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IMI财经看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开展兴替和轨制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 中国人民大学财务金融学院传授何平在《中国钱币》杂志“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文献导读”专栏上先后颁发《从传统典范看货币》系列文章，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典范货币金融文献，既从汗青情景动身，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货币与金融理论根究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对峙“古今工具立体比力”，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惟资本，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供给参考。
本文为系列第三十篇，原载于《中国钱币》2022年第6期。
在别离察看了近代中国精英人士关于货币和银行问题的阐述之后，传统中国货币金融组织的近代转型，亦即新式银行能否存在中国传统渊源的问题，就凸显在我们面前。活泼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舞台上的传统金融机构次要是钱庄和票号。钱庄因为具有两元并存构成的特种兑换营业，其存续时间相对较长，而辛亥革命后敏捷退出汗青舞台的山西票号就成了察看传统中国金融机构近代转型得失不成替代的标本。幸运的是，在票号任职50余年的李宏龄留下了任职期间的工做文档《山西票商成败记》，为我们供给了运营内幕密不示人的票号在清末衰退期的贵重信息。
01
揭秘“西帮票商”的蔚丰厚票号分号司理
李宏龄（1847-1918），字子寿，山西平远县源祠村人。自幼勤学，因家道中落，少年时便到钱展当学徒。同治元年（1862），经由同亲曹惠林的选举，开启在蔚丰厚票号的职业生活生计，在此票号任职历经50个春秋，并先后在京师、上海和汉口的分号主持运营事务30余年。他倡议各家票号组建大银行，是山西票号的一位变革家。在合股组建银行的变革方案未能如愿以后，李宏龄在民国二年（1913）辞往票号职位，闲居故乡。“课孙之暇，偶检笥中旧稿，竟然荟萃成卷，同业中见者赞颂，因予言之不幸而中也，多有溢美之词。”[1]在老友的鼓舞下，民国六年（1917）公费石印《同船忠告》和《山西票商成败记》两书。两书系搜罗任职票号期间留存的部门往来手札编录而成，他突破票号运营信息秘而不泄的老例，公开执业信件，揭秘票号运营内幕，力陈票号变革的急迫，成为今天研究票号式微的贵重材料。
《同船忠告》是光绪十六年（1890）至民国元年（1912），李宏龄在蔚丰厚票号京师（北京）、上海和汉口分号任司理期间，写给总号总司理信件留存下来的一部门。其内容次要讨论票号的复兴和变革。李宏龄在此中将本身主持分号运营过程中的工做文书披露出来，揭秘了许多不为外人晓得的票商运营信息。那里仅举两例，来看票商轨制及其营业上的老例和局限。
一是所谓班期，即票号分号人员独身到差的期限。票号派往各家分号的伙友，根据号规为3年一班，即在3年的班期之内，禁绝回到山西的家中。那明白写在票号章程之内，违背者以违背号规论处。那种端方，既有便于伙友熟悉各埠分号生意、专注营业的意图，也为节约路费着想。但是，关于一个分号的票号专业人员特殊是身为司理的人员来说，在本地处于社会丰裕阶层，于世道情面及伙友安康，都极不合理。李宏龄在《同船忠告》的多通信件中，申明班期的不合理。第一，倒霉于鼓励有才能的人远离山西到分号任职。“晚愚认为，敦五老台驻京数十年，于号事裨益很多，担荷亦属甚重。近来年过花甲，非少年可比。若必拘定三年下班之例，势必坚辞不出”，期看对人看高能者给与特殊优待。第二，不尽情面，倒霉于伙友安康。“伙友郭倍瑾来京已届两年，论向章似距下班之期尚远。惟询及该友，临行时完婚甫及一月，推之情面，似未尽合。以弟之见，号规固当谨严，而情面已不成不体。近来各号伙友，年少者旅居既久，往往因而致疾，以至有人命之忧。”所以，力主变革缩短班期，“刻下火车通行，往返甚速，同事诸人下班之期，以应量为变通，以示体恤。弟拟尔后，年轻诸伙，改为两年下班一次，住家没必要太久，又可前来。至号上应给衣费，亦须较往年从减。如斯打点，在号内并没有多费，而诸伙受惠实多”，将工拆费用的削减与班期缩短盘缠的增加统筹考虑，处理班期过长对伙友生活带来的困扰。
