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凶残的杀人案是哪一件？为什么
我认为是山东远洋渔船“鲁荣渔2682号”凶杀案是最凶残的，11人杀害22名同伴，所有人必须沾血。
主犯刘贵夺，他是一个农民，暴力劫持控制一艘远洋渔船后，开始执掌“生杀大权”，反对他及其路线的就是“死罪”——无论是曾经的渔船控制者，还是一起劫持船只的同伙，无一人能够幸免。山东渔船远洋杀戮事件主犯：刘贵夺（操纵团队杀20人，被判死刑）33人出海，在连番杀戮后“幸存”11人，却都成了杀人犯。而他是让其他10人感到畏惧的“头领”，身背20条人命。那时他只有27岁。
10年11月底，刘贵夺上船，他要做远洋船员，出国谋生，却踏上了不归路。曾经“鲁荣渔2682号惨案”轰动一时他大方仗义，有不易察觉的精明在渔船上，王树彬对刘贵夺有好印象，“这人看上去挺仗义的。”在渔船停靠码头时，一次10多个船员一起外出吃饭，花了1000多元。王树彬提议AA制，刘贵夺独自结了账，他说：“没关系，马上要离境了，留着钱也没用，船上花不了，我请了。”刘贵夺的精明是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显现出来的。出海前，他一面从公司的门市部里赊账2万多元搬了十多箱烟上船，一直码到船舱顶棚，一面对其他船员解释这些烟是自己抽的，他说，“这上了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烟，我不能亏了自己。”由于船上空间小，公司只允许带这么多烟，烟就被他一个人垄断了。停靠码头2个多月，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船员，聚在一起只有打闹和嬉戏。但只有王树彬的好友刘刚看出了刘贵夺的不同寻常——王树彬回忆，刘贵夺上船没几天，刘刚私下议论过一次，“这小子瞅着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不怎么好惹。”后来，来自吉林的刘刚，这个“30来岁、脑瓜特别好使”不幸亏了本的生意人，和另外5人在同一个晚上遭到杀害。根据后来分批杀人的事实来看，杀戮主要在三个“帮派”中间展开——出海前，这只是基于地缘和人缘，在人群中正常出现的小圈子。第一个是三个黑龙江人组成，刘贵夺就是三人中拿主意的。王树彬介绍，三人此前就认识，像“死党”一样，1976年出生的姜晓龙爱耍根电棍吓唬人，而1987年出生的刘成建个子矮一些，看上去挺老实。第二个主要由四个内蒙古人组成，他们都是蒙古族，相互用蒙古语交流，为头的是身手敏捷的包德格吉日胡（以下简称包德）。王树彬记得，包德为人热情，曾对其他船员说，“在船上呆两年，大家都是兄弟了，就像是当了两年兵的战友一样”。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大连帮”，以来自大连的管理人员为主，他们是渔船当然的控制者。船长李承权，身材高大，脾气暴躁，庭审时给一名家属留下的印象是，“脾气倔，人挺横，是那种不让人说一个不字的人”。“大连帮”内，还有一个经常一起吃饭、闲聊关系亲密的“小团伙”：为人豪爽的温斗，“心眼实诚、爱抱怨两句”的姜树涛，“为人热心，当过潜水员”的岳朋以及王树彬、刘刚等人。“如果我在船上不主动去杀人的话，应该会和刘刚一起作为‘大连帮’被杀了吧。”王树彬事后猜测。艰辛换来欺骗，他发动了船员引发杀戮的直接原因，是船员合同上的报酬问题。在上船前，刘贵夺相信，只要在船上熬两年苦日子，就可以获得至少9万元报酬——合同约定，保底工资每年4万5，在船上消费少，加上钓鱿鱼的提成，2年后就可以存下一大笔钱。对于刘贵夺等船员而言，这是在船上支撑两年的“信仰”。王树彬在渔船停靠岸边时，就已经开始晕船，“那种感觉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时刻都想呕吐”。但他被船上的“淘金梦”感染，还是决定跟随渔船出海生活两年。出海半年后，刘贵夺等人的梦破灭了。在渔船上，吃惯了苦的刘贵夺成了业绩最好的人，3个月内却只能赚到8563.2元，而付出的代价却异常艰辛，后来他供述，“（2011年）6月初，每天工作18个小时是少的，还有连续工作一天两晚，不睡觉，我们都非常疲倦，累坏了。”辛苦的劳作，换来的却是欺骗，“信仰”瓦解了，悲观和失望情绪在船上迅速蔓延，暴力反抗劫持船只的想法冒了出来，并最终引爆了危机。劫船的计划，在船上酝酿了一个多月。