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孙氏绘〈红楼梦〉画册》①（以下简称“孙氏画册”）面世近20年来，学界对其研究功效大多在艺术特色、构图体例、文图关系等方面，而诸如绘者生平、创做细节、画册回属、递躲脉络等重要的问题却未能尽善处理，留有相当的研究空间。
《梦影红楼：旅顺博物馆躲孙温绘全本红楼梦》
笔者在细读图像时发现，孙温、孙允谟在做画时一改间接落款的常规做法，改以“画中画（书）”的特殊形式将做画年份等信息隐于画中，即编年躲款。
本文拟通过梳理“画中画（书）”中的那些编年躲款，对画册创做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细节停止切磋，如两位画家的创做时长、创做分工、创做特征、创做借鉴等问题。进一步综合存世画做、方志史料及田野察看所获，笔者还从头推定了两位画家的生卒年，并对当下贱传甚广“孙温历时36年绘成画册”的偏颇说法停止商榷，以求证诸方家。
一、“画中画（书）”释义
《清·孙氏绘〈红楼梦〉画册》，绢本设色，推蓬拆，画心纵43.3厘米，横76.5厘米，浅蓝色花绫镶边，共计24分册230开画面（此中一册为空白页）。图册无题签、无题跋，由孙温、孙允谟两位民间画家配合创做完成。
虽曰“民间”绘画，却不成不屑一顾。该画册涵盖了人物、山川、花鸟、鬼神、界画等多种画科，运用了工笔、适意、衬着、衬托、没骨、点苔、泥金等多种技法，是对原著文本的超高艺术性再现解读。
《红楼梦》“以人设修建了一方美轮美奂、精妙绝伦的府邸院落空间”②，复杂纷繁的诸多故事都在那又大又小的四角六合中展开。响应地，孙氏画册亦不成制止地涉及对高堂广厦、屋宇楼台的描画，此中又包罗室外（建筑形造）、室内（拆潢陈列）两种场景。
限于前言属性，文学语言无法对种种细节交代得八面玲珑，那就需要画家在挥毫做画时，对有据可依的文字所述之外停止需要的主看补白，以包管画面的完美性。
笔者重视到，在孙氏画册中大量以槅扇、匾额、对联、屏风、卷轴、挂轴、扇面等为载体呈现的“画中画（书）”恰是孙温、孙允谟对那种具有召唤性的“文本空白”所做出的答复和处置。
孙温绘《宁国府元旦祭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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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起首需要厘清“画中画”的概念。“画中画”狭义上仅指画中之画，广义上则指画做中的第二图像，本文摘用的是概念更广泛的后者做为讨论根底。“画中画”是一种在中国古代绘画中常以屏风画、卷轴画、扇面画、镜中像等多种形式呈现的图式现象，因其关于差别题材、差别画风的普遍包容性及抉择差别载体、差别位置的极大自在性，画家也付与了更主看、乖巧的处置手段，将其视做“二度创做”。
“画中画”做为一种的特殊的绘画语言，不只能丰富画面的原有构成，延展画面的时空属性；更为重要的是，“画中画”还隐匿着绘者幽微细腻、不容易间接表达的感情诉求，那是我们得以从面前可见视域准确透视绘者心里世界的关键之门。
因而，不管在内容、形式仍是感化上，“画中画”都拥有着多维度意义，它现实上为看者营造出一个无限想象的视幻空间和心理空间。“在17世纪，画中画抵达高峰形态，常被安放进进主画面，让看寡彼此参照，理解化做完全的象征涵义。”③
周文矩绘《重屏会棋图》
无独有偶，在同期间的西方绘画中，“巴洛克风气鼓起，一时间，画中画的构图体例成为一种较为常见的手法。北欧地域和西班牙地域的伦勃朗、维米尔、维拉斯贵兹都屡次通过主副画面的互相参照来搀扶帮助看寡理解做品涵义。”④
