赈请奖励片》（《李鸿章全集》第8册，安徽教导出书社，页81）。那则奏折较长，政策或定见层面有几条：
李鸿章
一是奖励外国捐助者。李鸿章提到多位外国捐助赈济者，好比巫出处国王（巫出处国，今属马来西亚）、香港之英国总督、新嘉坡之英国总督、日本青鸟使森有礼、日本善士竹添进一等人。定见朝廷对上述国度和地域的指导人停止“道谢”，“可否请给‘乐善好施’匾额”。提议由驻英青鸟使郭嵩焘对“英国伦敦商民迭捐巨赀”表达称谢，并对“该国驻京青鸟使，传旨奖励”。
二是必定布道士的赈灾活动。李鸿章指出，华北各省发作旱灾后，“各口流寓洋人捐集银数万两，由英国教士李提摩太带往散赈，打点颇协舆情。”且“上年晋、豫旱灾，……晋省饥民仍请李提摩太前去，会同该父母官绅查户散放。”因为朝廷曾有“设法劝阻”的指示，李鸿章阐明说，李提摩太等人“三次解送银四万两，因系善举，不便劝阻”。
三是遵照赈灾国际老例。李鸿章称：“西洋通商有约，列国遇有水旱灾荒，互相捐助赈济，乃寒暄之常情”。“现因北省奇灾，列国官商捐银捐米助赈，……并没有他意，似亦无甚流弊。”因而，他定见朝廷，“西国遇有此等美举，该国王及外务衙门必向捐赈之国使行文称谢，无须另议酬答。”
四是肃清瞿鸿禨的无稽指控。瞿鸿禨在前次奏折中，曾指外国布道士以赈济为名借机“收购流民妇女”。李鸿章做出廓清，已经“密确查察”，“实无其事”。应当说，李鸿章只是肃清了瞿鸿禨“买卖妇女”的立功指控，并未涉及其更为关键的“动机”原功。1878年6月17日，清廷批准了李鸿章的请示——“著照所请”。
1878年7月，曾国荃向总理列国事务衙门递交查询拜访陈述。查询拜访是朝廷7月12日（六月十三日）的交处事项，此中涉及对瞿鸿禨上奏情状的查询拜访，于是对李提摩太在山西的赈灾活动停止了奥秘查询拜访。陈述中有如许的话：
此次英国教士李提摩太等，携银来晋放赈，迭准曲隶来咨，当即分委妥员会同打点，先在阳曲徐沟（今太原下辖县乡），诸称平顺。嗣该教士闻省南灾务尤重，愿赴平阳散放，亦经分饬看管打点，均极妥协，并没有河南所奏情事。（《曾国荃全集》第3册，页574-575）
山西官标的目的总理衙门提交的查询拜访陈述，对李提摩太的赈灾行为做出评判——“均极妥协”，“诸称平顺”。陈述中提到的“并没有河南所奏情事”，是指瞿鸿禨所揣测的布道士晋豫赈灾的动机问题，即“拾掇人心”、“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之类。应当说，山西的陈述否认了瞿鸿禨对布道士“动机”的揣测——瞿鸿禨确实多虑了。至此，满清朝廷通过官方法式，证明了李提摩太那个布道士，并不是侵略者，而是救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