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为诗狂：想把我唱给你听
《诗经》（一）：全民的狂欢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诗经·小雅·鹿鸣》
发声与听声，应该算是人类既原始又天然的感情传递体例吧！早在磨骨凿石的远古时代，人类便已学会用吼叫、敲打之类的声响，表达本身的喜怒哀乐了。至于声音演酿成为音乐，大致也是遭到万物生灵的启发。希腊神话里的使者墨丘利，因为听到龟壳里一根枯筋发出的颤音，如灵魂开窍一般缔造了弦乐。在东方的传说中，黄帝期间的乐官伶伦“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也有一些“仿生学”的意思。从此以后，音乐便好像一粒奇异而奥妙的种子，在岁月长河的孕育之下，绽放出语言的花朵，固结成文学的果实，更培养了绚烂的文明。
正如前人所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音乐与文字连系而成的歌谣，既是文学的起始点，也不断陪伴着人类文明演进的脚步。古朴而悠久的民谣，在庞杂的史猜中其实不鲜见。譬如《吴越春秋》记载说，越王勾践向一位名叫陈音的神射手询问弓弹之理，陈音引用了一首名为《弹歌》的民谣答复说：
断竹，续竹。
飞土，逐宍。
还有《承平御览》转引的《吕氏春秋》佚文记载，大禹迎娶涂山女的时候，涂山人传唱一首《涂山歌》，或许就是所谓“狐狸精”最早的出处吧：
绥绥白狐，九尾庞庞。
成于家室，我都攸昌。
当然了，要说具有普遍影响力的，还得是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那部传播于春秋战国期间的文学做品集，除了用做祭祀吟诵、宴饮扫兴之外，里面的诗句还时常被人引用，或曲白、或委婉地表达情感、感情甚至治国政见和外交方略。若是有人不知其所云，非闹出笑话不成，更有甚者，不行是读书少容易受骗的为难，还有可能关乎小我的地位与存亡。
实有那么严峻吗？咱们无妨举一个例子。话说在春秋、战国之交，魏国的君主魏武侯还在做世子的时候，与父亲魏文侯的关系闹得有点儿僵，他不只终年驻守在边地，并且长达三年多的时间，竟然与父亲没有任何往来。王室也好、诸侯也罢，所谓的“宫斗”无外乎一条：亲爹只要一个，可儿子多得是。长此以往，不只本身世子的位置要拱手让人，小命恐怕也难以保全。跟着魏武侯混的幕僚们很焦急，力劝奴才派一名使者去给魏文侯送礼，联络一下豪情，也趁便刺探一下国都里的虚实。使者见到魏文侯之后，心里有话但又未便明说，《诗经》便阐扬出感化了。使者当面吟诵了两段诗句，一段出自《秦风·晨风》：
鴥彼晨风，郁彼北林。
未见君子，忧心钦钦。
若何若何，忘我实多。
还有一段出自《王风·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没必要过多解释，“未见君子”、“忘我实多”、“知我者，谓我心忧”，大字不识几个的白丁都能体味到一阵抱怨之情，主政一国、饱读《诗经》的魏文侯岂能听不出画外之音？
恰如《礼记》有云：“来而不往非礼也”，魏文侯也打起了哑谜，他让使者给魏武侯送去一套倒置着放置的衣物，并责令使者务必在鸡鸣天亮之前赶到。那名使者借诗阐扬的能耐还算凑合，但碰到如许的谜面，登时就抓了瞎，只好一头雾水地归去复命。
听完使者传回的话，看过父亲送来的礼品，魏武侯心里的石头总算放下了，赶紧摆设人拾掇行李，筹办返回国都。使者和幕僚们更看不懂了，那到底是唱的哪出？魏武侯见状，胸有成竹地跟他们娓娓道来：衣物倒置、未明赶到，不恰是应了《齐风·东方未明》里的“东方未明，倒置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吗？既然是国君召见，咱们还愣着干嘛？果不其然，魏武侯应召而至，可把魏文侯快乐坏了，当即决定将他留在国都，一场关乎世子之位的危机胜利解除。试想一下，若是魏武侯对《诗经》浅尝辄行，不克不及活学活用，对着父亲的谜面干努目，岂不是要与出色的人生失之交臂？！