而在当今学界，学者们又将那种画里有画，具有自我指涉、自我反省意识的做品称之为“元绘画”或“元图像”⑤。
传（南唐）周文矩所绘《重屏会棋图》恐怕是最广为人知的一幅“画中画”做品。在那幅画中，我们起首看到的是南唐中主李璟与其三个弟弟（晋王李景遂、齐王李景达、江王李景逿）看棋棋战的现实场景，其次看到四人死后浩荡的插屏上描画着一位倦怠老翁正被梅香侍侯着卧榻歇息的画面，最初看到的是床榻后的三折山川画屏风。
三重时空堆叠递进，看似互不牵扯，却好像幻境般被协调地组织在统一画面上，不成谓不精致高明。
若进一步将座次、棋局、棋谱、投壶、箭杆等细节连系彼时的汗青布景，我们则不难读出在古井无波的画面中，潜含着政治斗争隐喻及帝王企图退隐、纵情山川的抱负逃求，那恰是画家通过苦心运营“画中画”所诡计传达的潜含心意。元代刘贯道的《消夏图》亦描画了“重屏”那一母题，其图式对《重屏会棋图》存在明显的借鉴陈迹。
《弘历是一是二图》同样是一件极具代表性的“画中画”做品。画中身着汉拆的乾隆帝危坐罗汉床上鉴赏各类珍奇古玩，如有所思，其死后是一架山川画座屏，又悬一人物画像——不是他人，恰是弘历本身。
那种构图体例又被称做“二我图”，画中是皇帝，画外亦是皇帝，面孔神气皆如一的“二我”同框对看。试想当乾隆赏识此画，便构成了我看，我被看，我看着我被我看的“三我”对话，那反映了乾隆自我审阅、自我省思、自我看照、自我求索的人生立场，即画上御题“是一是二，半推半就，儒可墨可，何虑可思”之所指。
《弘历是一是二图》
画为心声，“画中画”做为一种特殊的绘画语言，最重要的意义是在无形之中传达出了绘者心里无法婉言的情思。而在孙氏画册中，孙温、孙允谟二人又创造性地将“画中书”巧妙融进“画中画”。
“书”即文本，“画中书”与“画中画”性量相类，但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画家或鉴躲者留下的落款、题跋。那么，孙氏二人通过“画中画（书）”那一媒载，又向我们倾吐了如何的心里独白呢？
二、“画中画（书）”躲玄机
据研究者统计，在孙氏画册的230开画面中，对折以上都呈现了“画中画”，共计901幅。此中花鸟画663幅，包罗花卉类、禽鸟类、瑞兽类、鳞介类、奇石类五种题材；人物画22幅，分为神话传说类与汗青故事类两种；山川画216幅，分为点景人物式山川与全景式山川两类。而“画中书”共计405幅，包罗诗词、联句、鄙谚、“画中画”落款等内容⑥。
孙温绘贾母八旬大庆
纵看整套画册，绘者甚少间接在画面上落款题识，而多以钤印取代，只要两处破例。
第一处是第二十二册首开画面左下角有墨笔挺行楷书“七十三白叟润斋孙温”的落款，题下钤“浭阳孙温”阴文印；第二处则是第二十三册末开画面左下角有一道涂抹陈迹，依稀可辨“浭阳孙允谟”五字，下钤“允莫”“小州”二印。
除此之外，更多的文字信息被做者留躲在了用以装点、粉饰的“画中画（书）”里，此中不只包罗“润斋”“浭阳居士”“白云山馆”“沁香吟馆”等做者字号、斋号，更为重要的是含有大量绘造年份信息，那关于我们领会整套画册的创做分工、创做时长、创做特征等问题大有助益。
旅顺博物馆原馆长刘广堂先生是孙氏画册的最早研究者，他起首对整套画册的各类文字内容停止了考识⑦，笔者参考刘文进一步核实原做查遗补漏，梳理整合出33开画面中隐含的37处编年躲款。
《清•孙氏绘〈红楼梦〉画册》“画中画（书）”编年躲款信息表
需要特殊阐明的是，笔者关于刘文中的讹误也做出了需要纠正，包罗第十八册第四开、第十开、第十九册第四开三处。详细原因关涉后文，暂且按下不表。
三、画册创做过程推考
