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海派”，其存在
时间可从1840年起头算起，
不断延续到1949年后，
跨度达一百多年……
1949年之后，固然上海仍以雄厚的人才积淀成立了规模浩荡的上海中国画院，然而海上画坛已经失往了其赖以开展的外部活力，故难以成为那一阶段中国画开展的核心舞台。虽然如斯，“海派”的影响却照旧深远。事实上，20世纪下半叶，既能够视做“海派”的式微期，也能够视做“海派”的流变期。
上海美专旧影
起首值得存眷的是新式艺术学校在上海的呈现，而且逐步辐射至全国，在很大水平上改动并逐步代替了原有的上千年来师徒授受的传统形式，撇开不谈两者的长短好坏，至少时至今日，进进正规的艺术院校进修书画已是绝对的支流。
海派绘画的流变期很长，辐射的地域也很广。因为海派自己就有来自江浙文人画的传统，凭仗在沪上获得胜利的那批画家的传布和联络，海派起首影响的是江浙地域，并使那些地域几乎成为海上画坛的分号。其时只要在上海举办过画展的，或者与海上画坛有接触的画家，才气在当地获得公认。并且，海派艺术很早就吸引到朝鲜、日本的艺术家，出格是在吴昌硕如日中天的时候，通过王一亭、陈师曾诸人的推波助澜，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可谓浩荡。跟着20世纪以来国内信息业的空前开展和人员活动率的空前增加，海派的触角伸进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而且深远地影响了北方画坛的中心——“京派”的开展。而持久在上海活动的“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跟着国内形势的改变，也逐步代替了以赵浩公、卢振寰（镇寰）、邓芬、黄般若等报酬首的国画研究会（前身为“癸亥协做社”）在广东、香港地域的影响力和地位，从而构成被人称为“岭南画派”的画家群体。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海派画家移居香港地域、台湾地域，甚至东南亚，对本地的艺术产生了必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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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高剑父《鹰》
（右）陈树人《岭南春色》
新式艺术院校成立的影响
中国传统绘画而言历来的传承形式根本以师徒授受为主，那种情状不断延续到1912年，刘海粟、乌始光等人兴办了上海美专，有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美术院校，标记了具有现代美术教导理念的新型学校的正式降生，首开海派美术教导之先河。随之各类艺校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好比从上海美专别离出来的私立新华艺专，私立上海艺术大学、私立大学园美术科、私立中华艺术大学、私立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昌明艺专及中国文艺专科学校等，使其时的上海成为全国之最，并敏捷辐射到杭州、苏州、北京、南京、广州、重庆等地，使其时的中国美术教导具有规模系列效应。不外上海美专建校伊始，次要是以介绍进修西方绘画艺术为主，不断到1920年才开设有中国画科。而创建于1930年摆布的昌明艺专和中国文艺专科学校是两所以国画教学为主的私立学校，此时的上海美专和新华艺专都已开设有成熟的中国画系。上海美专1924年的三年造国画科课程包罗∶透视学、色彩学、艺术剖解学、国画源流、艺术论、哲学、美学、美术史、金石学、书学、中国文学、图案、西洋画练习和国画练习，有一半的课程间接自西洋画科照移过来。而到了1932年，中国画系的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有党义、文学、外国文、美学、美术史、画理、诗词、金石学、篆刻、题跋、书法、中国画、军事操练。