展开全文
二是用人体例。山西票帮的伙友利用，全凭同业选举。那种赐与小我诺言的用人办法，不免掺杂小我私交及姻亲素交的骚乱。“各船埠分号，当此时局困难，全仗人力运营，方可安身。……即如郭倍瑾在京住班两次，前后四五年，处事诸臻妥协，仅令在家贴写，不免难免可惜。况京号旧人无多，不如令其来京帮办一切，可期得力。老号另觅一贴写之人，似尚不难。而京号似此得力之人，颇为罕见。祈兄台酌量调动。弟为号中公司起见，并不是与郭另有亲故。”他操纵本身的名衔自主安放用人的信件还有多例，那与近代公司造的用人办法完全差别。用人如斯，行事及营业的开展更遭到小我常识和才能的限造。
《山西票商成败记》[2]是李宏龄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元年（1909）的往来信件。他结合在京师的祁县、太谷、平远三帮票号各分号司理，并以京师三帮票号的名义，倡议各票号配合进股，广为招股，集成数百万两本钱，创建“三晋汇业银行”。由此构成两组信件，一是写给三帮票号总号及各埠票号的信件，共5件，构成本书的第二部门（第一部门为序言）。一是汉口、营口、奉天、成都、重庆、广州、太汾（太原府和汾州府）、西安、沙市、兰州、济南各地票号响应倡议的回信及劝导总号促成兴办银行的信件，共11件（黄鉴晖校注本，第7件将太汾和西安合为1件），构成本书的第三部门。
02
金融生态变迁、银行权力坐大与票号的成败
票号100多年的成没趣衰史，是中国金融史上持久热议的话题。李宏龄做为办事票号并在此中担任分号司理从业50余年的当事人，其体验和认知自属特殊。
（一）票号的保存原则及改组银行论
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的第一部门，是他写的序言。在序言里，李宏龄详尽阐述了票号的开展过程和其时面对的危难场面。
“溯我票商一业，开创於前清康熙、乾隆时代，每号本钱不外数十万金，而前导发轫之水汇成江河。虽其间不无蹉跌，然上下一心，旋仆旋起。洎乎咸丰初年，筹饷例开，报捐者纷繁，大半回票商承办其事，而营业渐次扩大。嗣遭洪氏之变，南七省用兵筹饷，急如星火，而道路堵塞，转运困难，朝廷环顾各商，惟票商一业忠实可恃，於是军饷丁粮，胥回汇兑。同治以后，根底愈固，规模愈宏，即边境之协款，内地之赈抚，皆资票行认为挹注。一纸之信符远传，百万之巨款立集。及逢庚子内乱，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执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遍地云合雾集，幸赖各埠齐心应付自如。至是之后，信誉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足取信，分庄遍于通国，名望著于全球。”
然而,“同治以后，工具洋各银行已渐次侵略，夺我利权”。他力主票号变革，成立新式银行的方案末于失败。成果，辛亥革命赐与票号最初一击。
“未及三年，辛亥事起，商务毁坏。迄壬子次序粗定，除大清银行根据变革成例付之清理外，其余各银行均可恢复原状，独我西帮票商外欠则处处倒账，欠外则人人提款，加以各省钞票折收，势益不收。见机最早者，惟蔚丰厚票庄，赖有郝君岳斋，毛君绥之，改组为蔚丰贸易银行，诚矫矫彪炳矣。此外，殷实票庄朝上进步虽不敷，退守另有余，至号事空虚者，则并退守而不得，穷蹙之极，计无可施，夥友之逃散无论矣。”
李宏龄代表京帮票号发给祁县、太谷和平远总号及各埠票号的信件编录为5件。那里我们全文转录内容最全更具有代表性的第2件，签名时间戊申（光绪34年）三月二十三日（1908年4月23日）。
“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举世闻名，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百年来各业凋谢，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拄其间。