在上表中，画面图名为每开画面临页（空白页）粘附的签条上用软笔或硬笔书写的文字内容，小括号里为原属笔误后经笔者更正的文字，编年躲款里小括号内容系对应的公历年份。通细致考那些有载、可循的材料，我们能够获知许多富有价值的信息：
其一，画册由孙温、孙允谟二人配合创做完成。
孙温，字润斋，号浭阳居士、梅花道人，斋号有白云山馆、沁香吟馆、沁香书屋等。孙允谟（亦做“允莫”），号小洲（亦做“小州”）。躲款编年共计37处，分为朝代编年和干收编年两种形式。此中朝代编年凡7处，干收编年凡30处，前者均系孙温所署。
其二，画册的最早创做不晚于1877年，最晚创做不早于1930年，至少横跨53载，近一个甲子之久。
而进一步区分钤印能够得知，孙温绘造了原著前八十回的全数内容及八十回后的8开画面，凡161开，其起头不晚于1877年，完毕不早于1903年，共计26年；孙允谟则承担了《石头记大看园全景》及后四十回剩余部门（除一〇三回至一〇八回）的绘造，凡69开，其起头不晚于1885年，完毕不早于1930年，共计45年。
孙温绘《光景常新册》
其三，在孙氏二人创做过程中至少有18年（1885—1903年）的穿插阶段。
由此能够根本揣度，画册并不是是由二人提早摆设分工，再同时起头绘造；亦并不是前人所认为的同原著相类，前后是原做与续补的关系⑧；而是最起头由孙温动手整体构想创做，孙允谟在半途加进，协助了一部门画面的绘造。
数开画面的躲款系统一年即为两边创做齐驱并进的明证，如第七册第八开与第十八册第八开均画于1885年；第十五册第八开与十七册第六开均画于1890年。除此之外，二人做画时间仅相差一、两年的例证愈加普及，如第五册第七开为孙温画于1884年，第十八册第八开为孙允谟画于1885年；第十六册第四开为孙温画于1891年，十七册第六开为孙允谟画于1890年，等等。
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孙允谟并未创做前八十回画面里的任何一幅，孙温却介进绘造了后四十回内容里的八幅（第八十一回的一幅、第一〇九回至第逐个二回的七幅）。那么，能否可能是孙允谟加进时，前八十回绘造工做已经完成，因而没有时机参与了呢？显然非也，详参图表不罕见出否认的谜底——孙温的很多幅画面都绘造在孙允谟最早起头创做的1885年后。
周汝昌先生早已指出：“画者非做者，读红亦蓄疑；故于续貂事，有依有不依。”“孙温绘画，根本只到八十回雪芹原著为行，不愿续画伪续四十回（中间虽试画了数幅，亦不愿完卷）……他能辨百廿回假全本中前后大有区别，此点所关，尤为重要。”⑨
在主创做者孙温心中，似乎对后四十回“心存芥蒂”，因而在本身还未完成前八十回绘造工做时，就已经提早安放了孙允谟起头绘造后四十回。孙温关于《红楼梦》续书的立场极有可能是影响孙允谟参与创做的间接原因。
刘广堂主编《清•孙温绘全本〈红楼梦〉》
其四，整套画册并不是严厉按回目录序停止绘造，而闪现出自在、乖巧的创做特征，阐明画家具有缜密的全局看和极强的统筹力。
那起首反映在绘者在统一年内可能创做跨度很大，如孙温在1891年同期停止了第十六、二十一册的绘造工做，在1895年同期绘造了第八、九、十册的部门画面。其次与之对应的，统一册差别开画面的创做时间可能相差很大，如第九册第八开绘造于1886年，同册第三开却绘造于1895年，排序在前的画面反而完成得晚，两开在时间上相隔近十年。
别的，笔者发现画家关于情节抉择亦具明显的小我特色，如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晴雯撕扇、龄官画蔷那些家喻户晓的情节不只没被孙温着重表示，反被无限缩小成画面背景，若不细心留意难以发现。
而孙氏画册创做的那种非正序性却与原著的成书过程颇为类似。《红楼梦》的成书研究是红学界历来普及存眷且已卓有功效的课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俞平伯等学者就已起头对《红楼梦》成书问题停止了摸索。