从必修课的设置来看，增加了画理、诗词、篆刻、题跋、书法，那根本是根据文人画诗、书、画、印的综合涵养与手艺的要求对学生停止培育提拔，而西洋画、剖解学、透视学、色彩学和图案学则被列为选修课。同时，西洋画系的选修课中也有了中国画。再以中国文艺专科学校为例，“先设画学系。诗文、金石、书法辅之，列西画为选科，以资参考。又以画学与文学有密切之关系，添设文学专修科，以培育提拔学者文学之根底，且予画学系学生以商讨看摩之益”，可见其时的美术学校的中国画教学系统已经十分齐全，还先后礼聘了黄蔼农、吴待秋、张善孑、楼辛壶、张红薇、马孟容、郑曼青、郑午昌、许徵白、方介堪、马公愚、王师子、商笙伯、黄宾虹、于右任、赵叔孺、姚虞琴等诸多金石书画名家为学生上课。
综上所述，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画起头进进现代美术学校的专业教学中。从创建专业到逐渐批改教学计划，来自西方的现代美术学校教学体系体例与中国本土的传统绘画之间不竭相互调适，最末构成了诗、书、画、印全面齐全的国画教学构造。而那套中国画教学系统，不断延续至今，或许差别时间段的艺术理念、学术道路有所差别，但是总体的教学体系体例框架能够说没有太大的变更。时至今日，传统中国画自古以来师徒授受的教学传承形式已日渐式微，专业美术类院校科班教学已经是绝对的支流。
对江苏（南京）的影响
先看海上画坛与江浙画坛的关系。固然从经济角度，江浙画坛可视做海上画坛的分号，但从文化角度而言，它其实又是海上绘画的策源地和大本营。
海上画坛与江浙画坛的关系之密切，几乎是不分相互的。就江苏而言，以苏州为核心的一带与海上画坛关系渊源极深。然而因为大都会的浩荡磁场，上海吸融了那一带几乎所有的优良画家，使得自明清鼓起的吴门、娄东、虞山诸派颠末近百年的过滤，根本上为海上画坛消化殆尽。却是南京画坛在承受海派辐射的同时，凭仗民国期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两次行政机遇，在连结必然的地区风气的同时，传布并消化了“海派”的影响，构成了具有必然特色的“新中国画”。
南京是中国美术教导的发源地之一，早在20世纪初，李瑞清、萧俊贤便将中国画带进了两江师范私塾。而“海派”的构成自己也是成立在对包罗南京地域在内的画派合成的根底上的———李瑞清和萧俊贤，包罗他们的学生吕凤子、马万里等，最末也成为海上画坛的一员。当“海派”构成以后，其于南京的影响，起初是通过苏、锡等地的画会、学校以及展览间接发作的，如胡汀鹭、贺天健、钱松嵒等兴办的锡山画会及在锡山画会根底上成立的无锡美专（陶冷月、谢公展等人则在南京兴办了美专），吴湖帆等创建的“正社”（曾赴南京举办画展）以及上海美专、新华艺专等学校在无锡举办的画展……
钱松嵒《红岩》
其时的苏州、无锡，其实是“海派”影响南京的直达站。
其时，南京既举办过大规模的全国性画展，如对沪上复古山川影响很大的1937年第二届全国美展，也吸引了沪上画家至此办学办展。此中最重要的事务，是对“沪上鬼域”颇有成见的徐悲鸿进主南京中心大学艺术系，并礼聘吕凤子、张书族、张大千、陈之佛、傅抱石、谢稚柳等人处置教学，在很大水平上奠基了尔后南京画坛的开展规模。
1958年，上海美专、苏州美专、无锡美专三校合并，转迁南京成立南京艺术学院，对本地中国画界的意义不容小视。刘海粟、俞剑华、谢海燕以及陈大羽等人的加盟，在相当水平上奠基了南京连绵至今的文人画情结。
1960年，江苏省国画院和由中国美协江苏分会构成的“江苏国画工做组”成立，出格是以傅抱石、宋文治、钱松嵒 、亚明、魏紫熙等报酬核心的“万里写生”运动，在全国引起颤动，渐渐构成了后来的“新金陵画派”。能够说，1949年前的”海派“，为南京中国画坛奠基了根底。
对浙江（杭州）的影响
海上画坛与浙江的关系，最是扑朔迷离。因为严厉意义上“海派”的构成，次要是受浙江的影响，并且“海派”后来影响全国，浙人的奉献也最为可看。浙江与上海画坛关系最密的地域乃嘉兴（嘉禾）、萧山（绍兴）、杭州三地。此中嘉兴虽属浙江，但一方面嘉兴画家如墨熊、张熊、王礼等所取法的对象（次要是恽南田、蒋南沙等）与江苏画家类似，另一方面嘉兴画家反受江苏人物画风（次要是唐寅、仇英及改琦等）影响，且在杭州、嘉兴地域影响甚广的戴熙一路山川画风本属于四王系统（承传者次要是吴穀祥、杨伯润等），因而，嘉兴来沪画家的总体创做面孔与江苏籍画家相差不大，在风气上虽有必然的区别，但在上海画坛几乎与来自江苏的画风合而为一。