乃自甲午、庚子以后，不唯倒欠累累，即官商各界生意亦日见萧疏（索）。推原其故，固因为市道空虚，亦实以户部及各省银行次序递次成立夺我利权，而列国银行复接踵而至，出全力以与我合作。默计同业二十余家，其生意之削减已十之四五，存款之提取更十之六七也。即如户部银行所到之处，官款即全回其汇兑，我行之向做交库生意者，至此已成束手之势。我行存款至多向不外四厘行息，而银行则可得五六厘。放款者以彼利多，遂提我之款移于彼处。且彼挟国库、藩库之力，资财雄厚，有余则缩减利钱漫衍市道，我欲不减不得也。不敷则一口吸尽，利钱顿长，我欲不增又不得也。彼实司把持之权，我不时从人之后，其食亏容有数乎？至于外国银行渐将及于内地，所有商家商业，官绅存款，势必尽为所夺。外人之素习商战，更非我所能敌，试问我行另有何事可做乎？此数年来之陈迹，亦以后事势所必至，非晚等之过虑也。
近数年来牵强撑持，冀有起色之一日。乃本年度收部奏定银行则例，凡有银行性量者，必需呈本验资注册，如处处有银行水平，仍须悉遵其规例方准开设，不然存款、汇兑皆禁绝做。原限三年实行，近闻有人奏准六个月后即照此打点，试问我行果将一律闭歇乎？晚等焦灼万分，徬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敷以资抵抗，不敷以保利权。
盖创办银行，如押款、担保等事，票号所未便为者，银行皆按例为之，倒账可无虑也；况既为银行，如庇护等事，票号所不克不及享之权力，银行独能享之，生意可兴旺也；兼之本钱雄厚，人位浩瀚，自可多设分庄，即国外各埠皆可逐步分设，挽回利权，难以数计。以我晋商之信誉，票号之殷实，不难为中国第一贸易。且权在票号把持，仍可自若，人皆晋人，生计可保不停，又何乐而不为哉！或虑出资后，设有亏折，将何以处？不知银行可定为有限公司，即便折阅殆尽，不外其已出之资，不克不及再认赔累也。日常平凡多积公积，即防亏折。又虑无人可用？不知银行为票号公开，每家不外酌拨数人，已自敷用，无庸再事网罗也。又虑边界不清、生意难做？不知公开银行，正如我晋之开小号，字号做东，另立账簿，另占处所，获利之后，按股匀分，绝不虑其稠浊也。或问开银行后即可保票号不废乎？不知正以票号不克不及久存，故立银行以弥补之，纵使票号尽废，有银行尚可延一线生气，不然同回于尽罢了。”
在那件信函后面还列出了本地票号会议构成的兴办银行的办法。 每家各出本钱三五万两，做为有限公司。集股本500万两，每股100两，每月4厘行息，除同帮进本钱外，创建“晋省汇业银行”。
信函全面阐述了票号面对的表里银行压力、官方治理新规的约束，银行组织在权力和摘用有限公司在责任上的优势。详细而言，所述票号问题的症结如下。
1.国内银行的合作和压力。国表里银行的压力，来自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在国内，包罗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成立的各省银行和1904年成立的户部银行。国内银行的压力，表现在营业的侵夺和价格合作，招致20多家票号，生意削减非常之四五，存款提取非常之六七。在营业的侵夺上，夺走原属票号的利权。户部银行垄断官款汇兑，本来票号运营的官款汇兑“成束手之势”。在价格合作上，票号“存款至多向不外四厘行息，而银行则可得五六厘”，并且借助国度财务金库和省级财务金库的财力，银行操纵价格优势侵蚀存贷市场。票号的处境隶属被动，“彼实司把持之权，我不时从人之后”，如许，在运营功绩上票号只要食亏受损。
2.外国银行的压力。外国银行因为不服等公约和门户开放，不竭向国内渗入，“所有商家商业，官绅存款，势必尽为所夺。”外国银行具有优良的人才积存和治理体味，“素习商战”，将强逼票号无事可做。
3.官方治理新规的约束。光绪三十四年（1908）度收部发布《银行通行则例》15条，那是中国第一部银行法。此中第12、13条影响票号的保存和开展。如第12条规定，“以前遍地商设票庄、钱庄、钱庄等各项商业，凡有银行性量，即宜遵守此项则例。其遵例注册者，度收部即优加庇护；其未注册者，统限三年均应一体注册。倘限满未注册者，不得再行司理汇兑存放一切官款。”
治理新规的出台，间接关乎票商的保存。李宏龄认为，票号独一的出路，即是改组合力兴办银行。创办银行的两大优势，第一，创办银行后，可打破本来票号的限造，“押款、担保等事”都可在银行的体系体例下开展，能够独享“庇护等事”，获得票号没有的利权。创办银行，发动社会本钱，加强人力资本，“本钱雄厚，人位浩瀚”，能够强大银行实力，多开分行，扩展市场，获得更大的市场掌握力和利润。第二，银行以有限公司形式成立，能够锁定各票号出资者的责任，可能的缺失有限。利润能够根据股份公司的原则，“按股匀分”。至于组建银行之后，能否“即可保票号不废乎”，李宏龄的答复是，“不知正以票号不克不及久存，故立银行以弥补之，纵使票号尽废，有银行尚可延一线生气，不然同回于尽罢了。”在其时阻力尚大的情形下，他还只能以票号和银行并存，以组建银行填补票号之不敷。但是，事实上，在他的看念里，票号蜕变成银行是票号独一的重生更新之路。