人民文学出书社珍躲版《红楼梦》
在曹雪芹“披览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次，分出章回”的过程中，他不竭地调整写做构想，不竭地修改完美书稿，或将某回文字提早，又将某章内容推后……但最末也并将来得及统稿润饰全书便撒手人世，因而才留下了许多前后不敷一致或互相抵触的“毛刺”，诸如贾母生辰事实几时、彩云彩霞是一是二、珍珠改名后再次出场等小问题不堪枚数。
张爱玲曾在《红楼梦魇》中好像亲历般不厌繁琐地阐述了曹雪芹五次增删的过程，与那种需要考证文本矛盾做法差别的是，孙氏二人在画册里写了然绘造年份，为我们领会创做过程供给了极大便当。
其五，“画中画”多为假托前代名家或表白仿写之做，“画中书”也大量取自文坛名人的诗、词、赋、联，那不只表白了创做者博摘寡长的画技承源，还反映了其不俗的文学素养。
如在编年躲款中我们就可发现“梅花道人”（吴镇）、“黄子久写”（黄公看）、“六如居士做”（唐寅）、“仿白阳山人笔”（陈淳），画册中另可见“仿板桥道人之笔”（郑燮）、“松雪道人”（赵孟頫）、“南田白叟”（恽寿平）、“元章”（米芾）、“石谷”（王翚）、文征明、董其昌等名讳。
而画家抄录王之涣、宋之问、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岑参、韦应物、贾岛、杜牧、李商隐、白居易、苏轼、墨熹、张岱、高启等人做品及《左传》《增广贤文》《近代名贤墨迹》等书中语句更到处可见，其书体篆、隶、行、楷纷歧，书写格局也随载体大小、形式、位置可随意改变，以至有时偷梁换柱，将差别做者、内容的诗文连缀一体。虽自言“偶书”“偶录”，此非博学多才、烂熟于心不克不及为之。
其六，画面的整体数量安放以及首图《石头记大看园全景》的设置或许遭到了《红楼梦》石印本的影响。
《增评补图石头记》之大看园图
光绪十年（1884）同文书局刊行的《增评补图石头记》在印刷上摘用了其时先辈石印和铅印手艺，在评点上变一家之言为两家合评，堪称《红楼梦》传布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版本⑩，清末民初学者吴克歧在《忏玉楼丛书概要》中称“逮此本呈现而诸本几废矣”⑪。
而在红楼绘画史上，《增评补图石头记》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它在书前不只附有人物绣像，还第一次呈现了“绘画式”的《大看园图》与240幅回目画，尔后石印、铅印本皆对此形式争相借鉴模仿。
《增评补图石头记》的240幅回目画是《红楼梦》问世以来第一套完全的情节插图，均严厉据原著回目含义绘造，并将回目题于画上，两幅图对应一回文本。
而孙氏二人固然其实不完全按回目录序创做，每回创做的画面数量也不相等，可能是一幅、两幅以至更多（如孙温为第十七回共绘造了16开画面），抑或者把两回内容合并在一幅，画面所绘更未必对应回目含义。
但整体看来，他们关于画面的创做总量有着全局性的缜密把控，以至连空白画面的数量都是有意为之。假设加上空白册，孙氏画册的画面数量与《增评补图石头记》回目画刚好相合。
《石头记大看园全景》
另有一点颇为可思，孙温固然包办了整个前八十回创做工做，画册首图《石头记大看园全景》却是由孙允谟绘造的（此幅钤“孙”“小州”二印，是孙允谟所做最接近孙温画风的一张）。是孙温力不从心吗？笔者认为非也。整套画册中，孙温的创做量（161幅）是孙允谟的（69幅）两倍之多，且就绘画技法、塑造才能、艺术风气等方面而言，孙温也都远胜孙允谟。
