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徽州碑刻及其相关著录
南宋史学家罗愿在《新安志》中指出：“新安之石不宜于碑，露暴岁久，则剥泐不成读，加以中更寇攘，存者益寡。”不外，虽然因石量所限及兵燹战乱的影响，徽州一地遗存下来的碑刻仍然相当很多。特殊是明代中叶以后，跟着徽商之兴起，社会生活渐趋纷杂，碑刻之数量遂急剧增加。关于那一点，《袁中郎游记》曾讲述，“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曾与陶看龄、潘之恒等一路游览齐云山，当他看到触目可及的碑碣时，厌恶之情油然而生：“徽人好题，亦是一僻【癖】，薰习成风，墨书白榜，卷石皆遍，令人气短！”袁中郎一贯反对复古模仿风气，强调应间接抒发人的性灵，表达实在感情。在他眼里，到处皆在的碑刻，其实是“俗士毁污山灵”。不外，揆诸现实，“徽人好题”的成果，是促使各类文献（包罗对联、碑刻）之数量大为增加。
1935年，杭州西泠印社开创人之一、闻名金石学家叶为铭撰有《徽州访碑记》，此中枚举了《宋建炎三年造大圣菩萨浮图碑》和《明嘉靖二十三年叶晴重修宋塔碑记》。叶氏在文中提及：
吾四世祖义公，于明永乐七年由郡城北门附郭迁居新州，而辟地建置，则自五世祖蓁公通籍后运营之。宅左立庙，即今宗祠也。祠左尚存古塔，刊有宋建炎三年建筑记，又有明嘉靖二十三年九世祖晴春公修葺记，论述源流，了了无遗，攸关故土文献、吾族汗青。故予于今秋赴歙，椎拓石刻，并摄塔影，以备续修邑志、家乘之摘辑。（《浙江省立藏书楼馆刊》第4卷第5期，1935年，79-81页）
叶为铭：《徽州访碑记》
新州一地位于歙县北郊，1980年代本地曾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村子遗址。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歙州改名徽州后，此处一度为州治所在，据说本地迄今尚存有宋城墙遗迹。叶为铭提及的“古塔”（大圣菩萨浮图）俗称新州石塔，位于今歙县第二中学校园内，该塔全用赭色麻石凿砌而成，高四米六，五层，八面形体，正、背两面刻有南宋建炎建塔和明朝嘉靖重修之铭刻，数十年前就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庇护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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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文物庇护单元——新州石塔
叶为铭的祖先世居徽歙，自明末迁居杭州，到他前去新州觅根时，已历三百年，故他于上揭文章末署：“新州叶氏第二十世从宪公迁杭第九世为铭，记于杭州市紫城家庙。”正像前文提及的那样，他拓碑、摄影，次要是为“续修邑志、家乘”做预备。后来，他出书了《歙县金石录》十四卷。
民国期间，除了迁居在外的徽报酬觅根而拓碑之外，本土的徽州人也多有类似的行动。以方志编辑为例，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五《艺文志》中，就有“徽州碑刻附志”，此一附志由清人夏銮所纂，收录徽州府境内唐至明代碑刻三十四通。不外，《艺文志》仅录碑目，未录原文，碑目之下说明时年及著录典籍，阐明存佚形态以及文字剥泐情状。而在歙县西溪南（今属黄山市徽州区）文书中，亦有《歙县金石目》和《歙西溪南吴氏四槐书室收躲金石目》等。
吴保琳辑述：《歙县金石目》，西溪南文书，私家收躲
西溪南吴氏自明代以来就是徽州闻名的世家大族，该家族的最初一任族长吴吉祜，卒于1957年7月18日，常年七十四岁。在他死后，留下了多量的乡邦文献，此中有一小薄册题做《古衣小记》。书中有一部门为《帖目》，起首列举了《余清斋石刻目次》和《余清斋帖跋》，接着又列举了《清鉴堂石刻目次》和《吴氏石刻目录》。后者内容包罗董其昌所书的《墨禅轩说》以及陈继儒、吴士奇、陈元素、程宗鲁、程伸、许立礼和吴桢的跋，陈继儒撰书的《吴氏修墓记》，佚名所撰之《德求堂记》和《赠吴周生叙》，董其昌撰书《歙西莘墟重修诰赠许氏恼人祖母墓记》，杨锡跋撰文、郑来书《吴尔衮公墓志铭》，秦宫璧《吴尔襄公墓志铭》，金榜撰书《吴砚山六十寿序》，方粹然撰、程瑶田书《澹圃记》，祝允明撰书《溪南吴氏八景诗》，以及王稚登等人的跋。