李宏龄代表京都票号发出倡议设立银行的其他各件信函，还以1907年的营口倒账风潮、1908年的汉口倒账风潮给票号带来的缺失，提出组建银行的紧迫性。
关于银行与票号的显著区别，以及它给票号带来的保存压力，在各埠票号分号的回信一组文件里，有愈加生动的描述。最为凸起的有两点，一是最初贷款人的缺失，给票号带来风险。一是银行发行钞票构成的压力。在第二件回信中，营口祁承平票号公具（签名日期己酉[1909]正月二十二日）的文档称：
“我晋汇业一事，历丰年矣。其信行之著于中外，获利之独冠各业，故国外亦称晋报酬善贾，我等亦自恃为稳固金汤，外人所不克不及侵夺也。岂知时事情迁，非人所及。近年来各省银行林立，所做者皆我行之生意，所夺者皆我行之利权，我行已受其影响。……以至钞票通行，四处皆周，汇银者亦无须汇矣，夹带钞票即能处事，何必又出汇费乎！今钞票虽未大行，我行之汇款已减，若迟一二年钞票通行于全国，则我行之汇款绝绝，则何所觅利乎？
……三十三年冬营口倒账之事，则银行更不成不立也。如大清银行则收其十足而有余，我帮则收其半而不敷。何相互之悬殊也？实我帮之力不逮也。使彼时设有银行为之首当，不至受其威吓，让其优先。若银行既开，不特见晋人之富，亦足助晋人之精神。再四思维，则银行之事，实有不克不及不设者。”
银行券即钞票的发行是近代银行的重要营业，那是传统金融机构转换为银行的重要标记。自1815年英格兰银行逐步转换为中心银行，最初贷款人和国度银行的本能机能也逐渐确立起来。票号缺失钞票发行营业，眼看着银行攫取利益。在金融呈现动乱之际，没有大清银行一样的官方力量充任中心银行最初贷款人本能机能和监视保障，票号便处于非常倒霉的处境之中。
汉口票号寄给祁承平票号总部的公函（签名日期己酉[1909]新正二十六日）主张，组建银行具有三大益处。
“夫银行之设，岂易言哉。我晋风向称泥古，瞻前者有人，顾后者有人，而恐股难结（集）兼虑后害者亦莫不有人。岂知通力不难协做，寡志即可成城。以晋省而设立银行，实有不待外求而自得者矣。晚等爰聚集帮筹议，竟然寡论佥同。况银行一设，显有三善，历为台等详呈之：
汉地银行十数余家，钞票通俗者户部、汇丰，官钱局数家罢了。我帮信孚中外历丰年所，银行设而钞票一出，其数应不在该等之下，长年仅以七厘行息，所获甚属不菲。非敢云凭空取利，仅可谓本大利长，此银行可设之一善也。
再以放账而论，我帮之耳目虽灵，事实有不周之处。而银行有押款之例，其策可称万金，值亿者仅押数万，值万者只押几千，倘有不测之变，公本可保不失。有备无患之举，实我帮所不及，此设立银行之二善也。
晋省银行一设，堪为银行中之巨擘，利权不至外泄，存款亦易兜揽。幸而票行不废，银（行）、票行即可共得其美利，不幸票行赋闲，另有银行一线生气，无票行之害，有银行之益。固晋省之基，保利权之实，此银行不能不设之三善也。”
那里明白提出组建银行之后，因为发行钞票、抵押贷款新营业的立异拓展，在组织机构和组织行为上对票号的替代，是票号升华再生的独一出路。
银行权力坐大的金融生态赐与票号各分号的影响，在回信一组信函中，有普及的陈说，下面仅举三例阐明。
1.奉天票号同帮在签名日期己酉（1909）正月二十五日的回信中称：
“即就东省言之，先是我晋人业商于是者，日新富有，所在多有。迨庚子以后，市道之银钱不够周转，财路之来路渐渐晦涩，而日俄有鉴于斯，俄曰‘羌帖’，日曰‘手票’，以及横滨等票漫衍于三省，渐及关内，几于无地无人不信誉，以故各行汇款汇水稍有增添，即照顾各票而往。嗣后官钱庄，大清银行次序递次设立，而以银洋，各钞周于市道，以抵抗之，虽未能与日、俄之票齐驱并驾，则享其利益究难屈计。每遇官商各款，尤与我帮死力合作，于是我帮不单息利尽失其权，即汇水亦数数不成多得矣！至若倒欠出，而无论各号之多寡，先尽该等之款悉数了债，则公家鄙视我帮已属显见。此刻东省一庄，情同鸡肋。东省如斯，他省已可概见。……银行之立，盖我晋人命脉之所系，急宜筹备，而不容稍缓者耳。”
那里明白指出，因为表里银行的压力，本地票号不单“息利”尽失，就是“汇水”亦不成多得。特殊是呈现“倒欠”违约的危机时刻，无论各号之多寡，先尽表里银行之款悉数了债，官方的鄙视看待，让票号处于极为倒霉的境地。
2.重庆祁、平票帮给祁平太各总号（签名日期宣统元年[1909]二月初十日）的回信中称：
“敬启者，溯自我汇兑一业，前辈兴办数十年于兹，法良意美，令名达于五洲，信义著于四海，实为我山西人首创之业。后人当能谨守勿衰，而食前辈之余荫，正未有艾。孰料时势变迁，月异而岁差别。近年来，各帮生意油腻，获利不容易，以致四处市道空虚，周转欠灵。故将我汇兑一业，影响所及，日见困难，利钱渐觉微末，且一失慎，即被倾圮。此等情状，原非一处，遍地皆然，正令人有骑虎难下之慨也。不料自庚子之后，度收部及各曲省银行次序递次设立，而列国银行亦复接踵而来，与我合作，夺我利权，加之各省库款被其一网打尽，更使我一筹莫展。我帮一盘散沙，权力微薄，岂能与国度抗衡。……
