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之中的韩国，几乎是“弱鸡”一般的存在。从三家分晋起头，韩国的汗青就是一段被周边魏、赵、楚、秦不竭欺辱的故事。它的地皮越来越小，国力越来越弱，虽有申不害变法暂时抖擞，但很快又酿成大国博弈之下的牺牲品，最末，在秦人的铁蹄下，韩国率先亡国，秦军踩在韩国的故乡之上东出，实现了一统全国。
战国形势图。来源/纪录片《秦灭六国》截图
韩国在汗青上好景不常，其故地被纳入秦国郡县造之下，为颍川郡。谁料到，三百余年后，当汉室瓦解、全国再度纷乱之时，颍川却成了全国英才的摇篮，军阀争相拉拢的“香饽饽”。荀彧、荀攸、钟繇、郭嘉、陈群、钟会、辛毗、司马徽、徐庶、赵俨、杜袭、枣祗、荀谌、郭图……那些灿若群星的颍川人才构成了汉末三国汗青舞台上的奇特一景，他们与其背后的世家大族，也在某种水平上摆布着三国汗青的开展标的目的。
颍川家族结交“党人”
韩国虽为小国，却不乏人才。战国末期，韩国水工郑国入秦，欲以修渠以疲秦。但秦王足够发扬了郑国的水利才气，最末修成郑国渠，使关中为沃野，令秦国国力大为强盛。与此同时，韩国宗室韩非子入秦，他将商鞅之法治、申不害之术治、慎到之势治熔于一炉，集其大成，为秦同一全国供给了理论兵器，并深入影响了后世两千余年的君主专造轨制。身世韩国国相之后的张良在楚汉之际慧眼识珠，投身刘邦麾下，以鬼神之谋，为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开汉家山河。可见，颍川那片膏壤，纵然是汗青的硝烟、王朝的更迭，也盖不住它的地灵人杰、奇才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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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楚汉传奇》截图
颍川何以人才辈出？那起首要看其地缘特点。颍川郡的范畴大致是今河南省中部许昌、漯河、平顶山、登封一带，西汉领县20，汉末至曹魏领县18，据东汉永和五年（140）生齿统计，颍川共有26万余户，43万余口，无论从领地仍是生齿来看，在其时全都城算不上凸起，与相邻的汝南、南阳等郡另有不小的差距。但颍川的天文优势更为明显，其西北是伏牛山的余脉、“全国之中”的嵩山，汝水和颖水自山中而出向东南奔涌，在颍川那片地盘上冲出一大片平原地带，让那里土壤肥饶、天气温润，非常合适农业耕种与人类的定居。
颍川一带早在上古期间就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颍川郡在两汉的郡治、同样也是韩国的国都之一阳翟，曾是夏禹治水之后所封的国都夏邑，此地现在以“禹州”的名字彰显其文明的传承。东汉定都洛阳，以河洛盆地为京畿之地，颍川与洛阳仅隔一座嵩山，间隔恰在不即不离之间，既不至于太近而为京畿所控，使本土世家大族遭到按捺，又不至于太远而能够与京畿连结频繁而亲近的信息往来。
西汉期间颍川郡。来源/谭其骧 《中国汗青地图集》
因而，从东汉以来，颍川就以文教流行于全国，涌现出了浩瀚经学传家、世代为宦的文儒世家。若是说洛阳是东汉的政治中心，那么颍川及其下流的汝南就是其时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曹操与后秦国主姚兴都曾说过：“汝颖多奇士”。
东汉桓灵之际的党锢之祸和清流士医生的兴起让颍川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东汉一朝，皇帝多幼冲即位，外戚与宦官两派互相排挤，以致于朝政日益败北，国势渐趋倾颓，那让其时许多饱读诗书、心怀家国的士医生深为痛心，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路，批评时事、激浊扬清，因而号为“清流”。
桓帝、灵帝之时，朝纲更是完全沦于“十常侍”等宦官的掌控之中，清流士医生关于宦官当政的报复更为猛烈。于是，大权在握的宦官集团于延熹九年（166）、建宁元年（168）先后策动两次针对清流士医生的残暴镇压，他们将那些士医生污为“党人”，鼎力大举收捕，或杀戮，或禁锢末身。那场政治灾难，为不久之后汉朝的四分五裂埋下了隐患。