除了那些之外，书中还提及吴吉祜本人的一些拓本，如《芰荷南迳》，“依吴氏吉祜拓本，吉祜私有，隶书，石在思睦祠上隔邻吴氏吉祜家中。按：此系吉祜次公囗，德奎本家得于本宅之侧土中，其四字方寸大小，可裱不断幅。回忆先君子少渠公寓北京南城驴驹胡同，于土中得一残石，其字隐约可见，先君定为宋刻，后因展【辗】转迁移，遂致失落，殊可惜也！”那段文字中的“少渠公”，为同治十二年（1873年）恩科举人吴荫培，因其任职外务部，故寓居北京南城。由此，亦可知该段文字应出自其子吴保琳之手。吴保琳为吴荫培长子，结业于法政学校，曾任江西高档审讯厅统计科、民事科主任，持久寓居华北的山东、北平一带，与吴吉祜频繁通信，商讨乡邦文献之搜集与整理。在吴吉祜抄录及著作的很多手本中，都见有吴保琳校勘的文字。揆诸现实，《古衣小记》书名中的“古衣”二字，其实就是吴吉祜之“祜”字，此书出自吴吉祜之手，但书中也有很多吴保琳的案语。例如：“绿芙蓉，方简，……吴未央。祜按：未央，（《溪南金石志》做“来央”）良行公也。琳按：盐城春甫氏《新安纪程》于道光二年月日午后偕石泉步于村之北，觅废棕亭，阅太乙石，过钓雪堂，一路竹树纷披，境颇幽致，有古棕亭，今废，惟前明汪司马南溟、吴太常与诸名流落款石在耳。今考此石落款，非汪司马道昆及吴太常士奇。《纪程》所记，乃耳食。《歙县志》云高士楼门前有丈人峰石，即此也，此石并未挪动，盖与楼附近耳。”春甫氏的《新安纪程》手本现由笔者收躲，今查原书道光三年（1823年）八月二十日条，此中确实提到了废棕亭和太乙石。
吴吉祜：《古衣小记》手本，私家收躲
别的，吴吉祜《古衣小记》中，还提及“吴少微公石刻八种”，即《新安吴氏鼻祖少微公谥文惠遗像》（附《宋罗愿唐御史少微公传》）、《敕左台监察御史吴少微》《唐玄宗皇帝御赞右台监察御史吴少微谥文惠》《宋任布吴文惠公像赞》《宋富弼吴文惠公像赞》《宋墨子吴文惠公像赞》和《少微公遗像志》，“上列八种，吴荫培书，吴福田绘像，吴仲成督镌于津门”。唐监察御史吴少微为歙人，后迁居休宁，其人被尊为新安吴氏鼻祖，上述那些，都是与西溪南吴氏相关的碑刻。
至于现存徽州碑刻最为集中的处所，次要有歙县新安碑园碑刻、许村云溪堂碑刻和徽州区唐模之檀干园镜亭碑刻。当然，那些碑刻在内容上相对较为文人化，与次要屹立于街衢巷陌、深山僻坞的绝大大都碑刻悬殊其趣。
明祝世禄书“大宅世家”，歙北许村云溪堂石刻
二、碑刻中的区域社会经济
安徽黄山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原馆长陈琪先生，多年来徘徊于黄山白岳之间，披荆访碑，收获颇丰，如今遴选此中的部门功效，编成《徽州百碑》，颇具学术价值。
做者先前持久在祁门县工做，对祁门各地的公私碑刻有着清晰地掌握。书中收录了祁门县博物馆收躲的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买地券残片以及庆历八年（1048年）的“汪氏八娘地券”等。后者的文字较为完全，迻录如下：
惟庆历八年岁次丙戌闰正月甲寅朔二十一庚申，大宋国江南道歙州祈门县造锦乡遐岺里偶舍社女门生汪氏八娘，甲戌生身死，因往灵山摘药，觅远寿之方，路逢仙人饮酒，时沾一杯，不觉醒回泉台，后落坡死。今用囗清酒买得龙子灵地一穴，永为千年之宅，基地东行甲乙，南行丙丁，西行庚辛，北行壬癸，中囗戌己。囗囗山买下之地，上行彼苍，下行鬼域。来时谁为书？水中双鲤鱼；谁诵？天上鹤以诵；飞上天，鱼尽了进深泉。保人：张坚（古）【固】，见人：李定度。如有人来相借问，但求东海囗囗，吃紧如律令。
祁门县博物馆躲北宋祥符八年（1015年）买地券残片，陈琪供给
庆历八年即1048年。在元代之前，祁门之“祁”多写成“祈”，买地券的文字笔录也证明了那一点。此外，该馆还有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的“王大娘地券”、崇宁三年（1104年）“胡二十七娘地契”以及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的“章念八地券”，那些，都较现存最早的徽州契约文书要早数十年至一二百年，能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让人常识文献表述的早期样貌，也可与后世徽州文书中的买地券对照而看。
清代的买地券，私家收躲