弟等在外目击情形，今之世道，非合全力设立银行，庶不敷立于今之商场。即如重庆一隅，大清银行未设以前，无论生意多寡，利钱大小，辞受取与，我帮颇有其权。自往年该行设庄以来，凡于生意果无化算：我帮意在鼓励涨价，伊反下价贪做，稍不留意，即便我无所措手。揣其可能，所凭者权利广阔，资财雄厚，一往无前，靡所顾忌。如今时势，优良劣败，有权利无事理，所以我帮银行万不成不办也。”
面临“权利广阔，资财雄厚”的新式近代贸易银行，不克不及与之抗衡。面临国度银行，票号无力“与国度抗衡”。时势发作了改变，在大清银行那种国度银行的压力下，票号已处于绝境。
3.成都票帮的窘境，在它寄给平远总号签名日期己酉二月初九日的信函中称：
“今大清银行在本国各省设立，明夺我帮之利。长沙、江西全被官家夺尽。成都若有会款非常，大清银行夺往五分，我帮十三家分会五分，交通银行再来，我帮实有不克不及立脚之势。”
在此根底上，成都票帮还提出了招股组建银行的详细想象。他们定见：
“……以成都同仁定见，招股开银行，逼不成待之事。若进外股，露显我帮财力有限，且集股不容易。如招洋股，更多窒碍。不进官股，遇事不克不及认实庇护。莫若我平、祁、谷、省四处票号，每号合本钱至少五万，多则多多益善，请商部进五十万，总理请进二十万，同亲官长、各号东夥并山西各财东，共集成五百万。各庄票号代召集股，凡我山西官商均愿进股。股招过对折，照章开肆。开设无限山西银行，先设京、津、广东、上[海]、汉[口]、汴[开封]， 晋等处，每处验本七八十万，倍出银洋钞票，代收存款，出放拆息、押款，不放远期，时常现存有五六十万。如生意茂盛，妥帖百万可看。街市倘遇大紧掣肘，我帮有此百万现银，可不受滞，事易举，利有准。再定则程，声明十年，寡东每年只按五厘取息，禁绝开收盈利，公积积至五百万，连本足万万以外，再为开收。各庄人位，由总理向各号挪用，每号挪用三人足矣。总理指调之人，各号不得推诿，人力、辛金仍回各号，行中只出花红，系先顾公然后顾私之意。行中一切章程，均照外国章程。即如洋人礼拜歇息，非令人歇息，是令银歇息。各埠存款百万万亿，此中取利可看。种种躲有深意，笔难尽述。山西如不开设银行，后来穷窘甚于昔年岁饥。”
在招股问题上，特殊重视官股的加进，意在获得官方的保护。在民间股份的吸纳上，只限于山西官商股份，意在肃清外省进进，连结票号原有的收配人山西地区限造。
在山西票号变革的银行取向上，李宏龄倡导银行的上述来往信函文书，做为其任职期间的工做文档，是就其时形式做出的战略应对，绝非1917年编印出版时的过后“臆想”。
（二）梁启超的票号“二元对立论”及今人的解读
那么李宏龄做为此中人的票号银行改造论，能否合理呢？我们来看后人的评论，并辅以学理的解读。
1912年10月30日北京大德玉等22家票庄结合在德昌饭馆开会欢送梁启超，梁启超在欢送会的演说中，深入地阐发了山西票号面临变革犹疑未定的根由。他特殊地将意大利自在都府的钱商与票号比力，认为两者在四个方面具有不异点。一是营业次要都为存款和汇款，以官场存款为主。二是意大利息商的汇兑，因列国币造差别从中渔利，“吾票号因各地平色差别，故能从汇兑中有所取盈。”两者营业类似。第三，无论意大利息商，仍是山西票号都隆重出票。第四，票号产生于明末清初（显然有误），南意大利息商萌芽三百年前者，时代相等。然而，各自后续的开展却迥然有别。
“南意与英之金钱商，惟能日渐兴旺，日加改进，乃为贸易之中枢，执金融之盟主。吾国之票号，其发作之早，与彼相类。然但知守旧，不知扩大，故今日不特不克不及连结中国之利益，且日为外人所压迫，即有力图扩大者，亦不外于国内多设几收店，其营业范畴较别人略广罢了。于国度金融何涉？于世界金融复何涉？故不才之意认为票号诸君，虽能尽关于祖先之责任，而关于子孙之责任，则另有所未尽也”。
关于票商其时面对的压力和前途，他明白地指出：
“吾国昔日无所谓金库者，凡官家所收租税，悉存殷实之商号，以负保管之责，得十一之利，此固理之当然。然为官者往往操纵金库之不备，从中取利，而为商者，从旁分其余润。诸君当知金库之不备，乃昔日财务上舞弊之大因，此后不力变革，又何贵于有此民国？金库之变革，诸君为国度而牺牲其利益，吾知必无反对。然变革以后，则诸君获利之途，又少其一，所谓危惧者，此其一也。昔日以币造之不同一，乃能操纵天文时间之差，而于汇兑上得种种利益。然不同一之故，在票商所获之利固很多，而一般国民一般贸易所受损则甚大。以国民经济世界金融论之，吾国万无能够蹈常习故之理。然一变然后，则诸君所恃以获利者，又缺其一，所谓恐惧者，此其二也。近三十年，吾国受世界经济之压迫，情见势绌，为表里所共见。以比来银行团之情形论之，外国银行执吾国金融界之盟主，造吾之存亡，诸君当能知之，无俟赘述。夫列国无一国不有中心银行，夫吾国有中心银行，能否能敌外人，暂置不管。然今日之外国银行，实已进吾堂奥而占我中心银行之地位也，此尤国民经济界之危惧，而诸君之营票号，虽有巨资，何以堪此？则尤危惧中之危惧，而票号诸君所当重视者也。”[3]
