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天堂
唐末的诗人韦庄在《菩萨蛮》里写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句，“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论及江南美景，世人往往会联想到元人奥敦周卿在《蟾宫曲·咏西湖》里所写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八个字。能够说，那句普遍传播的成语至今令杭州散发着耐久的魅力。
但杭州那座城市并不是一起头就具备“地上天堂”的美姿。秦始皇同一六国，全国设为郡县。今天的长江三角洲一带属于会稽郡，而会稽郡治在苏州。到了东汉，会稽南部仍名会稽郡，治所在绍兴；而北部则分立为吴郡，治所仍在苏州。吴郡所辖的钱唐县即是今日杭州的前身，在吴、会以钱塘江为界分治之后，钱唐县紧靠两郡分界，不外是个处于边沿地带的蕞尔小县。
夏圭《钱塘秋潮图》
究其原因是，因为曲至南北朝期间，囿于消费力的局限，钱塘江下流南北两岸的开发还集中在中山丘陵与平原相接地带，以及海拔相对较高的平原地带。至于杭嘉湖平原则处于杭州湾与太湖之间，地势四周高而中间低，呈浅碟状地形，外有海水入侵，内有湖水漫溢，注入“碟”中之水不容易排出而构成池沼区，开起事度大，大面积的地盘因而持久处于未开发形态。
改动那一情状的大约有两点，一方面，跟着消费力的进步人们逐步有才能停止大规模的水利建立，通过在杭州湾北岸构筑海塘抵御海潮的侵袭、在平原内部太湖沿岸构筑湖堤以阻遏湖水的上岸漫溢，在平原区内部兴修塘浦以利排水，促进了杭嘉湖平原低洼区的开发；另一方面，公元589年，隋灭陈之后置余杭郡（唐代改为“杭州”），随后以钱塘县为郡治所在；比政治地位提拔更重要的是，大业六年（610）十二月，隋炀帝命令“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而江南（运）河的起点，恰在钱唐县。
自从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开通以后，如唐代的杜佑所说，“自是全国利于转输”。杭州那块曾经处于吴郡和会稽郡“边地”的地盘也因而一跃而“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确立起了它在钱塘江下流地域“水牵卉服，陆控山夷”的交通枢纽地位，在整个钱塘江下流地域获得了核心的地位。杭州的生齿也因而敏捷增加。公元609年，余杭郡的户口不外1.5万，到了不久之后的唐贞不雅年间（627-650），已经猛增一倍，到达3万户，再过一个世纪，到天宝年间（742-756），又翻了一倍还多，到达8.6万户。到了唐代后期，杭州已是“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兴隆气象。元和八年（813）中央政府录用卢元辅为杭州刺史的造文中也呈现了“江南列郡，余杭为大”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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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宋代以后，杭州起头获得“东南第一州”的佳誉。嘉裕四年（1059）欧阳修做《有美堂记》时，杭州城已是“四方之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寡为一城市”，到了南宋期间，朝廷定都杭州（称为“行在”），中原生齿大量南迁。宋高宗赵构做了太上皇以后，有一次游西湖时碰着一个卖鱼羹的宋五嫂，原是东京（河南开封）人，太上皇见她年老，特意宣她上船，赏给金、银钱和绢，命她经常送羹进宫。赵构有一次还告诉宰相史浩，在行在做小买卖的“皆京师旧人”。也恰是因为开封旧人多量移居杭州，杭州的语言也起了改变，至今的杭州话还带有“方言岛”的味道。
到南宋孝宗时，杭州有26万户、55万余口。南宋末年时，杭州连同临安府属县共39万户，124万余口，那在古代，是个非同小可的数字。游览家马可·波罗在他的出名游记里说杭州是其时“世界上最斑斓华贵的天城”；并赞扬“行在（即杭州）之大，举世无匹。一小我能够在那里寻到那么多的乐子，几乎恍若步入天堂”。那也是杭州城在古代汗青上的巅峰。
14世纪杭州西湖
苏扬兴衰
颠末元朝相对短暂的统治后，明代的杭州在江南失去了独领风骚的地位。墨元璋定鼎金陵，南京在汗青上初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国都并因而臻于极致。可惜跟着明成祖迁都北京，多量官员、军人和工匠随之北迁。降为留都的南京政治地位降格，生齿也急剧削减，一时就式微下去了。
反而苏州继续着开展的势头。苏州城居大运河之上，历来是南北水运商道的枢纽，比位于大运河尾闾的杭州交通更便利，别的苏州还能够通过运河，以及浏河、福山塘等通道，成为长江那条工具向水运商路的重要转口集散之地。因而明代中叶，苏州城已经呈现了超越前代的茂盛气象。生活在苏州的王锜就说，“吴中素号富贵”，“以致于今，愈益茂盛”。晚明苏州出产的器物、服饰等日用品以及书画技法更是遭到了世人的逃捧。浙江人王士性就感慨，“苏人认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
到了清代前期，苏州已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兴旺的城市。康熙时人沈寓就说：“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苏州一府，区区9万余顷地盘，仅占全疆土地的1%强。而每年交纳的税粮却多达250万石，占全国税粮将近10%。其时全国有“四聚”（京师、佛山、汉口、苏州）之说，而“四聚”之中，清人又一致认为商店富贵以苏州为最。人称“吴闾至枫桥，列市二十里”。经济富贵促进了生齿的增长与集聚，康熙年间，已经呈现了“除是京师吴下有”的说法。时人盛称“吴城炊火，奚啻百万”。虽然“百万”之说仍是个笼统之数，但既然有人勇于把苏州与生齿达百万的京城相提并论，阐明苏州生齿即便不及北京，相去也不会太远，应是其时的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那方面的另一个证据是，清代的苏州不但成为江苏省的两个省会之一（另一个是南京），还成为全国独一拥有三个附郭县（吴、元和、长洲）的城市——即使帝都北京，也只设有大兴、宛平两个附郭县罢了。