除了汗青文献学上的价值之外，很多碑刻仍是研究区域社会的重要史料。例如，堨是一种水利设备，也是徽州常见的一类地名，关于村子社会、水利浇灌和交通运输等都有着重要的关系，其影响以至还远及中国的西南地域。而在徽州本地，鲍南堨是丰乐河上的一处重要浇灌沟渠，系新安太守鲍宏于东晋咸和二年（327年）倡建，初为木桩石坝，其干渠从岩寺潜虬山下引丰乐水，经郑村路口分为南北两渠，至今仍在发扬着部门的功用。而据盛清时代竖立的鲍南堨禁碑记载：此堨因年久废弛，本地士绅唤吁示禁，“以戒不虞、以杜损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蒲月，歙县西乡十九都、二十三都等图鲍南堨堨首、监生吴正仲等人呈称：“惟是此堨之源，自岩镇大河进口，沿河筑砌石磅百七十余丈，往来行人以石磅为捷径，趋之如鹜，春夏水满，一旦失足，人命堪虞，此往来行人之首宜禁也。……迩来小民每贪小利，于石磅之内钓取鱼鲲，日往月来，泥灰剥落，笋缝因之不固，一经水势冲激，遂囗倾塌。损之易而成之难，此钓取鱼虾之又宜禁也。其他秋冬水涸，近堨居民倾倒瓦砾，填塞堨内，更有拙工蠢农，疏挖堨堘疆界，将沙泥泻进堨中，积存既多，水道倒霉，此淤塞堨渠之尤宜禁也。”为此，他们恳求官府示禁，规定此后春夏水满之时，不得在该石碣上往返，以防失足；也不得在堨内钓取鱼虾，损害石堤，侵挖堨磅；至于秋冬水涸之际，近堨居民不得倾倒瓦砾，障碍水道。“倘有前弊及簰夫、地棍抽窃堨口木坝，害截水源，许各堨首即行赴府呈禀，以凭立拿严究，断不姑宽”。此一禁碑涉及清代水利设备之治理与庇护，类似于此的碑刻还有一些，关于水利史和处所社会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徽州百碑》中的一些碑刻，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度与处所社会的互动。例如，2000年7月，陈琪等人在祁门县彭龙村田野察看时，搜访到嘉靖五年（1526年）四月十二日的一通《申明乡约碑》，此中提及：根据洪武礼法，“每里建里社坛场一所，……每遇春秋二社，出办猪、羊祭品，依式书写祭文，率领一里人户，致祭五土五谷之神。务在诚敬丰洁，用急祈报。祭毕，就行会饮，并读抑强扶弱之词，成祀而退”。与此同时，选举约正、约副，“照依乡约事宜，置立簿籍二扇，或善或恶者，各书一籍。每初一一会，务在惩恶惩恶、兴礼恤患，以厚风俗”。接着，碑中还提及成立社学和社仓。类似的碑刻，还见有绩溪县龙川村上乡祖社的一通“申明乡约以敦风化”碑刻。如所周知，嘉靖五年（1526年）是徽州大规模推行乡约的年份，其时的立意，事实上反映了明代乡约最原初的动机和性量。从中可见，乡约与里社、乡社、会社，原来就存在着密切的联络。中国乡约研究的先行者杨开道在其名著《中国乡约轨制》一书中曾指出：洪武里社礼法“侧重农业宗教，天然宗教，以祀五土五谷之神，为祈求雨晹之用”。只是后人在研究乡约时，往往多从宋代的惩恶戒恶以期风俗淳朴之抱负谈起，而于明清乡约与洪武礼法之重要渊源的存眷还远远不敷。那两块碑刻的更大价值，在于反映了民间社、会与乡约的关系。后世的乡约，其实与洪武礼法的关系颇为密切，很多学者多只看到乡规民约的一面，却很少重视到社、会的性量与详细运做。其实，根据笔者此前的另一项研究，在祁门，曲到盛清时代仍然存在着“立会补约”的情形。
在明清时代，僧俗关系之变迁也是看察国度与处所社会互动的另一个重要视角。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九月十七日，围绕着祁门县西峰寺恃强并吞寺产通告碑刻提及：“查士民捐助资产于寺庙，本属乐施，何得竟起檀樾名色侵谋覊占，繁殖事端？父母官如遇此等讼案，即应随时断结，以息纷争。应如该学政所请，通行曲省出晓谕，将檀越名色一概清除，不准借有私据争夺讦告。其士民施舍田产修建寺庙，但许僧尼道士经管，亦不准檀樾自行售买，若有犯案到官者，该处所囗时酌办，按例惩处，仍行勒石示禁。”此一碑刻反映出的汗青变迁轨迹亦耐人觅味。我们晓得，宋元期间，将寺庙交与僧、道治理，或在佛寺、道看中设立祖先祠堂，在全国很多处所皆较为常见。在那种布景下，一些寺庙关于特定宗族有着强烈的依附关系。不外，明代中叶以后，宗族与寺庙之关系闪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此一期间呈现了诸多纷争，次要表示是寺庙诡计脱节特定宗族之掌握。及至清代，官府看待寺院的立场也发作了明显改变，关于僧（道）俗纠纷之处置，往往是将寺、祠分立，不再容许宗族檀越插手寺庙事务，而上述碑刻则刚好反映了此一政策的转向。