当笔者联络起《增评补图石头记》刊行时间晚于孙温起头创做至少七年，却与孙允谟起头绘造相往仅一年摆布，揣度《大看园全景》极有可能是遭到石印《大看园图》的启发才补绘的，而并不是在孙温最后的创做方案中，孙允谟以至可能恰是因绘造此图才得以加进创做。
假设进一步比力两张画面内容，我们更能发现很多眉目：
两图均摘用空中45度的正向俯视鸟瞰视角，并以五开间硬山顶正园门及水磨群墙规定了大看园的南向鸿沟，工具向则都延展到画面之外。大看楼都占据着画面的中心位置，周边飞楼插空，群山环抱，溪水萦纡，佳木碧绿……那些构图的类似性都明示了后者对前者不成承认的秉承过程。
但两者更大的差别是孙允谟一改前者的空间平面化处置，利用了较为娴熟的西洋透视技法描画了一个视野愈加宽广、纵深感更强的大看园全景。
四、孙氏伯侄生卒年辨正
关于孙温、孙允谟那两位在画史上没没无闻的民间画师，我们除了从“画中画（书）”里获知其名讳、字号等极为有限的小我信息外，在各类美术家辞典里都难以觅觅与其相关的只言片语，更遑论晓得二人事实是何关系，生于何年，卒于何时，又能否还有其他画做传世。
《冀东古近代书画集》
刘广堂先生起首对孙温的生年做出了推论，“假设将图中最晚的有朝代编年的躲款‘光绪辛卯’（十七年，1891）做为下限，并由此逆推七十三年，就能够揣度出孙温大约出生于嘉庆戊寅（二十三年，1818），待全图绘造完成之时，孙温早已年逾古稀。”⑫
但是整套画册共有包罗朝代编年与干收编年两种形式的近40处编年躲款，因何要抉择“最晚的朝代编年”为下限逆推呢？做者并未阐明，更将孙温与孙允谟的做画时间混做一谈。
笔者认为，那显然是一个无法自足的揣测，难以令人心服。
前《唐山劳动日报》总编张哲明先生持久处置冀东地域书画研究，收躲有孙允谟的《古诗人物四条屏》⑬。他几经周折找到了孙允谟的家乡——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大新庄镇薄港村⑭，在孙氏第十七代孙孙相和家中见到了《孙氏家谱》，从而得知孙温是孙氏第十三代孙、孙允谟的大伯，而孙允谟是孙氏第十四代孙，约于民国25年至27年往世⑮。
孙允谟书法
虽然关于张哲明最末得出《红楼梦》画册做者为孙允谟一人的结论，笔者难以苟同。但必需必定的是，他的考证过程不只查了然孙氏二人的家乡所在，还确定了辈份亲属关系，洵为关键性的一步停顿。但囿于报刊的影响力有限以及结论的偏颇性，张文少为学界所存眷、讨论⑯。
鉴于张文只处理了相关研究的部门问题，同样也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笔者查阅了唐山市的方志史料并连系实地田野察看，颇有所获。
起首，由“浭阳孙温”“浭阳居士”“浭阳孙允谟”等钤印款识可知伯侄二报酬浭阳人。
考“浭阳”系丰润古称，因其境内有浭水（今称还乡河）且在浭水之北，故名。
丰润自西汉起头为土垠县，那是丰润汗青上最早的县级政权；北齐废土垠为永济务进无末县；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无末县改名玉田县；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以玉田县之永济务置永济县，大安元年（1209）避东海郡侯讳改名丰闰；元初改县为闰州；明洪武初改丰润县；清初根本沿袭明造，康熙五年（1666）改属遵化曲隶州，雍正三年（1725）改属程度府，乾隆八年（1743）划回原属；民国期间先后属渤海看察使、津海道（道署设天津）、河北省；1949年从属唐山专署，1959年恢复县造，2002年撤县改区从属唐山市⑰。