在那批“党人”之中，站在队首的就是颍川人。李膺，颍川襄城（今河南襄城）人，官至河南尹、司隶校尉，他刚正不阿，将违法的大宦官张让弟弟张朔处死，在士林中声望极高，被誉为“全国模楷”，士子去拜见李膺称为“登龙门”。杜密，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人，官至河南尹、太仆，名望与李膺附近，时人合称二报酬“李杜”（是的，那个“李杜”比李白、杜甫阿谁“李杜”要早五百多年）。第二次党锢之祸中，李膺遇害，杜密他杀，全国有识之士哀思不已，劫难之下，颍川士人除了文化布景之外，又被付与了正义与气节的内涵，成为全国士人心中一面旗号。
汉代“清流”石砖像。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也就在汉桓帝之时，颍川涌现了四位德才兼备的清流士医生，他们是：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荀淑、颍川许（今河南许昌东）人陈寔、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钟皓、颍川舞阳（今河南漯河）人韩韶，他们因为同时出任县长，被称为“颍川四长”。固然县长官职不高，但他们为政一方，政治清明，声望远播，尤其是德性为士人所赞扬，《后汉书》亦将四人编入统一传记。
“颍川四长”亦与“党人”关系亲近。“党人”领袖李膺、李固都尊荀淑为“神君”，李膺与钟皓两家族互通婚姻，“党锢之祸”时，陈寔自请入狱，成为美谈。但相对李膺、杜密而言，荀、陈、钟、韩四族受“党锢之祸”冲击相对较小，到了汉末乱世降临之时，他们的子孙、族人纷繁崭露头角，不乏才智绝伦之人，那此中便首推荀淑之孙荀彧。
影视剧中的荀彧。来源/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截图
荀淑有八子，皆有名望，时人称“荀氏八龙”。《三字经》（章炳麟增订版）有句：“荀季和，有义方，教八子，名俱扬。”荀彧就是“八龙”老二荀绲之子。荀彧在年少时就被名流何颙评论为“王佐之才”，全国纷乱之始，颍川已经成为四战之地，荀彧认为颍川无险可守，必遭战乱，定见族人迁移避祸。但族人大多安土重迁，不听他言。于是荀彧带着一部门族人北投冀州刺史韩馥。事实证明，荀彧公然有先见之明，不久董卓将李傕、郭汜出关搜劫，颍川一带遂成为一片兵燹之地。
荀彧去投奔的韩馥亦是颍川人，可能为“颍川四长”之一韩韶族人，但荀彧刚在河北落脚，韩馥便在袁绍的敲诈勒索之下拱手献出了冀州。其时袁绍恰是如日中天之际，袁家本为四世三公，高足故吏遍全国，又因袁家籍贯在汝南，与颍川比邻，因而袁绍麾下聚拢了多量由颍川而来的文臣武将，如郭图、辛评、淳于琼等，以至荀彧的兄弟荀谌也在袁绍麾下效力。按理来说，荀彧投身袁绍应当是顺水推舟的工作，但荀彧对袁绍察看了一段时间，觉得他“末不克不及成大事”，于是在初平二年（191）策马渡河投奔了曹操。
与曹魏互相成就
荀彧投奔曹操，那是曹操政治生活生计中的转折性时刻。其时的曹操不外是个东郡太守，且依附于袁绍，兵少将寡，还没有成天气。并且曹操祖父是大宦官曹腾，属于“阉宦之后”，是清流士人鄙视的对象，荀彧何以会觉得曹操是一收“绩优股”呢？
原因可能有如下几条：一是曹操固然有“宦官”的家族布景，但他本人政治上倾向清流士医生，曾遭到过诸若何颙、许劭、乔玄、李瓒（李膺之子）等清流名流的赞扬，也曾参与对宦官的诛杀；二是曹操在担任骑都尉时，曾在颍川一带讨伐黄巾军，获得大胜，他的军事才能对荀彧来说或许早有耳闻；三是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尉、济南相时不惧豪强，整肃吏治，政声斐然，那些做为与“颍川四长”有必然的类似之处，让颍川士人对他增加了好感。此外，袁绍阵营已经人才辈出，而曹操手下武略有余而文士不敷，荀彧此时投奔曹操，正能够足够发扬他的才气。
影视剧中的曹操与荀彧。来源/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截图
公然，曹操对荀彧的到来很是欢喜，称荀彧为“吾之子房”。子房是张良的字，曹操一句话既将荀彧捧到了谋士“天花板”的地位，也抒发了本身的宏伟志向——我曹某人也是要当汉高祖的啊。
荀彧关于曹操的意义，比之张良之于刘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张良的身份只是谋士，而荀彧至少担任了三种身份：他不只能为曹操建言献策，是“张良”，还能为曹操征战四方的时候安定前方，足食足兵，是“萧何”，更重要的是，荀彧的背后是整个颍川士族，他还承担着曹操的“首席人力资本官”的角色，为曹操不竭推荐人才。《彧外传》中如许写道：
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司马懿），及引致当世出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末为卿相，以十数人。