现存的一些碑刻，仍是汗青学者研究区域经济的重要史料。例如，休宁县源芳乡凹上村一块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珠兰贡茶禁示碑提及：“照得珠兰贡茶，每年奉宪发价造办，原有定命，其需用珠兰花，自应父母官向养花之家购置利用。讵休邑沿袭陋弊，派令地保领价承买，从此承办经承得以乘机舞弊。缴花之时，辄用库戥秤收，务要称重四两做算一百枝，以致该保每花百枝赔垫银二钱、三钱不等。且每年计算，需用花枝不外六万，经承复藉称催缴不齐，务须长派为词，希图折收渔利，以致常额之外，复又长派捌万，穷苦地保何堪如斯赔累？”那是有关珠兰贡茶的一份贵重史料，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根据现代方志记载，清乾隆年间，歙县江某（一说琳村萧某）从闽中罢官回里，将珠兰花做为赏识花木带回故乡，后来逐步用于窨茶，遂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珠兰花茶。清代民国期间，珠兰花茶次要运销华北各地，也有很多以至远销蒙古和俄罗斯。在徽州，珠兰花之次要产地是在歙县的琳村、问政山、山斗、鲍家庄、稠木岭和承旧岭等处。而根据那方碑刻，显然阐明珠兰花引进徽州的汗青应当相当之长，可能远在乾隆时代以前。并且，不只是歙县，休宁也有珠兰花茶之消费。
乾隆十九年（1754年）珠兰贡茶禁示碑，陈琪供给
在徽州发现的一些碑刻，仍是研究徽商的重要史料。例如，1943年思源碑提及：“先大王父广铎公，于同治丁卯六年创设唐益隆酱园酒坊，迄今七十七载，运营擘画，费尽心血，规模所贻，犹存手泽。”根据绩溪文史学者方静的访谈，唐益隆酱园酒坊的仆人唐广铎，因避兵燹战乱逃至歙县，自力更生。他从渔梁船埠盐库提取咸盐，次要造造酱油、酱菜（什锦菜）、豆豉、腐乳和各类豆酱，销往歙县城乡各地……此一碑刻位于歙县古城正街民宅内，原碑镶嵌在一方墙壁之中，碑刻风化严峻，但笔迹清晰，那是反映徽人贸贩取赢的一则史料。别的，歙县新安碑园内有嘉靖己酉（1549年）明赠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江公暨安人郑氏合葬墓碑，此中提及江大用“……驾部从兄仁习里中贾。……驾部从兄客钱塘，服下贾，复倒霉，仰天叹曰：‘丈夫贾则贾耳，固当择地逐时，罔不在大，宁能规规然析薪而爨、数米而炊乎？’遂辞其兄，北贾青、齐、梁、宋，业日起，回而治盐筴钱塘。……驾部既饶，安人纤俭如故。……中官毕实出镇浙，牛羊用人，驾部阴属二子徙业广陵，毋及于难。及驾部回歙，同时诸贾往往坐株连”。那是汪道昆撰写的一通碑文，此中提及在浙、淮一带活动的徽州盐商。传胁从事江湖，穷途远涉，在宦官出镇浙江时，目睹当时的商情艰窘，遂勇敢趋利避害，将盐业运营的据点迁往淮南。别的，万历十三年（1585年）歙县汪长公孺人方氏、金氏合葬墓志铭中提及：歙县岩镇“竹坞公以盐筴贾于浙，大屈其訾【赀】，返而居货里门。里门堇堇，不敷以傍边贾。长公沉着请于父曰：‘儿闻瘠土无丰年，偏裨无上爵，其中讵足以羁儿哉！’遂挟轻訾【赀】游城市。渡江，飓高文，船几覆而获脱。厥后，量贷子钱云间，则倭寇扰云间，诸贾多亡其财，长公诇寇出没，不罹其害。前人有言，成大事者，在智在胆。长公濒危于江，而卒以大江为坦途，倭夷为诸贾害，长公因之收其利，此此中宁渠无大过人者哉！”那里的“长公”，生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十月六日，殁于万历九年（1581年）四月十日。此中所述，次要是嘉靖年间处置两浙盐业的情形，反映了成化、弘治以后徽州盐商在两浙的生长过程，以及倭乱期间一些徽商对形式诡谲之江南形势的揣度。
及至清代，沿续明万历年间确立的纲法，徽商在两淮的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多量徽商在淮南和淮北处置盐务运营，但在其时，“淮北鹾务，久形疲滞”，淮北持久以来为盐务运销之疲岸，很多商人往往想方设律例避其害。关于那一点，歙县棠樾村保留的嘉庆九年（1804年）的三道圣旨碑，就是极为生动的史料。此中的一块碑刻提及：“商人鲍芳陶前经佥派淮北监务，业据该商之子签认口岸，该商忽生告退之心，捏称患病，遁藏在家，不愿接办。”鲍芳陶即鲍启运，为扬州盐务“首总”鲍志道之弟。此碑的年代系嘉庆九年三月初八日，稍后四月初三日和四月十三日的碑刻也与此有关。