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一种斑斓又奇异的语言系统。我们能在李白的诗篇、曹雪芹的《红楼梦》中领略汉字的斑斓，但是在世界范畴内，它既是少有的“非字母文字”，又是全球独一还活着、被上亿人利用的方块文字。逃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别、中文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和而差别”，甚至于探究“中国为什么特殊”那一问题，汉字都是一个不成漠视的要素，但是汉字太博识精深了，一本书若何写得完？于是需要一个有趣的挠手，才气深进浅出议论汉字问题，为读者供给一条从头根究汉字和中国文化的道路，“中文打字机”就是墨磊宁传授找到的挠手。
那是我在2022年读到一本欣喜之做。它是一本读完后我会被做者的选题角度、行文构想和搜集素材与回纳才能所赞颂的做品。因而，在阅读完全本书之后，我认为它不单单是一部选题有趣之书，还在于它曼妙而严谨的写做过程，阅读它，就像在读一本主题是中文打字机的推理小说。
1947年9月，美国纽约，一名女孩正在操做“明快”中文打字机，该打字机是一台能写9万个汉字的新型中文打字机。
一、中文打字机若何从一个天马行空的妄想酿成现实？
为什么做者用中文打字机做为选题？好像纪录片《中文打字机》的参谋邢立所说：“中文打字机是中国人20世纪伟大的文化机械创造，中文打字机与拍照手艺连系产生了第一代手动拍照排字机，是象征‘告别铅与火’俄第四代汉字激光照排机（计算机—激光汉字编纂排版系统）的泉源。”
中文打字机若何从一个天马行空的妄想酿成现实？古老的汉字又是若何穿过世界语言的密林，走上现代化道路？《中文打字机》那本书试图解答的就是那两个问题。那本书以2008年奥运会国名排序问题做为引子，结协做者本身与中文打字机的缘分，逃溯到了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中文打字机汗青。此书开篇讲北京奥运会，从一个很小的细节讲起：北京奥运会列国代表团的出场挨次。
那个由头听起来希罕，它跟《中文打字机》有什么关系？本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规定：奥运会参赛列国根据字母挨次出场。1949年，为了进一步彰显奥运会的世界性理念，奥运会修订后的章程规定：“主办国有权根据主办国语言的字母挨次组织开幕式的出场式。”
但问题来了。中文里没有字母。中国做为主办方，假设不根据“abcd”那种字母挨次来组织列国代表团出场，应该怎么做才气既契合规定，又能彰显中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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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
中国人想出的办法是：用笔划数排序法。起首，根据笔划数给汉字排序。好比，在希腊后面出场的是几内亚（Guinea），它的中译名由三个汉字构成，第一个字“几”只要2画。比拟之下，土耳其（Turkey）的第一个汉字是“土”，由3画构成，所以土耳其在几内亚后面退场。
那么假设，两个国度的中译名笔划数不异呢？例如：也门（Yemen）的“也”和土耳其的“土”一样，都是3画，那个时候该怎么办？
在那个时候，主办方就会逃溯到一个能够逃溯至晋代书法家王羲之（303—361）的书法传统：“根据规则，所有汉字都由8个根本的笔划构成，依次为：点、横、竖、撇、捺、挑、折、钩。……土耳其的‘土’是由‘横/竖/横’（或者根据笔划排序记为2–3–2）构成的；而也门的‘也’是由‘下折/竖/上折’（或记为7–3–7）构成的。2–3–2排外7–3–7之前，因而土耳其先有也门出场。”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就能大致晓得北京奥运会是如何排序列国代表团出场的了。中国本能够用简单的拉丁字母排序来安放出场，却对峙用那种非字母体例，其内在原因，既是彰显本国文化的需要，也可理解为一次关于奥委会“伪普适性”的细小对抗。外表上看，奥委会在出场排序上要求“根据主办国语言的字母挨次”那句话显得相当平等，但它隐性就是对母语文字非字母的国度的一种不公允。无怪乎做者墨磊宁慨叹：“它成就了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中一个实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刻，或许也是独一不会增加其巨额预算的行动。”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做者层次清晰地为我们梳理了最早呈现在“设想”中的中文打字机、设想的中文打字机的汗青，曲到一种可行的中文打字机若何成为现实并付诸批量化消费。