来自萧山的画家曾胜利地创造出“海派”人物画的典型图式，是浙江关于“海派”最重要的奉献之一，而且在翰墨、出格是在外型方面深入地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画”中的人物画。而那一影响的过程，次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杭州通过"隔代遗传”的体例间接完成的。与此同时，集结于杭州的那些画家也将“海派”第二期画风忠实地承传了下来。
潘天寿《雁荡山花图》
杭州金石适意派文人画与本地俞樾（俞乃批示吴昌硕小学的教师）、章太炎、马一浮等各人不竭地倡议国粹密切相关。而此派的图式资本则由浙派印学、浙派画风以及石涛、八大、扬州八怪的画风混合而成，前者是浙江固有的传统，后者属于江南文人画的范围。“海派”第二代的典型画风，即是以那收来自杭州的文人画的风气为主（尤以西泠印社为班底）。“海派”关于“新中国画”最深入的影响，又是源于海上画坛金石适意派一彪人马的分流——以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等为班底成立起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的中国画教学系统，在将近代文人画改变为学院派艺术的同时，不单使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保留了浓重的海上书画社团的影子，将海派的文人适意画学术化，并且胜利地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学院系统中方增先素描加翰墨的中西合璧派人物画。方增先恰是在潘天寿的影响下，将王个簃的适意花鸟翰墨与任伯年的墨笔外型，连系柏里曼、谢洛夫以线为主的素描，创始了南方“新人物画”最为胜利的图式，而且影响了北方的人物画坛。因而，以潘天寿为核心的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在稳固海派第二期典型画风并与海派第二期画风在沪上之延续远相唤应的同时，为“海派”第一期画风胜利地影响新中国画创做奠基了根底。
方增先《说红书》
对北京的影响
“海派”对北方画坛的影响，次要表现在对“京派”的影响上。京派承受“海派”的影响后，“海派”做为整个新中国画根底的地位，才变得不成摆荡。
一度活动于海上画坛的金城倡导“国学”绘画，以金城为核心，北方成立了闻名的中国画社团——湖社画会，成为20世纪初北京中国画坛最为重要的事务。金城的画学思惟比力复杂，他对文人画有独出己见的熟悉，与严厉意义上的“海派”也不合拍。金城在北方画坛的意义，是将并存于海上画坛的一种并不是“海派”的典型带到了北方，并稳固了世纪初“京派”的正统性立场。
至1926年金城往世，情状发作了改变，“京派”因而也进进了新的开展阶段，新开展的本色就是北京画坛起头全面承受“海派”的影响。此一阶段，固然陈师曾业已做古，但跟着陈半丁、王梦白等准海派画家的日趋活泼，出格是承吴昌硕余烈的北方巨匠——齐白石的日益成熟，北方受“海派”影响的画家与正统派画家之间的力量比照逐步发作了逆转。那是确立“京派”新格局的转折点。在金城主盟画坛的时代，齐白石至少是不会博得公认的，那能够从齐氏闻名的“人骂我我也骂人”的题跋中见其一斑。齐白石的胜利，依靠于陈师曾，也仰仗于徐悲鸿，事实上，陈和徐的两双慧眼，即是“海派”的过滤镜。齐白石绘画的非正统性与徐悲鸿思惟的归正统性连系在一路，既开“京派”新风，也成为引发后来所谓“摧残国画”之说间接的导火索。跟着齐白石因其画风而遭到政府推崇，与何香凝（做为岭南派的嫡子，何氏亦是昔时海上画坛的活泼分子）先后担任中国美协主席，与陈半丁共担北京中国画院院长要职，以及受“海派”影响的重生代画家李可染、吴做人、王森然、李苦禅、王雪涛辈敏捷兴起，“海派”在北京站稳的同时，胜利地融进并转化成了“京派”。
徐悲鸿《白马西风图》（上海中国画院躲）
“海派”改变为“京派”的另一条通道是通过中西合璧的标的目的。那一过程，是由与“海派”有特殊渊源的徐悲鸿及其教学系统完成的。
徐悲鸿融“海派”的中西合璧画风，非但在很大水平上提拔了任伯年的艺术史地位，并且在看念上影响了以蒋兆和、方增先为代表的素描加翰墨派新人物画和以李可染为代表的写生派新山川画。