此中，嘉庆九年四月十三日送上谕：“前因佶山参奏商人鲍芳陶奉派佥商，饰词告病，抗不办公，恐其中另有主唆别情，并淮北盐务能否应令淮南商人兼办，抑另须设法调剂，降旨令陈大文查议具奏。兹据陈大文查覆：以淮北口岸疲滞，应于四万四千余并引之中酌提二万并引，停其捆运。现据淮南总商洪箴远等禀称：‘淮北合理积疲之后，势难将停运引课加进现运引中，以致有课无盐，淮南商情面愿按纲代为完纳。’等语。着照所请，准于淮南盐钢一百余万引中摊带淮北停运二万并引课项，俾淮北各商得以沉着办运，俟试行五年畅销后，再复复原额，自行纳课。至商人鲍芳陶认运求退，既讯，系上年奉佥时患病失实，且于北运，人地目生。伊有一子，读书不谙盐务，势难兼顾，尚非有心违抗。着免其革退，准输银五万两，代完淮北退商未运壬戌纲盐一万余引，余着照所议行。钦此。”从上述三碑来看，棠樾鲍家与盐政衙门、皇室的关系极佳，故碑刻中提及的各方关于鲍家抗佥多所回护。对此，鲍启运颇为感恩，在三碑之后，他慨叹道：“臣启运被参，若非日月照临，夔龙明允，焉有今日？再造深恩，感抽泣不尽！谨将上谕三道敬勒宗祠，俾启运世世子孙仰戴殊恩厚德，以图报称于万一。”那三块碑刻，能够与迄今尚存的一些盐商信稿等文书对照而看，关于研究淮北盐业，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歙县棠樾——清代扬州盐务总商鲍氏故乡
【清】陈大文：《鲍氏义田记》拓本，私家收躲
在盛清时代，包罗棠樾鲍氏在内的扬州八大盐务总商，有很多都来自歙县。因而，扬州与歙县的关系极为密切。北京的歙县会馆，有一些经费就来自扬州盐商的帮助。而在歙县，始建于南宋的紫阳书院废圯已久，及至盛清时代，遭到扬州盐商之鼎力搀扶而得以重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盐商世家身世的户部尚书曹文埴，会同其他鹾商鲍志道、程光国等，重建紫阳书院于县学后之白文公祠原址，其时，为了区别于紫阳山中的紫阳书院，遂取名“古紫阳书院”，其号舍、堂庑、浴湢等一应俱全，所费则由扬州盐务总商洪箴远等二十余人请于运司，并转详盐院动收营运款项赐与。《徽州百碑》中，就收录了乾隆壬子（1792年）《歙县公议重兴古紫阳书院规条碑》，此中提及紫阳书院之经费来源，“每年分四时请领，司匣之绅士按季，于正月、四月、七月、十月请监院学师备文钤印，绅士并另具信，将文书封进信中，专足驰送扬州同亲之总商，凭文请领。所有徽专赴扬足人先付力金若干之外，到扬应找银若干，即兑出封进信中，以便扬州接信后即行找付。其扬州领出经费送徽，裁夺每次给力银九四平纹八两，折库平纹六两九钱六分，即由扬州于领出经费时扣发。又裁夺司房请领报销纸笔等费，每年共给九四平纹银三十六两，折库平纹三十一两四钱四分，分四次给发，每次九两，亦由扬州于领出经费时顺次扣给。司匣者即于每次收到经费时照数开收”。别的还规定，在古紫阳书院设立公匣，由歙县本地的乡绅负责治理。处事人员按期从“司匣”处请领银两，每个月末，将当月出入账目登册，交由“司匣”者收贮。及至岁暮，又将全年的出入账目造一总册，交由“司匣”查核，并回公匣保留。做为“司匣”的绅士，再将领到的经费开收等逐条写明，别离旧管、新收、现收、仍存四项其实数目，总造清册一样三本，交由歙县本地的寡绅士过目，并送往书院方面钤印，一本存于公匣，一本备文送扬报销，别的一本则寄往扬州“存公稽核”。在传统时代，徽州民间组织一般设有“公匣”，收躲契约、账簿等重要档案。而所谓司匣，原指治理宗族文献以及各类会、社契约文书的人员，后来在清代两淮盐务中，由盐务总商掌握的“办公办贡”的费用，也就喊做“匣费”，在汉口等地还专门呈现了“匣商”（从素质上看，此即贸易运做中的“司匣”），“专司分割各官养廉及各项生息并应酬打秋风旅客等事”。而由闻论理学者程瑶田书写的《歙县公议重兴古紫阳书院规条碑》，则为徽、扬二地之互动以及两淮盐务的内部运做，供给了一份翔实的史料。