19和20世纪之交，单切换键盘打字机成为打字机生态的支流，此中雷明顿打字机是最普遍被人利用的一款。其时的打字机创造者在设想理念上有种种不合，但根本对峙一则强有力的正统信条：“在设法处理外国语言的打字问题时，决不克不及从底层量疑单键盘打字机形式自己。”由此，“最抱负的成果就是可以设想出一台尽可能契合常规原则形式的打字机，并且在包管可用的前提下，它得尽量契合工场消费组织形式和消费东西装备情状。”
在兼容英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等语言的道路上，单切换键盘打字机即使遭遇一些小挫折，也能顺利应对，然而，在一种看起来和全世界其他文字系统都判然不同的文字上，它犯了难，那就是：汉字。很长一段时间，以雷明顿打字机为代表，单切换键盘打字机都没有将汉字纳进此中。打字机研发者和造造商们声称他们的打字艺术是普世的、能够适用于世界列国文字的，但汉字被他们肃清在外。那不完满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的不放在眼里或优胜感，也跟中文的语法构造跟英文为代表的字母型文字判然不同有关。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表意文字（ideographic）一度被世界支流话语认为是落后的，一种强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惟在文字范畴蔓延，它将文字分为三六九等，陪伴着大航海时代以来工业国度对农业国度的进侵，身处亡国危机的常识分子也起头从文字更新的角度来根究救亡图存的可能性。那就是钱玄同、鲁迅等人提出“文字革命”的布景。在西方，责备汉字等表意文字的风潮从哲学家黑格尔那里就起头了。汉字被认为“欠缺动词变形、名词变格、词性改变和复数形式”，而它非字母文字的属性被认为大大限造了它与世界的接轨。在那时，“墨西哥文”已经被西方殖民者摧毁，埃及文最末也被拼音化，在古老的表意文字里，只要汉字还在好像顽石般坚守着本身的书写系统。历经千年，即使中国的书写从文言文酿成白话文，汉字仍然坚硬，被十四亿人利用，没有一丝一毫被弃用的迹象。
既然汉字仍会存在且有广阔人群利用，就一定会有才学之士期看创造实正的“中文打字机”将中国引进手艺语言的新时代。不外，第一位创造中文打字机的人动机很可能跟我们想的纷歧样。他的中文名喊谢卫楼，是一名美国布道士，1841年8月13日，他出生在纽约的盖恩斯维尔（Gainesville），曾做过教师，也当过军士长，他在军旅期间的履历和伤病相伴余生，退伍后他和新婚老婆埃莉诺往了中国通州定居。
1869年，谢卫楼来到刚刚签订《南京公约》《天津公约》、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剧变的中国，在此期间，他起头创造属于本身的中文打字机。不外，谢卫楼创造的那台中文打字机，与其说是一台机械式打字机，不如说是一套能够敏捷上墨和压印汉字的手艺。凭仗木匠体味，他造造了一套印章般的木活字，又吸收了学者姜别利有关中文常用字的研究、威妥玛爵士创建的罗马化拼音系统——北京话音节表(Perking Syllabary)，他参考那个音节表，根据字母挨次将木活字排序。而他创造中文打字机的次要动机不是为了其他浩荡理由，现实上是为了“布道”。为了向潜在的中国信寡传布基督教和西方文本，他期看提拔印刷速度，让打字机也能敲出顺畅的中文。
无论若何，谢卫楼的那一测验考试加速了中文打字机进进汗青舞台，为后人改革中文打字手艺供给了一条有益的道路参考。自他以后，中文打字机的改革进进快车道，那段20世纪中文打字机开展的汗青，不是一人一事的勋绩，而是差别的人们具有创造性和设法和动作连缀在一路，就像是接力赛跑的运发动，在长夜的隧道里渐渐接近光的出口。从谢卫楼的打字机，到20世纪初周厚坤、陈鹤琴、祁暄等人关于中文打字机的改进，那些在以革命和意识形态斗争为主线的叙事中被藏匿的人物，在那本书里又从头被看见，由此，贵爵将相不再是汗青的配角，取而代之的是编纂、手艺人员、科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工人等等，是他们的勤奋让中国有了本身的打字机，是他们让汉字不再孤立于现代打字手艺之林。
二、林语堂也改进了中文打字机？
阅读本书，还有一个有趣的层面在于，我们会发现过往耳熟能详的名字，又用新的身份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好比：蔡元培、林语堂、高梦旦，甚至商务印书馆如许的出名机构，他们也参与到了中文打字机的汗青中。