蒋兆和的绘画根柢本是在沪上打下的，其思惟更以徐悲鸿为旨回，因之，蒋氏之与“海派”的渊源，自不待言。徐悲鸿的思惟，在山川画范畴是由李可染实现的。李氏的国画，次要绍述的是齐白石、黄宾虹以及金农等，在山川画中则次要受齐、黄的影响，而为李介绍齐、黄的，恰是徐悲鸿。徐氏此举，自己即阐了然其反对正统派的立场。李氏新山川画图式的创成，除却写生，其于“海派”的血缘，亦不喻自明。
蒋兆和《流民图（部分）》
对西安的影响（长安画派）
需要填补的是1949年后，于西北画坛独树一帜的“长安画派”之于“海派”的关系。固然大风堂门人何海霞，还有蔡鹤汀、蔡鹤洲兄弟，也被认为是“长安画派”的一分子，但是“长安画派”实正的精神指导是石鲁和赵看云，尤以石鲁为翘楚。石鲁之于“海派”有着间接但却重要的渊源关系，他的国画根柢，是在其弱冠至陕北前打下的，且次要是受其兄冯建吴的影响——石鲁于1934年至1937年就读于冯建吴在成都兴办的东方美专，而冯建吴恰是“海派”嫡子——冯氏早年是上海艺术大学的学生，后转进吴东迈兴办的昌明艺专，受王一亭和王个簃亲灸。西北画坛的“新中国画”之风，除却抗战时艺术院校西迁的因素，其其实很大水平上是通过“海派”1937年以前在西南的影响，出格经石鲁、赵看云（赵氏次要在京通过王森然和李苦禅间承受到“海派”的影响）等在西北传布和开展，连系西画写生创成的。
对岭南地域
（包罗香港地域）的影响
其实，在岭南地域较早活泼的是以赵浩公、卢振寰、卢看海、黄少梅、黄般若、潘至中（致中）、姚粟若（礼修）、罗卓（艮斋）等人。他们在1923年结成癸亥协做画社，选举罗卓为社长，第二年邓芬（诵先）、李耀屏（瑶屏）、黄君璧、张谷雏（张虹）、何冠五、卢子枢六人加进，共计十四人。其目标是“以复兴中国画艺术为目标，虽曰复古，但仍以启发新意为重”。加进癸亥协做画社的画家或师法元四家、四王，或宗马、夏以及石涛、石黔，他们雅集协做，举办画展，成为一时之盛。1926年，癸亥协做社正式扩组为国画研究会，设立常务委员治理，潘致中任主持人，潘往世后由赵浩公接任，并在东莞、香港两地设立分会。国画研究会初成立时已有会员一百六十余人，后敏捷扩展为数百人的浩荡美术团体，远在上海的黄宾虹也参与了广东国画研究会活动，以示支援。1937 年抗战时闭幕，1938年广州沦亡后，彻底停行一切艺术活动。从癸亥协做社到广东国画研究会，前后活动逾十五年，参与画人一度达两百余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广州为重镇，辐射东莞、香港等珠三角地域的重要美术社团，也是民国期间广东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更大的一个美术团体。广东国画研究会并非一个画派，其次要人物的画风也各有差别，但主张倾向于融汇古今之传统，力求从传统自己复兴并开展国画。并且那些画家与“二高一陈”的艺术理念有很大抵触。1925年至1927 年，方人定与黄般若在报纸著文展开言辞猛烈的论战，时人称为“方黄之争”。论争两边就“中国画萎靡不振的原因”“写生问题”“剽窃与创做”“传统文化的继续与改革”“畅通领悟中西问题”“日本画问题”等多个论题在报纸上继续笔战。
宋文治《山川》
我们如今认为的“岭南画派”的健将“二高一陈”，其时在广州、香港地域并非特殊受欢送，相反是海上画坛愈加宽大地承受了他们。曲到高剑父舍弃从政后，兴办春睡画院，收徒授艺，专注努力于中国画的改革。然后“二高一陈”甚至他们的学生辈“天风七子”（周一峰、张坤仪、叶少秉、何漆园、黄少强、容漱石、赵少昂）才逐步占据岭南的支流艺术阵地。出格是“天风七子”，除黄少强早逝外，大部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都陆陆续续移居中国香港或海外，并且以经商和处置教导工做居多，对中国香港的艺术影响较大。
别的，吴子深1949年赴中国香港，1966年应张大千之请赴台北。董慕节是吴湖帆的学生，较早寓港，以算命为生。
墨屺瞻《风拆石榴》（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躲）
对中国台湾的影响
海派画家往中国台湾的次要有“渡海三家”中的张大千、黄君璧及冯超然的外甥张穀年。