除了盐商之外，碑刻中还有其他一些奔逐货利的贸易史料。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八月二十一日《浮梁县东埠街奉宪勒石永禁碑》，此中提及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民王重辉等与婺源县船户陈士荣等争拆磁土一案。此一碑刻，迄今仍然竖立于瑶河之滨的浮梁县东埠老街上。从碑刻情况来看，此处原是东埠古船埠，是通往景德鎮输送高岭土的矿业公用船埠。其时，都昌县人和婺源县人别离构成船会，负责高岭土拆卸船运。乾隆年间，两地船户发作纠纷，上诉至县衙。为此，浮梁县衙严禁书记，“嗣后毋论当地、婺船，悉听客商雇募拆载瓷土，不得妄分畛域，横行惹事。如敢不遵，许该地保据实指名禀县，以凭严拿详究，断不姑宽”，并勒石立碑。鄙见所及，该碑此前曾载《千年遗珍——浮梁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功效图典》 （江西美术出书社，2013年版，219页），昔时是做为研究景德镇瓷业消费和社会经济之贵重史料遭到存眷，此次则做为旅外徽商活动的重要文献收进《徽州百碑》，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
此外，在徽州本地的一些碑刻中，也见有徽人居廛列肆、服贾经商的生动材料。例如，迄今仍镶嵌于寝堂墙上的同治八年（1869年）《歙县北岸村重修宗祠碑记》，即是反映徽州宗族修祠理主过程的重要碑刻。在该碑论列的捐输者名单中我们能够看到：“徳懋公妻汪氏助出苏城帯城桥大昌酱园称身一半，……龄甫光福店捐钱一千二百文，应昆木渎店捐洋七元三角五分，福耕车坊店捐洋三元四角，惇裕堂盛泽店捐洋贰拾元，……楚书岔口洋庄捐洋叁拾元，……士炜陈墓店捐洋拾元，恒发松江店捐洋拾元，天兴米店捐洋两元，裕茂米店捐洋四元，寿南光福店捐洋一元六角七分，春生陈墓、木渎店合捐洋十二元三角五分，继梁陈墓店捐洋五元；蕴公收：楚珍木渎店捐洋叁元；萱公收：星彩太仓店捐洋四元，舜臣车坊店捐钱五百文，德余车坊店捐洋壹元七角一分心，美成车坊店捐洋八角囗分，佑之车坊店捐洋八角囗分，芷芳周庄店捐洋拾壹元，文邦室洪氏徽城店捐洋拾九元；友德公收：谦豫光福店捐洋念四元五角，秀山店捐洋拾贰元，源泰店捐洋两元一角五分，亯茂店捐洋两元零五分。”上揭名单，涉及徽商世家北岸吴氏家族各收成员的捐输。关于清代北岸吴氏旅外务工经商的情况，乾隆时代李斗所著《扬州画舫录》就曾提及：吴氏为徽州看族，分居于歙县西溪南、南溪南、长林桥、北岸和岩镇诸村，其寓居扬州者，即以所居之村为派。可见，在盛清时代，北岸一带前去扬州经商之人相当很多。而上述碑刻则表白，晚清期间的情状早已时移势异，除了徽城店和在歙县南乡的岔口店之外，其他的店展都位于江南各地，出格是以苏州为中心的广阔地域。此一碑记，反映了懋迁异地的歙县南村夫群与长三角市镇贸易开展的密切关系。
此外，徽州碑刻还有助于我们考证方志等相关文献。譬如，《徽州百碑》中收录了1936年闻论理学者、诗人许承尧所撰，程致泽书就的歙县西干志刻石残碑三块，那关于研究《西干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西干亦即河西之干，“平衍渟蓄，竟川含绿”，为歙县练江河西一带的统称。《西干志》是许氏编辑的一部关于西干天文情况、人文风貌的志书，其书稿本目前收躲在安徽省博物馆。
别的，1940年歙县西溪南琐琐娘墓碑上题：“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岁次庚辰十一月谷旦/清赠恼人二十六世从庶祖妣吴太恼人琐琐娘之墓/十世从孙保琳、珹谨题，十一世从孙德松、宝敬立。”该碑之阴另有“谨考”：“琐琐娘系清初光公二十六世从祖允复公（字天行，公逸令郎，墙里祠派下庠生，官至工部都水司员外郎）之庶配。既不详其姓氏，又不知其生卒年月，仅据父母传说。殁后，葬于歙西溪南果园牡丹台下，名人诗词，粗具眉目，惟叔曾祖退旃公诗题为‘牡丹台下百妾仆人琐琐娘墓’者较为详尽也。由清初至今垂二百年，蒙昧其墓址者。往年己卯秋天，金珠族姑母（三十四世从祖凤炤公女）来里，指明其处。族长受之翁及鹤秋侄函嘱志其颠末，并署其耑，勒诸贞珉，以垂不朽云尔。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岁次庚辰十一月谷旦，保琳谨志，保珹谨书。”此一墓碑行文及相关考证，反映了民国期间西溪南文人关于家族传说的严谨论证。文中的“受之翁”，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西溪南末代族长吴吉祜。目前所见某年由济南寄往歙县西溪南的明信片上，就有吴保琳与吴吉祜讨论琐琐娘事迹的内容。而在上述墓碑上笔录和考证琐琐娘墓碑者，则是旅外徽人吴保琳。根据陈琪对碑刻情况的描述：琐琐娘墓碑在果园进门右手边的牡丹台遗址上，碑刻倒在地上，被杂草掩盖，不外立碑石量较好，碑文清晰。关于琐琐娘，是西溪南一位具有深挚传奇色彩的女子。