梁启超在演说中，以西方新式金融机构银行与票号停止比力，对票号症结的阐发切中肯綮，击中关键。票号的弱点有三，第一是失往代办署理清朝官方国库资金（官款）茂盛期的财路。第二是票号的汇水收进更多地来源于货币的不同一，跟着货币轨制的改进和同一货币的到来，票号一定失往其先天的营业优势。第三，实正中心银行的缺失和外商银行的侵蚀，一定削除票号原有的利途。有趣的是，邀请梁启超演讲的领头票号即大德玉票号，在昔时便歇业了。
现实上，梁启超的演讲，以他小我的学识和体味，佐证了较他为早的李宏龄工做文档提出的票号式微论及组建银行论的合理性。新近有人论及梁启超的票号论，认为他“1912年第一次把‘总体性本钱逻辑’加进有关票号的叙事，并炮造出中国度族式银行公司与西式金融机构之间的二元对立。”并指出“李宏龄在1917年公费出书的两本书不只进一步加强了梁启超式的现代主义话语，也像梁氏那样，炮造出一对既新且耐久的二元对立，即以通商口岸为基地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票号司理与深居内陆守旧的票号家族和所有者之间的对立。”[4]我们晓得，1917年印行的《山西票商成败记》，除了序言能够认为写于1917年以外，其他文档均属1908-1909年任职时的工做文档，属于其时情景下的适时应对。既然认可李宏龄的两本书是“目前仅见的票号亲历者为世人留下的论述”，又称是1917年炮造的“李宏龄的臆造”，持论者似乎不曾认实检读文献，呈现“时序错误”。至于将票号的成败原则，定位为票商的从业人员放弃票商，任其消亡，而转行处置实业或其他行业以谋求家庭本身利益，那种逻辑与我们凡是讨论的传统金融机构近代转型的意旨完全背离，违背了统一律的根本要求。日本学者有效地切磋了近代日本新式经济及金融组织的传统渊源，传统金融组织的胜利在于适应新形势的近代转换。即便西方的银行渊源，在英格兰银行股份造途径之外，亦如梁启超所言，来自传统钱商的近代革新和蜕变。只要适应新形势的轨制与组织的变迁，经济开展才气获得不竭的鼓励和支持[5]。
关于票号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韩国梨花女子大学郑惠仲传授在滨下武志传授批示下完成的博士论文，操纵日本东京大学东瀛文化研究所躲票号原始文档，对票号特殊是日升昌票号停止了微看的细腻解读[6]。目前国内多个机构正编录大量的原始文档，就差别的主题从差别的视角停止切磋，可看有新的可喜创获。从长时段来看，山西票号确实撑持了中国明清期间传统中国式“贸易革命”，有一系列过往所无的轨制立异[7]。但是，在体系体例意义，它仅仅办事于传统社会的经济活动，虽然规模和形式有所改变。而从李宏龄“银行与票号兴替”的视角，就票号的退场停止翔实的数据解读和因果阐发，有周建涉及其协做者的近期研究可资参考[8]。
03
有限责任造的奥秘与票号公司化的缺失
人们关于票号成败的阐发多维立体，各自抉择差别的层面。但多属就事论事，仅就票号的营业立异而言，假使只是与传统中国既有的金融活动比力，它有转账结算、票据贴现、游览收票、轧差清理、货币交易市场，密押之类金融营业立异。但是，在近代西方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形式的银行面前，最末走进绝境。所以，票号命运给我们的更大启迪，并不是在于详细金融业态的差别，而在于组织机造和治理形式改进的缺失。那间接关乎票号的决策，囿于家族治理的窠臼，没有任何人和思惟的解放，就不成能科学决策，将票号改造为有限股份公司，让票号获得重生。
（一）有限责任的奥秘
关于有限责任轨制的意义及魅力，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戴维·莫斯传授停止了深入了了的解读[9]。有限责任的摘意图味着在缺失的严峻性和可能性之间的一个权衡：降低了股东缺失的严峻性，提拔了债权人缺失的可能性。虽然一个增加了的缺失时机被转移到了债权人那里，但是债权人的更大可能缺失仍然是稳定的—他的贷出数额—无论在一个有限或无限责任的轨制下。与之相对，无限责任的股东老是要承担失往他拥有的一切。那一权衡的效果是积极的，股东获得的益处超越了给债权人带来的成本。有限责任的奥秘，微看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做了如下阐明。