而张哲明所察看的大新庄镇薄港村原属丰润县的辖区。1946年丰润、滦县各划出一部门合设丰南县；1949年从属唐山专署；1954年并进丰润县；1958年划回唐山市；1961年又恢复丰南县建置；1994年撤县建丰南市；2002岁首年月，撤市建区，成立唐山市丰南区⑱。
《丰南县志》
因而，孙氏伯侄昔时笔下的“浭阳”现今已属丰南区了。在查阅上世纪90年代（此时孙氏画册尚未面世）编辑的《丰南县志》时，笔者欣喜地发现一处关涉孙允谟的贵重记载：
小北柳河的孙晓船，以画《红楼梦》人物见长，他是祖传艺，至民国已传三世，称为“绘画世家”。⑲
此句透漏了三个信息点值得重视：
其一，在画册中可见“小洲”“小州”印，在孙允谟《古诗人物四条屏》上可见“筱州”款，目前尚未见“晓船”之名，此处或为音讹或画家确另有其名，未可知；其二，小北柳河村则与薄港村相距数里，孙允谟或曾在此栖身，不敷为怪；其三，孙允谟的画技系“三世祖传艺”，家族被称为“绘画世家”，由此揣度他极有可能恰是师从其大伯孙复习绘丹青。
2020年12月，笔者专赴唐山市丰南区停止走访调研，却不想在薄港村村民们口中得知孙相和白叟已于2019年离世，彼时亦无家人在家，甚为憾然。
颠末陆续领会询问，笔者末于村头孙文生白叟的家中见到了两套《孙氏家谱》，一套重修于同治戊辰年（1868），刻印来源根基件，共六卷；另一套重修于民国丁巳年（1917），手手本复印件，共六卷。
孙学明一收四代家谱表
孙文生同为孙氏第十七代孙，出生于1939年，年逾八十，善写书法，曾屡次参展获奖，常日常为村夫刻碑。他向笔者阐明，民国本家谱是在誊抄同治标家谱的根底上填补修订的，因而内容愈加齐全。
据同治标家谱卷一第132页所载，孙温系孙学明长子，余下五子依次名为良、恭、俭、让、得。六名显然出自《论语·学而》中“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之句，可知孙学明具有必然文学涵养，并不是一介胸无点墨的农人。
民国本家谱卷一第164、165页记载更为详尽。据此可整理出孙学明一收的四代家谱表。
孙允谟小注中提及的北洋银元局建成于1902年，又于1906年改做他名，因而孙允谟“充司员，推荐八品”应在1902—1906年内。
此外在民间传说中，孙允谟还与戴克昌、邵开鼎、张石楼、张灿、闫德生、张凤翔、李嘉境合称“京东八家”⑳，是冀东美术史上代表人物。
当笔者向孙文生及其他村民探听孙温、孙允谟时，世人皆说他们生活年代太早，对其生平不大清晰了。
据孙相和在2006年受访所说，村里人都称孙允谟为“谟爷”，他年轻时在曲隶省滦县李梦松家教书，也做壁画，画《红楼梦》人物。后来，孙允谟在丰南小集“同义号”边教书边做画，还曾在乐亭、天津等地常住做画，画的大多是仕女、山川（仿米芾）等，字写得也好。他晚年回乡，往世前患有神经病，身后葬于村西的祖坟上。
孙允谟《山亭消夏》
据丰南政协编《唐山文史材料大全·丰南卷》载孙允谟于民国25年（1936）至27年（1938）往世。㉑在民间收躲孙允谟的另一幅画做《山亭消夏》中，有“壬申（1932）七十六叟筱州孙允谟”的署款（图1），可知他生于咸丰七年（1857）。
画家自言生年天然更为可信，再连系卒年，孙允谟常年81岁摆布。此外，孙允谟后人还躲有他在小山鸿璋拍照馆（唐山最早的拍照馆，始建于1909年）的晚年留影。
而孙温的生卒年问题较为棘手，我们只能据现有材料对生年做一个大致揣度，卒年因材料暂缺付诸阙如。孙温在第二十二册首开画面留下了“七十三白叟润斋孙温”独一落款，因而能够确定他73岁时髦在人世。假设按编序现状来看，此幅是回属孙温的倒数第二张。而“七十三”并不是整十数字，亦非如喜寿（77岁）、米寿（88岁）如许具有特殊含义的年纪，为何却唯独遭到孙温强调呢？
北京大学藏书楼所躲清人孙继芳创做的《镜花缘》画册与此有相类情状。
《孙继芳绘镜花缘》