根据许承尧等人的讲述：琐琐娘是位美艳的女子，音声绝妙。明朝嘉靖年间，徽州殷商辈出。西溪南吴天行也以囊丰箧盈闻名于世。他在居处建立“果园”，园林台榭，花月富贵，此中多玩好声色。关于琐琐娘，吴天行倾心芳姿，遂将其娶回家中。其时，吴氏后房雾鬓云鬟多达百余人，徽商吴天行遂有“百妾仆人”之称号。不外，因琐琐娘芳龄秀异、举行娴雅，而得到吴天行之专宠，两情缠绵，备极温存。岂料天妒红颜，琐琐娘后因病致死，吴天行相思莫释眷恋难忘，遂将其埋于果园，其上种植牡丹数本，筑土而环之认为台。关于琐琐娘的事迹，清人做有《百字令》：“百年池馆，间舞衫歌扇，漂荡何处？只春愁琐琐不尽，分付牡丹留住。燕子重来，雕阑已换，孤单觅黄土。料应紫玉，香魂不化烟缕。”诗词浅斟低唱，徒慨富贵靡丽过眼皆空……迄至今日，昔时的果园仍较无缺，野花蔓草，四顾肃然，唯有倒卧杂草间的墓碑，引发诸多功德者怀想畴昔徽商的大雅与哀痛。
道光十二年（1832年）婺源县新源村奉宪批示碑，陈琪供给
此外，《徽州百碑》收录的碑刻，还供给了一些特殊的材料。如《宁国县章家湾村光绪二十四年严禁册书巧取豪夺碑》，提中提及：“南乡廿二都董陈显廷等联名禀称：以都内册书藉公渔利，遇事科派讹诈，稍不遂意，即设法贻害，动辙惹事兴讼，乡愚受累匪轻。现经董等邀聚集都公同筹商，援照一都定则。嗣后，除由单、亩费等项陋规概予清除，禁绝索取分文。所有都内置买田产，应送册书写契笔资每价洋一元，扣送笔资洋三分；田产过户，每亩扣送纸笔费钱壹百四十文，做为永久定则。此外，禁绝多索取分文，无论土客，一律照办。其买卖财产，责成册书指清边界。倘该册书移挪飞洒，或模糊不愿指明，由该业户邀同董、保、牌、甲长督同查办。无主官田、地、山、塘等业，由册书随时查报，别离荒熟，悉照原定公价售卖，指交执管，进册升科，不得额外需索，违即禀究。公恳给示勒石，以垂长远而资遵照。”为此，宁国县令颁布通告，“嗣后该都册书由单、亩费等项陋规概行永久清除，禁绝索取”。此碑的年代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关于研究民间推收过割的交易成本，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据陈琪对碑刻情况的描述：该碑立于章家湾村口的路亭内，碑刻镶嵌在墙上，碑面有六七处字被报酬凿坏，其余均清晰。金沙镇章家湾村现属绩溪县，原属宁国县二十五都（后改金沙），1956年金沙乡划回绩溪县。文中提到的“册书”，是传统时代编造户役册籍、打点民间田土推收过户的下层职役，充任者必需熟知书算、熟悉里甲情状。关于那一点，民国期间的《休宁一瞥》曾提到，在民间的“清厘”中，“役保催征，册书查业，恒为营私得贿的捷径”。看来，上揭碑刻所指责者其实不稀有，册书操纵权柄上下其手，为本地公众所密告，从而引起县级官员的重视，遂发书记示加以制止。又如，道光十七年（1837年）绩溪县浩寨村《痳痘戏寡碑记》提及，本地痳痘戏四年一次，“生长子者，照人数派出钱演戏一夜。近因戏价杂费较昔已加数倍，而此中有极贫者甚难派出，是以寡议，量力捐输，合兴公堂，认为永久演戏之资。幸有志竟成，共相踊跃。今计乐输锅灶，得七折钱贰百余两，置田生息”，为此立碑，将乐输锅灶名目勒石以记。天花麻痘，历来是传统时代孩童生长的心腹之患，那在很多宗教科仪、愿文中皆有诸多涉及。该方碑铭展现了徽州民间为祈禳疫灾而移演杂剧、聚看长夜的场景，显然是与医疗史、戏曲史相关的重要史料，颇为耐人觅味。
三、《徽州百碑》的学术特色及将来展看
从内容上看，《徽州百碑》所收碑刻涉及面极广，举凡宗族史、教导史、棚民生活、山林经济、社会治安、戏曲表演、村规民约等诸多方面，此前都已有很多学者涉及。例如，日本学者涩谷裕子较早存眷到休宁各地的碑刻，并藉此切磋过本地的棚民问题。世纪之初，卞利传授曾主持教导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严重项目《徽州文化遗存的查询拜访与研究》，对徽州一府六县的碑刻做了较为全面的查询拜访，其本人也颁发过《徽州访碑录》等。只是因该项目功效系出自寡手（陈琪也是该课题的重要成员之一），之后难以再行逐个查核与校对，故曲到如今还只能停留于内部材料初稿阶段，尚无公开面世之可能。不外，近年来在徽州，关于碑刻文献兴致深挚的文史学者其实不稀有。例如，歙县学者邵宝振在《徽学》杂志上曾颁发过多篇有关碑刻材料的整理，此中不乏史料价值较高的文献。而《徽州百碑》的做者陈琪，则更是废寝忘食地处置徽州碑刻之查询拜访与研究，历年长远，网罗宏富，成就最为凸起。