荀彧推荐人才有两个特征，一是唯贤是举，不以世俗意义上的道德、操行、清议去掩盖人才的才气。在那一点上，荀彧与曹操最是投缘。荀彧给曹操推荐的戏志才、郭嘉都有“负俗之讥”，人品上出缺陷，若是放在以“孝廉”为原则的东汉察举造的选官系统下，他们可能一辈子没有崭露头角的时机，但荀彧斗胆保举，曹操安心升引，戏志才和郭嘉都成了曹操的谋主，郭嘉后来还凭仗鬼神之谋，为曹操平定吕布、袁氏立下丰功伟绩。
影视剧中的郭嘉。来源/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截图
二是荀彧选拔的人才都能被安放在最适宜的岗位上，发扬他们最擅长的才气。荀彧之侄荀攸长于战术层面的谋划，他进入曹营后，就担任了曹操的随军军师，曹操在白马、延津之战可以通过巧妙的运动战迷惘敌军、勇敢出击，斩杀颜良、文丑二将，都要归功于荀攸的庙算。钟繇久居关中，擅长与盘踞关中的马腾、韩遂等军阀打交道。官渡之战前，曹操在荀彧保举下用钟繇为司隶校尉，镇抚关中，撮合马、韩，不只让曹操免于后顾之忧，还为曹操前线输送了两千匹急需的战马，有力援助了曹操做战。包罗司马懿可以在曹魏政坛崭露头角，也得益于荀彧的提拔。司马懿对荀彧的评论非常高：“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
《三国志》载，荀彧推荐给曹操的人才，根本都可以得到重用，在最适宜的岗位施展才气，“诸所进达皆称职”。最末没能善末，被杀于任上的只要扬州刺史严象、凉州刺史韦康两人。那就是陈寿过分于苛刻了，严象和韦康碰到的仇敌，一个是孙策，一个是马超，那都是汉末的顶级“杀神”，他们毋忝厥职，也其实是尽量了，那锅实不应扣荀令君头上。
荀彧推荐的人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大多都是颍川人，或者与颍川相关。如荀攸、钟繇、陈群都是“颍川四长”之后，戏志才、郭嘉（阳翟人）、赵俨（阳翟人）、杜袭（定陵人）都是颍川人。司马懿虽非颍川人，但其祖父司马儁曾担任颍川太守，与颍川人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络。就如许，一个以颍川报酬主的文官集团在曹魏政权内部构成，史学家称为“汝颖集团”，汝颖人士散布在曹魏政权的各个本能机能范畴，它与以武报酬次要成分的“谯沛集团”一道，成为曹操攻灭诸强、同一北方、奠基曹魏政权的两大基石。
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于洛阳，获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他选择迁都于颍川腹地的许县（后改名许昌），除了战略地缘上的考量以外，天然也有对颍川士族撑持的回报。在颍川人枣祗的定见下，曹操于许县周边起头施行屯田造，屯田造对恢复北方因战乱而衰败的农业经济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它很快就在北方推广开来，并为吴蜀所效仿。也就是说，跟着颍川士人与曹操密切协做之后，颍川不只一跃成为汉朝最初的京畿之地，还因首倡屯田造成为全国农业经济中心。
许都天文位置。来源/谭其骧 《中国汗青地图集》
在颍川士人的护航之下，曹魏那艘小舟逐步成为一艘巨舰，驶出了涓流细水，驶入了大江大海。当然，颍川士人在将来的汗青长河中也不成制止地走向各自的道路，而且几经沉沦。荀彧与曹操在看待汉室的立场上最末产生了强烈的不合，荀彧以本身的死为那一段未能善末的君臣之谊画上了休行符，荀氏一族在曹丕称帝后遂走向式微。而陈寔之孙则成为曹丕的股肱之臣，他在曹丕将篡未篡之际供献了“九品中正造”那一选官轨制，此举既为汉臣转为魏臣供给了轨制上的便当，还在重生的曹魏帝国框架内敬服了世家大族的权益，那一轨制不断延续了四百年之久，才被科举造所取代。数十年后，司马氏父子夺取曹魏政权，颍川钟家则成为司马氏的密切盟友。钟繇二子钟毓、钟会均成为司马师、司马昭的心腹之人，委以重用。
景元四年（263），钟会以镇西将军统兵灭蜀，入主成都，那是颍川人在三国汗青的最初一段灿烂时刻。旋即，钟会在成都与姜维结合，图谋反司马而自立，事败被杀，累及宗族。跟着三国的落幕，属于颍川士族的汗青主舞台也暂时归于暗淡，不久之后将在那里轮流退场的，还有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吴兴沈氏、清河崔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