按照刘贵夺的供述，最先提出计划的是包德，实际上，刘贵夺才是真正发动这场暴力反抗的“头领”。“幸存者”的供述中，主要是刘贵夺和他的“死党”一起在私下游说。在控制船长后，刘贵夺搬到了船长室住，而包德，只是从条件稍差的前铺搬到了刘贵夺以前住的十二人铺。刘贵夺劫持船只的游说过程，显得轻松、随意，有着心照不宣的意味。行动的前一天，和一个叫梅林盛的船员在厕所碰见，刘贵夺问：“你就钓这么少的鱼啊？”梅笑了笑。刘贵夺后来供述，“我们钓的鱼少一点就少一点，钓多钓少没关系，意思是要劫持船只，相互一笑，我心里就明白梅林盛肯定要加入我们了。”最后，暴力反抗的想法，一共赢得13名船员的支持，其中还包括船上唯一的大学生马玉超，但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劫船带来的严重法律后果。一位律师告诉记者，“劫船至少可判十年以上”。原告方律师张文普感叹，不诉诸暴力的话，船员其实可以集体罢工、谈判，甚至委托家人去找公司协商，或者在岸上起诉。这些和平处理的手段，只是作为一个有规则意识的法律工作者的事后分析。从实际情况看，公司和船长的某些行为，其实早已堵死了谈判、协商的通道，暴力反抗在这艘船上似乎不可避免。首先是包括刘贵夺在内，共有18名船员没有船员证。没有船员证，就堵死了这些船员的退路。刘贵夺在法庭上陈述，船长曾说，你们回不去了，都没办船员证，也没有其他船敢搭你们回去，否则就是非法偷渡，你们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而公司也不太可能送这些不愿干下去的船员回国。根据合同约定，船员出海途中返回的费用，全部要由船员自己承担。协商或者打官司这条解决路径，早就被公司自己堵死了，问题的关键是公司用了假公章和船员签订劳动合同。出海之前，公司就已经“谋划”要把这些船员当作“黑工”使用，在劳动权益上没有基本保障，加上船长个人粗暴的管理方式（多名参加庭审的受害者家属介绍，一名叫包宝成的船员鱿钓时抽烟，被船长一拳打过去，眼睛被打乌了），使得渔船上缺乏基本的人权和规则，给整艘船埋下了残暴的种子。原只想把船劫持回国，没想过杀人刘贵夺选择劫持的时机是等渔船加满燃油后就开始实施。渔船加满了油，在破坏船上的通讯设备后，整艘船就可以不再受公司的监管，直接开回国了。2011年6月17日深夜11时许，刘贵夺和包德一共7名船员持刀上舵楼，“死党”姜晓龙带着5名船员持刀守在通往船长室的舷梯前放风。刘贵夺带人冲进舵楼时，船长正在睡觉，刘将其拽了起来，要求起锚回国，遭到拒绝，刘贵夺就拿刀捅其左大腿，船长叫起来，一个叫双喜的船员给他当头一棍，船长晕了过去。刘贵夺吩咐双喜把船长捆上，结果双喜拿来了一根比大拇指还粗的绳子，刘贵夺阻止了，“这个能把人绑死了，也不好绑”。按照刘贵夺最初的计划，只要通过暴力控制船长把船开回国就好了，并没想到要杀人。这时，大副付义忠、伙食长夏琦勇、船员刘刚想上去救船长，付义忠被包德等人用红布条绑了起来，另两人被吓唬了回去。悲剧的是，夏琦勇退回去后又鲁莽持刀想闯过去救船长，这不仅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还因为这起流血事件，把整艘船引向了杀戮的深渊。夏琦勇的举动，王树彬认为可能是想报船长的“知遇之恩”。据他介绍，船上的伙食长原本是一个叫崔勇的船员，后来换成了夏琦勇，每个月的工资多了200块。这个安排，曾引起崔勇的不快。而夏琦勇也因为这点知遇之恩，“平时特别维护船长”。夏琦勇返身叫嚷着“这帮小兔崽子还想劫船”，持刀冲到舷梯口，被姜晓龙拦下。姜晓龙供述，他对夏琦勇说，“让你下去就下去，没你什么事儿”。一审法院认定，夏琦勇是被“黑龙江帮”砍杀的。在制服夏琦勇的过程中，刘贵夺大喊一声，“刘成建把他腿打折了”，以此吓阻其他船员。夏琦勇死后，就再没有遇到反抗，船顺利起锚，被绑的付义忠也恢复了自由。但是，暴力劫持死了人，暴力就成了唯一的规则，刘贵夺开始把船上的救生衣、杀鱼的刀具都控制起来，并和包德带人日夜轮班走岗，防止其他人和船长联系后改变了回国航程。控制渔船后的刘贵夺，内心的恐惧感却越来越强烈。怕遭到“毒杀”，安排船员宫学军做饭后又不放心，刘贵夺不动声色安排了马玉超去帮忙，“意思是看着宫学军，怕在饭菜中下老鼠药”。感觉有人造反，2天内连杀9人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船上风平浪静，直到抵达夏威夷以西海域后，新的杀戮危机爆发了。