陈琪在拓碑
与考古材料类似，碑刻也与特定的周遭情况密不成分，因而，考其来历，叙其本末，系统、详尽地笔录碑刻与特定村子以及其他标记物之间的关系，就显得非分特别重要。在《徽州百碑》中，陈琪特殊重视对“碑刻情况”以及碑刻发现时现状的描述。例如，“乾隆五十六年陈门刘信可孺人墓碑被歙县墨砚厂胡某收躲，碑刻庇护较好，笔迹清晰，……那块碑是十年前在婺源县砚山村买的，其时估客预备裁成小块砚坯出卖，后被胡秋生整块购回，如今碑刻外表上仍然能够看见其时预备切割时所划下的线条”。那些描述，显然有助于我们领会相关碑刻的保留形态，为进一步的研究供给重要的布景材料。此外，他还搜之遗编断简，以传世文献校对、填补碑刻中佚缺的文字。譬如，嘉靖己酉(1549年)的《明赠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江公暨安人郑氏合葬墓碑》，因其风化严峻，已断成两块，此中残破数字，陈琪遂以汪道昆《太函集》中的材料加以补出。顺治九年（1652年）的卧碑公约（残碑），是其时颁行全国的儒学卧碑，对此，陈琪也根据相关材料予以补录。同治十三年（1874年）重修大阜宗祠记碑文虽较清晰，但因历年长远而颇有损缺。对此，陈琪在田野查询拜访中，通过村内耆老供给的文书原稿订正补益。
当然，因为出书前提以及“百碑”编制之限造，此次收进《徽州百碑》的碑刻材料仍然颇为有限，而徽州碑刻之系统、全面的刊布，仍然有待于时日。
跟着岁月的流逝，以往屹立于荒郊野岭的碑刻正在敏捷流失。例如，比来二十多年，我曾屡次路过浙岭，早年在浙岭峰顶曾见过很多碑刻，那些碑刻记述了古道的盛衰嬗变，以及沿途茶亭之荣枯，但近年来却渐渐不见了踪影。在徽州，除了日炙风吹引发的天然风化之外，有的古董收躲者将散落各地的碑刻集中到某处私人园林内，所构成的“碑林”，因为远离了原先的碑刻情况，使得那些碑刻成了不知来历的“古董”，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它们的研究价值。因而，及时搜访、整理碑刻材料，尽更大可能地笔录下相关信息，是一项好事无量的夺救性工做。有鉴于此，我们应向二十多年来沐风栉雨、四处奔波的陈琪及其同好致以高尚的敬意，感激他们穷搜博访、日稽月累，为拓展“徽学”研究的文献资本所做的不懈勤奋。
陈琪在读碑
别的，除了徽州本地的碑刻之外，旧徽州府以外与之相关的碑刻还有很多，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在传统时代，因为徽商的无远弗届，徽州文化具有极强的辐射才能，故而良多处所都有徽商活动的陈迹，相关碑刻显然亦应在网罗之列，以期更为全面地展现徽商在全国各地的活动。关于那一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书的一批材料（如《明清以来江苏省碑刻材料选辑》《上海碑刻材料选辑》《明清苏州工贸易碑刻集》等）中，固然也收录了一些旅外会馆与贸易的史料，但在现实上，散落各地的徽商及徽州会馆的相关碑刻仍有相当很多。如在浙西衢州，就保留下一些与徽人活动相关的碑刻，关于那一点我已另文切磋。而在上海西北的嘉定区，也见有“南翔新安同仁堂”碑。此外，笔者起头撰写此文时，正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拜候，在各收躲单元也找到一些与徽州相关的碑刻，固然此中有的已收进王汝丰点校的《北京会馆碑刻文录》 （北京燕山出书社2017年版），但也有部门未被此前整理的碑刻材料所收录（如康熙年间徽州义冢碑刻等）。此外，还见有一些已造成拓片的碑刻（如西溪南的拓片）等，那些，都有待于此后进一步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1920年代嘉定南翔新安同仁堂碑记
清代淮安“新安义所”碑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北京《重修休宁义园碑记》
衷心期看未来能有一部囊括国内各地与徽州相关的所有碑刻之材料大全出书，在我想来，那也是“徽学”研究的一项奠定工程，将对中国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供给诸多重要的史料，而《徽州百碑》之出书，则是迈向此一目标相关停顿中可喜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