《诗经》在阿谁时代的极端重要性，也映证了它普遍而深远的影响力，而《诗经》可以成其书，孔子的精心编修功不成没，但归根结底仍是国度的力量使然。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早在西周期间，王朝便设置有专门负责采诗、编诗的官员。他们长年奔忙于各地，将原始古朴的民间歌谣记录下来，颠末加工润饰而成诗，再配上音律，贵显于天子，从而到达“不雅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目标。另据《国语》所载，周朝天子还给所有的贵族下达了一项献诗的使命，上至公卿、下至列士，都要按期交功课（“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于是乎，天子以诗“不雅风气”，臣子以诗行讽谏，可谓相得益彰，用《春秋公羊传》的话说，“王者不出户牖，尽知全国所苦”。
恰是在王权的差遣之下，王公贵族、百姓苍生，甚至奴隶仆佣，都在《诗经》里留下了本身的聪慧与印记，好像一场全民的狂欢，而那种彰显着现实主义精神的全民性，也使得《诗经》的风度盖过有史以来的任何一部诗集，当仁不让地傲立于诗坛！
按照汗青学家的考证，《诗经》创做的时间跨度至少有六百年之久。年代可考最早的做品，是传唱于周公东征时的《豳风·破斧》，诗中涉及到的那场战事，发作在公元前1115年。最晚的则是《秦风·无衣》，据说传唱于秦哀公应楚国大臣申包胥的恳求，收兵助楚抗吴的时候，发作在公元前506年。
根据儒家的典范诠释，《诗经》就用处与气概而言，能够分为风、雅、颂三类。“颂”用于王室的祭祀仪式，“雅”次要是为贵族的宴饮扫兴，“风”则是出自里巷乡野的民间歌谣。如许的分类有必然事理，出格是国风表示出了强烈的处所性色彩，如卫、郑之境兴于教化，晋、魏之民勤奋而艰苦，秦国崇尚武勇，陈国颇具楚风……不外，那种刻板僵化以至有些牵强附会的分法，不断遭到后世的量疑，因为“颂”里不乏宴饮之乐，一些祭祀之辞反倒成了扫兴的“雅”（如《小雅·楚茨》、《小雅·信南山》、《大雅·云汉》等等），还有《小雅·采薇》、《小雅·白华》之类，行文和寓意的气概与“雅”相去甚远，反倒更近于国风。别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风、雅、颂并不是体裁气概之别，而是源于音律的差别，但文句显而易见、音律无处可寻，既然无法证伪，便难以自圆其说了。
单就诗歌所表示的内容区分，或许更容易达成共识。总的来看，《诗经》收录的305篇做品，绝大大都能够归为六种：一是描画西周王室从初兴、立国到衰亡的宏伟史诗；二是展示奴隶造时代的消费与生活面孔；三是臣民讥讽诸侯贵族的荒淫胡为；四是抒发关乎爱恋与家庭的感情；五是倾吐心里的苦闷与悲怨；六是重视仪式感的礼俗配乐。
礼俗配乐之做，大多是应付祭祀祖先、宴会来宾的排场话，既拗口又浮泛，枯燥而乏味，佳做寥寥。惟有咱们一起头引用的《小雅·鹿鸣》，却是显得清爽脱俗，此中的几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连同《郑风·子衿》里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还被曹操间接搬进出名的《短歌行》里“混搭”，毫无违和感。撇开此类配乐之做不谈，从史诗、生活、讥讽、抒情与悲诉的角度解读《诗经》，倒不失为感悟其意境与魅力的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