时间回拨到20世纪早期，彼不时髦于中国的次要是“常用字”打字机和拼合活字型打字机，祁暄和周厚坤是那一期间的代表人物。跟着手艺和讨论的开展，中文打字机在民国期间陆续朝上进步，那傍边既有舒震东打字机等新型号的呈现，也有商务印书馆与新财产构成的助力。而在日积月累的信息危机意识的驱动下，民国早期呈现了一次关于汉字编排问题的大讨论，由此鞭策了新的汉字检索系统如雨后春笋般呈现。
在其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编纂高梦旦、中国藏书楼学前驱杜定友等人物都参与了此次关于汉字编排问题的讨论，到了20世纪30年代，全国已经有很多于72种尝试性汉字检索系统被提出，它们都旨在打破《康熙字典》依凭的部首—笔划编排系统，好比早在1912年，高梦旦就提出能够大大削减汉字部首数量的“回并部首法”。1922年，黄希声提出了“汉字检字和排叠法”，还有杜定友的“汉字检法”与“汉字排字法”、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等。就连林语堂也参与此中，他在1926年提出了两种新的检索系统：“新韵索引法”和“末笔检字法”。
林语堂
林语堂将他关于汉字检索系统的热情也放在了中文打字机上。他期看在祁暄的拼合式打字机与商务印书馆造造的打字机的根底上，借鉴中文电报机，创造出愈加便利的中文打字机。在1931年的一封信里，他关于那款打字机的想象是：“既带有整字的常用字，又带有拼合活字的汉字部件。”
正值1930年代中国处于摇摇欲坠之际，林语堂声称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打字机形式，既带有整字的常用字，又带有拼合活字的汉字部件，为了将数千个字符以尽可能密切的体例安拆到打字机内部，他抉择了一品种似于行星运行系统的设想包罗类似于恒星、行星和卫星的构造，关于那种设想的奥秘，《中文打字机》里面有详尽的论述，我在此只是做一些需要的引用：简而言之，在那个打字机运行系统里，充任卫星角色的是一系列八棱柱状金属棒，每一条的外表都刻有汉字和部首，其长度可供每排包容29个汉字或部首，8个侧面则一共能够包容232个。设想者把6根八棱柱金属棒固定在一个圆形扭转齿轮里，就像围绕统一行星轴扭转的6颗卫星。同时，那些金属棒也能够绕本身的中心轴自转。林语堂一共做了6组如许的“6棒套件”，然后将其固定在一个更大的圆形扭转锟上，就像围绕中心恒星运转的6颗行星。那就是它整体的设想构造，总共包罗了43个独立转轴：36个金属棒的卫星轴，6个更高级别滚筒套件的行星轴。1个更高级别滚筒的恒星轴。
那一回，林语堂不但是夸夸其谈。1947年，他设想的明快打字机末于问世，那一年5月22日，他和女儿林太乙从工场里将一台明快打字机带回家。炎天，那台打字机起头引起颤动，林语堂召开记者发布会，鼓吹他的创造，中美等国的媒体记者都在讨论那台机器，IBM和雷明顿打字机公司也对做家的那项创造产生了深挚兴致。
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时任哈佛大学传授，他对林语堂创造的明快打字机评判道：“不管是中国人，仍是美国人，只要稍加进修，便能熟悉那一键盘。……我认为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打字机了。”
然而，明快打字机在雷明顿打字机公司曼哈顿分部的演示却遭遇了挫败。据林太乙回忆：“会厅里一片肃静，只闻声一按再按的按键声，然而那部打字机死也不愿动。再颠末几分钟的勤奋，父亲不能不向世人报歉。于是我们静静静地把打字机收进木箱里，包在湿漉漉的油布里，狼狈地退场。”
那是一次可怕的为难。好在，当工场的工程师赶过来，对打字机停止一番补缀后，明快打字机恢复一般，之后的三天，那台打字机都成为当地和国际中文报社的记者们注目的明星。为了向报社记者展现那台打字机能够打出“任何”文本，林语堂邀请记者“随意选个字”，之后“林蜜斯就会将那个字快速高效地打出来”。颠末一番胜利的展现，《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纽约世界论坛报》等媒体纷繁刊文报导明快打字机。
看起来，林语堂发打字机将会成为现代中文信息手艺史上的严重打破，它的量产和时髦将指日可待，但现实并不是如斯。事实上，明快打字机始末未得到量产，它仅存的几台，除了被私家收躲之外，剩下的“或许被送往纽约或新泽西的某个垃圾场……或许被拆得乱七八糟，溶成一汪铁水”。林语堂的打字机梦想走向幻灭，而世界上最初一台明快打字机原型机，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被默根特勒莱诺整行铸排机公司的某位员工丢掉了。
