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na Krall曲到翻唱三首老歌（Nat King Cole，Joni Mitchell和Tom Waits）的时候，似乎才渐进佳境，Nat King Cole才末于激起全场最猛烈的掌声甚至喊声，而Joni Mitchell和Tom Waits，他们就没有几反响了。与其说中国乐迷偏心老爵士，还不如说他们的品味太古老，而Nat King Cole其实是通过王家卫《把戏韶华》才普及开来的，正如《重庆丛林》一曲《California Dreaming》曾让小资们满大街觅觅“妈妈和爸爸”。往年10月Herbie Hancock来上海，有记者问他能否认为Nat King Cole和Louis Amstrong是最伟大的爵士音乐家。Herbie Hancock的答复可想而知，他说在Nat King Cole和Louis Amstrong之后也有良多伟大的爵士音乐家。
只能说中国人对爵士的熟悉还停留在半个世纪前，以至是停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所谓爵士年代。往年第一届上海爵士周，我在一家杂志上写了万余字的长文，里边念念不忘Miles Davis，然而杂志给配的照片却是我文中压根儿没有提到过的Louis Amstrong。Louis Amstrong和Nat King Cole之所以在中国名誉最响，除了他们足够古老，另一大原因是他们都是张嘴唱歌的（固然Louis的小号也了得）。中国人喜好把音乐会说成是“演唱会”，把乐队说成是“合唱团”，与其说是热爱声乐胜过器乐，还不如说我们是生成的K歌之王。
记者还问Herbie Hancock知不晓得和平饭馆的老年爵士乐队，Hancock竟然晓得。他说他在来中国之前出格查阅了中国爵士乐的素材。我估量他是在旅游书上得知和平饭馆的老年爵士的，因为关于“中国爵士”几乎不成能有什么素材。关于“中国爵士”，世人晓得的似乎就只要和平饭馆的“老年爵士”——或者说“外滩旅游爵士”。
中国摇滚如今是“中年摇滚”，新一代摇滚还没能全面杀进支流，而中国爵士更惨，堪称“老年爵士”，即便是刘元如许的爵士代表人物也没有出过唱片。从“中年摇滚”到“老年爵士”，反映的以至是整个国度听觉系统的痴钝。
爵士音乐文化在中国的积存以至远远不克不及和摇滚比拟，而爵士更需要强大的底蕴。之所以有“上海国际爵士周”而不是“上海国际摇滚周”，除了爵士不像摇滚那么洪水猛兽，还因为爵士早已经成为某种中产物位风尚的象征，它暗合了那个国度———尤以上海为尺度和代表———对现代化、全球化的逃求，同时，上海国际爵士周也是对上世纪30年代“摩登上海”时髦文化的某种怀旧、觅根和发扬光大。30年代的上海时髦音乐是与欧美同步的，有着浓郁的swing（扭捏爵士）和bigband风情，像此次来上海的瑞典Peoria Jazzband玩的迪克西兰爵士乐，30年代的上海滩也玩。然而如许的爵士音乐传统后来一中断就是大半个世纪，而爵士乐恰是从1950年之后历经了一个又一个绚烂时代，一部厚重的爵士史，中国人还躺在“老年爵士”故纸堆不动。
爵士音乐节在中国与其说是音乐文化积存渐进的成果，还不如说是经济开展带动的文化诉求，不是中国爵士乐迷培植了爵士音乐节，而是爵士音乐节培植了中国爵士乐迷。乐迷，仍然是滞后的。那与F1的情状有类似之处。爵士音乐节是一种音乐传布的大跃进，它有赖于政府和赞助商的鞭策。
爵士音乐节在中国绝非上海独家发明。北京在90年代中后期连续举办了六届国际爵士音乐节，却在声势越来越大、越来越有看支流化之际功亏一篑地停办。停办的更大原因仍是德国群众基金的撤出。因为乐迷的严酷滞后，爵士音乐节其时几乎谈不上票房收进，能够说只能靠赞助商砸钱来培植一代中国爵士乐迷。从乐人阵容看，昔时北京国际爵士音乐节水准相当高，也给了中国乐人极大的刺激。崔健至今还声称看爵士现场次要仍是在那几年，而王勇以古筝与荷兰安闲爵士鼓手、巨匠Han Bennik等人有过出色的合做（往年在李劲松、Noise Asia厂牌出书了现场双唱片），爱以提琴搞怪的左小祖咒则遭到了澳大利亚小提琴尝试圣手John Rose的影响。能够说昔时的北京国际爵士音乐节，特别是后来的几届，底子不是面向通俗乐迷，也不是面向通俗中产——那时“中产”那词还不大用、“小资”那词还没发明呢——也就是说它短缺必然的市场根底，肥了少数乐人和资深乐迷的耳朵，却可能掏空了赞助商的腰包。
往年第一届上海国际爵士周起点之高也令人食惊而兴奋：有Terje Rypdal、Ketil Bjornstard如许的巨匠，也有Eric Truffaz、Nils Petter Movaer如许的新贵，从ECM厂牌到Jazzland厂牌，从电子爵士到人声尝试……上海竟然和国际爵士开展的新潮同步。挪威女歌手Sidsel Andressen是我最铭肌镂骨的女声之一，但在百乐门，第一排只空荡荡地坐着我和孙孟晋、杨波三小我，从老年爵士一下跳到前锋尝试，其实难为了其实还徒有虚名的“爵士上海”。因而虽然第二届爵士周实正吸引我令我非来不成的恐怕只要山下洋辅，但我能理解主办方的中庸——对群众口味需要的妥协和扩展市场的勤劳。Diana Krall在台上捧场上海，把上海爵士节和瑞士蒙特勒等出名爵士节相提并论，但上海爵士节只不外是爵士巨人肩上刚刚1岁的小屁孩，它能做的只是进修，进修，普及，普及……而无法奢谈个性。像Tony Kofi、Eric Roche如许的乐手，普通是经常在伦敦Ronnie Scott’s等爵士俱乐部、酒吧表演的，爵士早已经成为日常生活，那么在此根底上生长起来的伦敦爵士音乐节才气成为超一流的、布满个性和活力的顶尖盛会，比如得先通过层层预选赛，才气有决赛圈的强强对话。
而中国爵士，只不外刚刚领了预选赛的报名单罢了，以至资格证还没有拿到。往年爵士周，法国新爵士灵魂人物Eric Truffaz和他的三位合做乐手在表演完毕后专门跑往汾阳路Jazzy Club，又即兴玩到深夜。如许的爵士酒吧在中国还少得同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日常的爵士按照地、日常的爵士表演是必不成少的，爵士音乐节不成能凭空而来，正如缔造摇滚史的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也有CBGB俱乐部，缔造爵士史的有蒙特勒音乐节，也有Ronnie Scott’s、Birdland等等传奇爵士俱乐部。
新六合和中山公园搭起的只是一个活动的节日，帐篷始末要拆掉，爵士还没有牢牢地扎根，要从“爵士周”到“爵士年”，还任重道远，万万别再一提爵士，就跟我说老年，跟我说和平饭馆。
雨梦潇湘微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