该画册为绢本设色，折拆，画心纵39.6厘米， 横33厘米，共计十函20册，200开画面。在第199开左下角有全本独一题识“光绪癸巳仿仇十洲笔意，筱山孙继芳敬绘”，由此可知画册绘造完成于光绪十九年（1893）。
笔者揣度，孙温独一落款的此开画面也已临近创做尾声，以至可能就是他绘造的最初一幅，因而留下一个总落款以彰纪念。无独有偶，孙氏画册的末册末开上涂抹过的“浭阳孙允谟”落款亦系仅见，应与前者属统一性量。
鉴于此，由目前能够确定的孙温最晚创做年份1903年为下限倒推73虚岁，他的生年应不早于道光十一年（1831）。继而能够得出孙氏伯侄的更大年龄差是26岁，那与孙允谟系孙温三弟孙恭之长子的亲属关系以及《大清通礼》规定“男十六，女十四”的婚嫁年纪较为相合。若如前人揣度孙温生于1818年前后，则与孙允谟年龄差过大了。
目前，“孙温历时36年绘成画册”的说法在各大媒体平台上转载甚广。此看点最后源自刘广堂先生，历来研究者莫不引用从之，因因相袭，笔者认为细究实有疏漏之处。
起首，孙氏画册由两位画家合力创做完成是不争的汗青事实。
刘广堂虽同持此见，在为画册定名时却将著做权仅回属孙温一人，考证创做年代时更稠浊模糊了二人分工做画的时间概念，此即又完全漠视孙允谟的存在，岂非自相矛盾？全面性的结论以致公家持久以来的误差认知。
其次，刘广堂认为第十八册第四开躲款“时在丁卯夏月于花散”为同治六年（1867），同册第十开躲款“时庚午秋月六如居士做”及第十九册第四开躲款“庚午夏季书”为同治九年（1870），又综合其他躲款编年后得出了画册从构想到绘造完成大约在1867—1903年，历时36年的结论。那两处均系孙允谟所写，而我们如今已经确定孙允谟出生于1857年，1867年他年仅11虚岁，有才能参绘如许大部头画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而笔者综合阐发后认为“丁卯”“庚午”所指别离为民国16年（1927）与民国19年（1930）。
孙允谟绘山川人物四屏
前文曾叙及孙允谟最早绘造时间不晚于1885年，此时的他将及而立，有参与创做的才能天然更符合情理。退一步讲，即使孙允谟先于孙温停止创做，他一动手绘造工做便起首抉择后四十回内容也显然与一般创做法例相悖，更遑论他彼时髦未束发。从那点上讲，认为“丁卯”指1867年的看点亦难以成立。
五、 展看
《清·孙氏绘〈红楼梦〉画册》是由孙温、孙允谟伯侄两代人至少历时53年，呕心沥血合力创做的稀世巨做。以至孙允谟在往世前的最初十年内，仍在动手画册创做。那套画册不只为红学研究翻开了新视界，仍是冀东书画与海派书画南北交换的见证。
1959年7月，它以“撑持建立”之名由沪上调拨辽东，转躲旅顺，曲折再三，末与其家乡隔海相看，不再路远山高，似乎是冥冥必定的缘分。
《尘世梦影：彩绘红楼梦》
画册又经尘封45年后在中国国度博物馆重见天日，面临如许的鸿篇巨造，我们需要探究的背后问题另有许多：孙温、孙允谟事实出于何种动机绘造了那套画册，以致于坚守近一甲子都不曾懒惰舍弃㉒？前八十回绘造根据底本是脂评本仍是程高本？孙温为何又介进了后四十回画面创做？画册完成后回属何人所有？230张签条上的回目是何人所写，又所据何本？画册在何时经何人之手流进上海？递躲过程是如何的？两位画家还有哪些传世画做？诸如斯类，都有待日后深进研讨。
正文：
① 笔者从孙氏画册的著做权回属、画面的创做数量、画册的创做底本三方面停止辨析，认为将其定名为《清·孙氏绘〈红楼梦〉画册》较为妥帖。拜见拙文《从孙温、孙允谟合绘〈红楼梦〉画册的定名谈画册的著做权问题》,《曹雪芹研究》2021年第2期。
② 曾庆雨《灰色空间：明清小说府邸类叙事空间阐发——以〈金瓶梅〉〈红楼梦〉为中心》，《红楼梦学刊》2019年第6辑。