1.财产的边际效用递加。从博得1亿美圆中获得的快乐将小于100次博得100万美圆的快乐。反过来说一次性失往1亿美圆感应的痛苦将大于100次失往100万美圆。特殊是当那种特殊大的缺失将彻底使一小我一无所有时，严峻性会得到进一步的高估。因而股东从他们更大可能缺失限额（即“败尽家业”）的陡然下降中获得的快乐，远超越债权人从一个更大的有限缺失的可能性的增加中失往的快乐。
关于增加的缺失可能性，债权人将以更高利率的形式要求抵偿，但大大都股东会为他们更大可能缺失的突然削减而兴奋，可能会更具热情地投资，即便利率高企。但是，非意愿债权人（诸如银行的存款者）没有办法为有限责任强加在他们身上所增加的风险获取抵偿。
2.彩票效应（非线性偏好）。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白，在面临小概率的大收益时，人们表示出风险偏好的特征。有限责任股份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其有限的缺失和无限的收益组合产生出一个“彩票”，而且那一“彩票”会被认为有正的预期回报。
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美国，彩票和有限责任同时用来发动本钱和筹集资金。在许多州，有限责任法从经济角度被摘用，恰是与彩票从道德角度被取缔大约在统一时间。凯恩斯发现，在早期造造业和其他更小规模的企业投资，“必然意义上是一种彩票”，次要缘于其时没有测算将来收益的切确办法。
3.确定性效应。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表白，（确定性效应）在确定性的成果和可能性的成果中，人们会对确定性的成果付与一个高于实在概率的主看概率，而对可能性的成果付与一个低于实在概率的主看概率。有限责任下股东的更大可能缺失是确定的，消弭了股东小我破产的可能性，即股东必定不会破产。可见，有限责任对股东的意义之大。
4.有限责任法处理了逆向抉择。在有限责任法令系统下，债权人能够要求股东通过供给小我财富担保，以退出有限责任庇护。例如银行经常回绝给规模小、未上市的公司贷款，除非公司股东供给小我财富担保。
在有限责任造下，债权人没必要思疑公司股东要求有限责任，而是必需思疑公司股东通过供给小我财富担保而回绝退出有限责任庇护。
5.有限责任法处理了认知问题。在行为阐发的框架效应下，以差别种体例闪现的统一种成果，人们的抉择差别。债权人将会愈加担忧无限责任造的法令体系体例下恳求有限责任的公司，而不担忧在一个有限责任造下不肯承受无限责任的一家公司。虽然从成果上看那家公司都承担了有限责任。
然而，必需通过政府介进来确立有限责任。因为，第一，非自愿债权人会当然地障碍民间的有限责任造。非自愿债权人的存在是突然的和不成预期的，经常因为某种变乱所致。因而，一家公司与非自愿债权人提早订立合同是完全不成能的。私家协商上的限造只能扩展到自愿债权人，而有限责任法给股东全面的庇护。第二，交易成本的限造。所有围绕着公司的差别债权人都需要成立差别的有限责任合同，而有限责任法造定的原则会极大地降低那一成本。第三，在无限责任的法令系统下，债权人将非常思疑操纵合同逃求限制责任的公司运营者（逆向抉择）。恳求契约式有限责任的动作，恰是对公司的债权人发出了信号，某种费事正在降临。
有限责任那个绝佳的轨制创造，恰是基于上述机理和政府的介进得以发扬其功用。
（二）票号的家族治理和近代中国公司造的缺失
恰是有限责任的有无，决定了中西经济与金融的分流。关于票号的治理机造，学者操纵鼓励理论和汗青比力轨制阐发理论，在与徽商的比力中停止了阐述，指出创办票号的晋商，是以“以地缘关系为根底，整体上舍弃了在宗族内部选拔经商人才，遵照避亲举乡原则抉择同亲出任司理和伴计，操纵正式的号规约束、用接近现代意义的奖金和股俸轨制鼓励商帮成员。”与以血缘和宗族关系为根底的徽商构成本身耦合的治理机造差别，都很好地撑持了各自商帮的开展，似乎是有效的传统治理[10]。然而，无论徽商和晋商，到了清朝末年均已失往明清王朝红顶商人时代的灿烂。特殊是晋商创办的票号，“我帮一盘散沙，连合难结，各总号既囿于见闻，复墨守成法”，失往了轨制立异改组银行的时机。