在清代的长江三角洲地域，与苏州齐名的还有扬州。清代的扬州固然位于长江之北，却凡是被认为是一座江南城市。时云“扬州富甲全国。”清代康熙帝与乾隆帝几次南巡下江南，便都是以扬州为次要驻跸之地。与苏州一样，扬州的富贵也与大运河有关。扬州处于长江与运河“T”字型交汇处，居于南北交通枢纽位置，加上明清两淮盐业中心设在此地，便使其成为沟通南北工具商业的“四汇五达之衢”，成为长江下流地域最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之一。广东、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浙江、山西等省商人纷繁在此成立会馆。此中，浙江商人次要运营绸布，湖南商人经销湘绣为多，湖北商人以运营木材为主，江西商人次要运营瓷器，广东商人经销南糖，安徽商人运营盐业，而山西商人则以创办钱庄为多。“四方豪商大贾，鳞集廩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遂为“东南一大城市”。
然而，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扬州因大运河而兴，也随大运河而衰。清代中期嘉庆、道光年间，大运河已屡屡断航，几乎到了废行的地步。同治十一年（1872 ）漕运改海运，江浙沿海所产之盐也没必要经扬州北上。汽船海运代替大运河的河运之后，做为商业直达的扬州的天文优势地位已然不再。到了宣统二年（1910），北起天津、南至浦口的津浦铁路完工后，扬州被彻底放弃在中国南北交通要道之外，便因而一蹶不振了。与此同时，铁路的鼓起与运河运输功用的丧失，也使苏州、杭州的贸易地位不竭下降。原先兴旺的苏州米市到清代后期敏捷衰退，曾经非常昌隆的粮食专业批发市镇枫桥至民国初年已成“寒桥”，变得非常萧条了。
此落彼兴
不外，苏州、扬州、扬州等传统工贸易城市在近代趋于式微，却不料味着长江三角洲的式微——同处长江三角洲地域的上海在那一期间敏捷兴起了。
坊间常说，上海本来是个小渔村如此。那天然是个曲解。至元二十九年（1292）是上海建县之始，在此之前，上海就已成为“华亭东北一巨镇”了。在清代嘉庆年间的县志中，上海县被文人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城市”。而到鸦片战争前夜，上海县已经拥有60余万生齿，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施坚雅传授的研究，其时的上海是全国第13大城市，与天津、南昌相垺。从天文上看，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又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具有宽广的经济腹地，并以其优胜的天文位置吸引着各地客商的到来，此中以闽、粤、浙、鲁等地为主，“每日满载东北、闽粤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
当然，关于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县的开展，倒也不克不及评论过高。无论若何，它只是一个松江府辖下的三等县城。嘉庆年间的上海县志，认可“方言同是吴音而视府城稍重”，同期间的松江府府志则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总而言之，此时的上海，不外是大苏州光环下的小上海罢了。
1908年，俯瞰杭州。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做为第一批公约口岸开埠通商，本来广州一口对外通商的场面被突破，长江流域的货物沿江而下，集散于上海；浙江的丝、茶也大都销往上海转运出口而不再运至广州。于是广州逐步失去了在全国进出口商业中的首要地位。从输往英国的出口货值来看，1844年广州出口的货值是上海的7.7倍，而到了1852年则上海出口的货值反而是广州的1.7倍。正如马克思在1858年所说，“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成果：商业从广州转移到上海”。
但若仅此罢了的话，充其量上海不外是个商业口岸。上海开埠十年后，城区生齿仍然只要55万，不克不及望苏州之项背。即是一个例子。近代上海之所以能开展成为一小我口达数百万的大都会，要归功于移民的涌入，所谓“陌头巷尾皆吴语，数祖列宗半外乡”即是指此而言。形成那一情状的间接原因，就是19世纪中叶的承平天堂战争。长达十年的战争，使人烟一贯浓密的江南地域变得萧条不胜，良多城镇在战火中变成废墟，庐舍化为灰烬。好比杭州城就从一个近百万生齿大城市跌落到只剩下20 余万。
唯独上海在租界的保护下成为破例。大量的官员、商人、田主、士人、手工业者以及下层劳动者从战争涉及的苏、杭、扬等城市向上海聚集。1860年上海租界生齿激增至30万，1862年又增至50万，一度还曾到达70余万。那些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为上海供给了资金、劳动力和需求市场，而那恰是近代城市开展必须的要素。当承平天堂战争硝烟散去之后，上海已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域的中心城市，而原先的中心城市如苏州却反而降为上海的隶属城市了。到1949年，上海城市生齿已超越500万人，成为无可争议的全国及长江三角洲的第一大城市了。
光阴又过去了70多年。现在，长江三角洲已经成为全国大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域之一。在超大城市上海之外，杭州、南京已跻身特大城市的行列，以至昆山、慈溪、义乌如许的县级市也跨过了大城市的门槛。正所谓“山河代有秀士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人，既是消费者又是消费者。做为消费者的人，是区域开发的重要劳动力资本；而做为消费者的人，又需要有必然的社会财产供其消费。从那个意义上说，生齿往往是权衡一个特定区域开发才能和经济程度的重要目标。跟着生齿的不竭聚集，历时上千年的长江三角洲的城市“接力”，仍然是个停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