张大千的影响力自没必要细说，1949年分开大陆，晚年定居中国台湾，并创始泼墨泼彩的画法，学者浩瀚。黄君璧很早便参与了卢振寰、黄般若等人成立的癸亥协做画社。1929年任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教务主任，1937年后任国立中心大学艺术系传授等。1949年迁居中国台湾，任台北师范大学艺术系传授、主任。宋美龄也曾拜在他的门下。因为黄君璧持久在艺术院校担任教职，并且他的艺术风气较为中规中矩，十分合适教学，故而在台湾地域有很大影响。张穀年少小即承舅氏习画，并从王同愈习诗文，1949年往了中国台湾，持久处置艺术美育方面的工做，学生有王寿蘐、蒋勋等。
张大千《庐山高图》（上海博物馆躲）
对日韩地域的影响
海派绘画较早就对日韩地域产生影响，那和吴昌硕其时的影响力不无关系。吴昌硕名传东洋，起首是因为其在书法、篆刻上的成就，例如日下部喊鹤、滑川淡如、长尾雨山来华后均拜见吴昌硕，并看摩其书、画、印创做，推崇备至。而河井荃庐则在1900年正式拜在吴昌硕门下。关于吴昌硕艺术在日本的传布，那些人都起到了很大的感化。
吴昌硕《花卉》
1911年，王一亭与吴昌硕订交，成了吴昌硕家里的常客，两者介于师友之间。王一亭曾出任日清公司总代办署理，后涉足电器、保险诸业，跻身清末民初上海更大实业家之列，他操纵本身和日方的关系，对吴昌硕的宣扬尽心尽力，而且带着吴昌硕出进日人白石六三郎运营的六三花园（现西江湾路240号），介绍吴昌硕与日本政商界名人了解，还在六三花园内为吴昌硕办展。还有个说法是其时在海上题襟馆中差不多天天都有画家在对客挥毫，王一亭尤为健笔，常以四尺整幅的宣纸做画，画成后辄由吴昌硕为题，累累识语，相得益彰，引得日本人纷来参看。据说某日，王一亭当寡为日本辅弼伊藤博文画像，运笔如飞，点点染染，不到半小时，伊藤像就跃然纸上，吴昌硕在旁只略一根究而做长题，伊藤大为惊异而赞颂不停。那种当场演示、立等可取的“实人秀”使得两人从此声名大振。蒲华、王一亭、吴昌硕、哈少甫、钱瘦铁等人的做品成为其时日人竞相争购的做品，吴昌硕的画派也因而在日本具有特殊的影响力。
而朝鲜人闵泳翊（1860-1914）是朝鲜王朝后期外戚权臣，字子相、遇鸿，号芸楣、竹楣、园丁，斋号千觅竹斋等。年方弱冠就大权在握，曾前去欧美日本察看，是朝鲜政坛的风云人物，对朝鲜近代化历程起到积极的鞭策感化。后因政治斗争失败亡命中国。1896年后，闵泳翊绝少干预干与政治，与吴昌硕、任伯年、胡公寿、钱慧安、蒲华等人交游，醒心艺术，后逝于上海。
对其他地域的影响
还有一些海派画家先后移居海外，并在本地具有必然影响力。例如孙慕唐、孙星阁、刘抗（刘海粟学生）等在新加坡，吴子深在印度尼西亚，张守成（吴湖帆学生）在美国等，都对海派艺术在国际上的影响有着差别水平的妥帖。
事实上，与“海派”有渊源并通过学院及后来的美协、画院影响全国的画家极多，虽然他们的画风和渊源不尽不异，但那些或从沪上美术校院结业，或曾是海上画坛风云人物并担纲过各地美术界重要角色的画家，皆已将其渊源的“海派”目之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并通过学院、美协、画院等机构勤奋地延伸着“海派”的外延。
钱瘦铁《踏遍青山人未老》（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躲）
（本文原载于《书与画杂志》微信公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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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纂：张昊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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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和开放信息以当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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