票号回绝组建有限责任公司造银行的抉择，与近代中国的整体系体例度情况和公司造开展的滞缓有关。美国哈佛大学传授威廉·柯比（William Kirby，柯伟林）切磋了1904年-1995年5部中国证券法的特色，提出了“柯比谜团(Kirby’s Puzzle)”[11]。他指出，有限责任轨制那一现代本钱主义的关键经济轨制,似乎不容易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就1949年以前的情形而言,次要原因是历次政权的敲诈勒索让工商界人士惧怕。西方股份造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以自在市场和非人际关系的法令主导的企业文化为依托,不竭扩展规模创造贸易财产。我国变革开放以来股份造开展的特殊布景和上市公司的构造表白,以国有企业上市为次要成分的股份公司,将资金筹集放在首位。在证券律例的造定和建立上,也表示出来“重融资、轻治理”的情状。
在李宏龄倡议以股份公司组建银行时，股份公司尚处于稚嫩阶段[12]，其办事的蔚丰厚票号总号领袖毛宏瀚强烈反对票号合并重组银行，其他山西票号各总号负责人也“蹈常习故”（梁启超语）。如许，李宏龄邀约运营三晋源等几家票号的渠本翘（字楚南）主持组建银行的方案化为泡影，票号便丧失了改组再生的可能性。今天我们重温汗青，不只为票号的歇业退场扼腕，也给今天的公司治理供给警醒！
正文：
[1]（清）李宏龄著：《同船忠告》，见李燧、李宏龄著，黄鉴晖校注：《晋游日志·同船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山西经济出书社，2003年，第94-174页。
[2]（清）李宏龄著：《山西票商成败记》，见李燧、李宏龄著，黄鉴晖校注：《晋游日志·同船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第175-223页。
[3]汤志均、汤仁泽编：《莅山西票商欢送会演说词》（1912年10月30日），《梁启超全集》（第1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书社，2018年，第48-49页。
[4]王路曼著：《中国内陆本钱主义与山西票号，1720-1910年间银行、国度与家庭》，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99-205页。
[5]参考[日]冈崎哲二著，何平译：《经济开展中的轨制与组织》，中信出书社，2010年。
[6]鄭惠仲著：《清末山西票号の研究》，（日本）汲古书院，2005年。
[7]孔祥毅：《山西票号与中国贸易革命》，《金融研究》，2002年第8期。
[8]周建波、曾江：《银行、票号兴替与清末民初金融变化》，《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9]戴维·莫斯著，何平译：《别无他法：做为末极风险治理者的政府》第3章“有限责任”，人民出书社，2014年，第62-101页。
[10]蔡洪滨、周黎安、吴意云：《宗族轨制、商人崇奉与商帮治理：关于明清期间徽商与晋商的比力研究》，《治理世界》，2008年第8期。并参考刘蓝予、周黎安、吴琦：《传统贸易文化的持久经济影响—基于明清商帮的实证研究》，《治理世界》，2021年第11期。
[11] Kirby, William C. "China, Unincorporated: Company Law and Business Enterprise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 no. 1 (February 1995): 43–63. Reprinted in Capitalism in Asia: Sixty Years of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edited by David Ludden, 29-50.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04.
[12] 拜见李玉：《晚清公司轨制建立查抄》，载所著《晚清政治经济史论》，三联书店， 2013 年，第 53-68 页。
来源｜《中国钱币》
版面编纂｜王懿萱
责任编纂｜李锦璇、蒋旭
总监造｜墨霜霜
近期热文
周末读史丨外国货币史闲谈：莫卧儿王朝的卢比银币
周末读史丨外国货币史闲谈：萨珊王朝的第纳尔金币
周末读史丨何平：梁启超的“虚金本位论”与货币行政的失败
周末荐读丨货币桥项目: 央行数字货币助力经济体合成互通
周末读史丨外国货币史闲谈：代表若干努姆斯价值的弗里斯铜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