③ 戴冲冲《超越视觉——中国古代绘画中的画中画》，青岛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页。
④ 周元、施旭升《创造超越式的宽大：维米尔的画中画》，《艺术设想研究》2020年第2期。
⑤ 拜见邵亦杨《“元绘画”、元图像元现代》,《美术研究》2020年第1期。
⑥ 拜见张哲《孙温〈红楼梦〉绘本中“画中画”研究》，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第6页。
⑦ 刘广堂在对画册排序时，将本来空白的一册十开画面插进前后两册中，并说明“第二十二册：缺图”。笔者为行文表述便利且制止误会，故排序时以现存画面为先，将空白册列为第二十四册，特此阐明。
⑧ 王典弋有“孙温熬得油尽灯枯，都没完成整部画做，未竟之业，由其侄儿接续”的看点，那是对画册前后存在两种差别画风的普及熟悉，实系未加考证创做过程的误判。此外，他将孙氏二人的关系误做“叔侄”。拜见王典弋编《尘世梦影：彩绘红楼梦》，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年7月版，跋文第463页。
⑨⑫ 刘广堂主编《清·孙温绘全本〈红楼梦〉》，做家出书社2004年版，第231、242页。
⑩ 拜见曹立波《〈增评补图石头记〉的传布盛况述评》，《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1辑。
⑪ 吴克歧辑《忏玉楼丛书概要》，北京藏书楼出书社2002年版，第32页。
⑬⑳ 张哲明主编《冀东古近代书画集》，中国文联出书社2005年版，第60-61、4页。民间传说清末朝廷从冀东征集民间画做，父母官搜集呈上，经鉴赏后留下了八人做品，此八人即“京东八家”。
⑭ 相传，明永乐二年（1404年），薄氏祖先由山东枣林庄移民来此定居，因地势低洼，故以姓氏和地形特征取名薄家港，1960年改名为薄港，拜见河北省丰南县地名办公室编《丰南县地名材料汇编 》（内部材料），1983年版，第210页。港，音“奖”，指山凹或山沟，丰南方言读做“贾”。
⑮ 张哲明《专家考证绘全本〈红楼梦〉做者为清末画家孙允谟》，《哈尔滨日报》2005年3月29日。
⑯ 刘广堂与笔者曾撰文对张哲明提出的“孙允谟小我创做说”停止商榷，于培良则附和张说。拜见刘广堂《再访丰润，追根究底》，《大连文化艺术》2006年第2期；于培良《民国之前宁荣二府建筑绘画述评》，《曹雪芹研究》2019年第2期。
⑰ 政协丰润区委员会编《唐山文史材料大全·丰润卷（上）》（内部材料），2013年版，第2-5页。
⑱㉑ 拜见政协丰南区委员会编《唐山文史材料大全·丰南卷》（内部材料），2013年版，第8-11、第398-399页。
⑲ 丰南县志编辑委员会编《丰南县志》，新华出书社1990年版，第507页。
㉒ 房学惠、潘建国认为孙氏画册是为了书局石印出书《红楼梦》连环画而绘造的，但因为某种原因未能排印。笔者认为此看点颇可商榷，起首从画册长达五十余年的创做周期来看，无法到达书局快速取利的需求；其次石印底本只需要单色线稿，没必要像画册如许重彩描金。但在创做完成至进躲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的二十余年中，不克不及肃清孙氏画册是因影印（珂罗版印）之需而传播沪上的可能性。拜见房学惠《卷帙浩繁，华贵精雅——旅顺博物馆躲〈红楼梦〉图册探析》，《荣宝斋》2007年第6期；潘建国《西洋拍照石印术与中国古典小说图像本的近代复兴》，《学术研究》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