事实出了什么问题？根据墨磊宁的查询拜访，明快打字机受挫的间接原因是林语堂的财政危机。他为了研造明快打字机投进了巨额资金，但那些资金无法立即获得回报，林语堂多方求援，仍然无济于事。但更深条理的原因是因为其时中国的“内战形势”。在汗青的风云剧变中，明快打字机的潜在撑持者决定退出中国市场。朝鲜战争发作后，中美关系恶化到冰点，做为一款首发在美国的“中文打字机”，明快打字机陷进到为难的境地，至少，因为它和它的创造者微妙的身份，不消考虑那款打字机在中国大陆量产了。
虽然在贸易妥帖上失败了，明快打字机在中文信息手艺史上仍然具有它重要的意义。墨磊宁总结道：“它是一种全新的人机交互的例证，时至今日仍然与各类中文信息手艺有着密不成分的关系，明快打字机标记着‘输进’的降生。如前所述，‘输进’的核心意义是一种手艺语言情况，操做者在此中并非用打字机来打出汉字，而是往找出汉字……正如做为整体的书法其实不被限制在某收毛笔上，活字其实不被限制在某个字体一样，输进也不被限制在任何一种特定的输进系统之上。不管是林语堂的符号系统、仓颉输进法的符号系统，仍是由搜狗、谷歌等公司摘用的拼音系统，输进法自己都构成了一种新的人机交互形式，那种形式现实上涵盖了无数种可能的办法、协议和符号系统。”
三、讲述20世纪中国汗青的崭新体例
在本书的最初一部门，墨磊宁带我们看看了新中国早期的中文打字机。他骇怪地发现：“中文打字机在20世纪50年代的活泼水平超乎我的想象，不管在利用范畴仍是利用体例上，都超越了民国后期。”究其原因，是因为建国后“一系列兴旺开展的社会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使中文打字员肩负着史无前例的重任”。
那一期间，一些工做单元起头将打字工做外包给非官方的“打字誊写社”，政府关于手艺语言产物的消费东西的掌握也有所放宽。墨磊宁在那一部门介绍了中文打字机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时髦水平，也讨论了那一期间打字机自己发作的明显改变。好比：在打字机上安放常见的组合词汇，例如“革命”“社会主义”“政治”，同时根据政治情况的改变，从头调整字架上连串的词组。其时有一位名喊张继英的排字工人，他曾经创下每小时打三千余字的笔录，他既进修过老式的“二十四盘字架”，也掌握了新式的“十八盘字架”，他在排字上有一套本身的心得，例如说：假设“工人运动材料”成为一段期间内的主题，那么他会连串摆上“消费”“体味”“劳动”“笔录”等词。在张继英等人的胜利理论下，连串字法在1950年代得到了普遍利用，上海商务印书馆、井冈山报印刷厂等都先后摘用了连串字编排法，中南人民出书社为此专门出书了一本《张继英拣字法》。
关于那段汗青，墨磊宁有一段陈说令人印象深入，他写道：“只要将其置于我们不断以来所切磋的一段更长的汗青历程中，我们才气更好天文解在社会主义革命期间人们为何突然对打字机字盘中的汉字从头编排：它是由成千上万的打字员和排字工人以集体化的、非语言的体例，在与铅字和字盘的互动中，用小我的、触觉的并且大多不为人知的体味会聚而成的。恰是在那种群体活动中，在不可胜数微看的汗青霎时，以及，在其时充满颂扬和鼓励的政治情况下，跟着铅字被一次次拣起、放回，跟着揿手杆在字盘汉字之间的一次次挪动、下压，向天然语言编排体例的那种逾越才最末变得可见、可行。只要连系中文手艺语言理论的特征，我们才气更好天文解那段汗青，那段‘详细的汗青，因内化为第二本性而被人们遗忘了的汗青’。”
宝贵的是，墨磊宁不但是简单爬梳中文打字机的汗青，他还可以用性别视角、人类学和其他理论办法往介进那一场域，好比：他重视到“消逝的‘男打字员’：中文文秘工做的性别为难”。现实上在民国期间，中文打字员的性别构成比力复杂，和欧美等地高度女性化的行业情况存在显著差别，但在其时中国的期刊杂志和新闻报导鼓吹里，男性中文打字员难觅踪影，中文打字行业在前言的展现里闪现出一个由年轻而有魅力的女学生和女性人员主导的面孔。那傍边也折射出支流意识形态对打字员的刻板印象和对女性工做的“标准性想象”。
所以，墨磊宁讲中文打字机，但视野不局限在打字机自己，他其实是用打字机做为办法，来往介进20世纪中国的汗青和现场。关于有志于理解20世纪中国汗青，出格是中国文字与信息若何与世界接轨的汗青的读者来说，《中文打字机》是一部妙趣横生的做品。而在书的结语部门，墨磊宁透露本身的下一本书将研究中文计算机的汗青，涉及国际贸易机器公司(IBM)、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美国中表情报局(CIA)、硅谷、苏联军方、日本工业界，以及中国的常识、工业和军事范畴高层，我想，那会是又一本有趣之书，而做为一名中国的读者和写做者，或许透过《中文打字机》，我们也能得到一些办法论的启迪，关于若何讲述我们和父辈的故事，也关于若何对抗遗忘的体例，从而让个别在充满残暴和遗忘的汗青里，实正找觅到一点时间里的火焰。它关于记忆，更关于我们和记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