刘贵夺认为“大连帮”要“造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看见温斗经常和别人窜，经常说悄悄话，我感觉有人造反”。所谓要“造反”的事实，王树彬介绍，在出海前就已经是这样了，“这几个人关系好，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之后，刘贵夺“和包德商量不能再等了”，他定下了计划，开始血洗这个“造反”团伙。2011年7月20日晚上，刘贵夺在舵楼里注视着杀人过程：温斗下舷梯时，被包德用刀捅透了身体，温斗惨叫，刘贵夺随之将音乐调大来遮人耳目。在舵楼，刘贵夺问返回的“死党”“下面怎么样了”，站在两人身后的包德“在后面朝我笑”，随后，刘贵夺下去察看杀人现场。当夜，温斗、姜树涛等六人遇害，其中挨捅的姜树涛求饶：“刘哥，刘哥，我错了。”“得了，别捅了，把他扔海里吧。”刘贵夺说完返身离去。在这场杀戮中，“造反”成了杀人的标准。与温斗住同一间屋，但平日不爱闲聊、只闷头忙着修机器的王延龙，刘贵夺问他“参与大车（温斗）造反了没有”。回答“没有”的王延龙活了下来。而刘贵夺定下的“造反”罪名就成了渔船上的死罪，以罪名杀人，稳住了其他船员，便于各个击破。杀人当夜，马玉超在神情恍惚中失踪。第二天，与温斗等六人关系亲密的两个船员遇害。而一个叫薄福军的船员，则被当做“叛徒”被处死。刘贵夺供述，薄福军是最初同意和他一起劫船回国的同伙，在动手杀温斗等人之前，薄福军曾向自己告密，“岳朋要造反”。“后来我问薄福军，他就不再说了，反而替（岳朋）他们说话，我感觉薄福军也叛变我们了”。在两天之内连杀9人后，这场杀戮才真正开始。和他一起杀人的人，被他杀死杀完9人之后，在船上一直处于观望的“中间派”的船员，船长李承权、船员崔勇、段志芳，出于对安全的担忧而要求入伙，船上的力量开始重组。刘贵夺召集了一次会议来决定是否批准船长入伙。刘贵夺称，“我说加入我们有好处，船长懂的事情多，他说在日本有亲戚；坏处是船靠日本岸了，能把我们都供出去。”会上，其他人要刘贵夺拿主意，最后刘贵夺批准了船长的加入。新的力量加入后，就成了进行内部清洗的主力。在杀完9人间隔2天后，7月24日，可以与刘贵夺相抗衡的“内蒙古帮”遭到清洗。刘贵夺供述，杀包德等人的理由是，“后来我说去日本，包德不说话，感觉他不服这个建议，他可能想杀我取而代之，而且他把姜晓龙等我的人赶到船舱底下住。”就在刘贵夺开始起疑心的当口，告密者再次出现了——同样是内蒙古人、1991年出生的黄金波，在刘贵夺和包德这两个团伙中充当着“双面间谍”的角色。据一审判决书，“黄金波供述，包德跟他说刘贵夺要带着姜晓龙等两三个人去日本，把剩下的人全杀了，想让他帮着反刘贵夺，他假装同意，但当天晚上就告诉了刘贵夺。”刘贵夺的计划是让新入伙的船长李承权和崔勇杀包德，但告诉包德是要杀崔勇，并让包德把刀交给李承权。7月24日当夜，刘贵夺再次在舵楼里注视着这一切：“我看见三人（包德、船长、崔勇）在船舵楼前面”，空着手的包德被两人捅，他喊了一句“都出来”，但没有同伴出来，出来的是刘贵夺的人：刘成建、黄金波等。包德试图抢刀反抗未遂后跳海，刘贵夺上前追问，“还有谁要反我？”并问包德，“你以为黄金波是谁的人？”是否沾血，成了划分敌友新标准被划做“内蒙古帮”的6人遇害后，此时，是否沾血成为了划分敌友的新标准。7月25日凌晨4时许，船舱进水，王延龙失踪，刘贵夺等人推论是王延龙打开了海底总阀。王以沉船来阻止杀戮。刘贵夺组织救船，安排付义忠、宋国春等4人用空桶和木板临时造了一个简易筏后，4人却跳上简易筏往外逃，宋国春还趁乱把部分尖刀扔到了海里。这时船体倾斜严重，船长吩咐抛锚，弄了很长时间，船慢慢平了，虽然船上有水，但不继续下沉了。不幸的是，企图逃离渔船的简易筏又随洋流漂回渔船附近。据刘成建等人供述，看到4人往回漂，船长和曾经的施害者站到了一起，他“让大家藏起来，等靠近后，就开始用铁坠子（每个重约2公斤）砸”。交往20多年的兄弟情谊在此时已经一钱不值，付义忠逃离渔船和不曾杀人的事实，成了他的“罪名”。遭到攻击的付义忠三人跳海，而宋国春则选择了游向渔船，救上来却被当做了“投名状”——刘贵夺、李承权要让还没杀过人的两个船员沾血。宋国春逃上船后，就“一直哀求刘贵夺别杀自己”，“死党”姜晓龙“看着宋国春挺可怜的，转身走了”。身上的救生衣被脱下，只剩一条内裤，40多岁的宋国春被绑好手脚系上“五六个铁坠子”后立在船边，没沾血的项立山、段志芳两人“推了宋国春一把，宋国春就沉到海里了”。此时，33名船员中，“幸存”11名船员。与此同时，海上的救援力量正在赶来，杀戮停止了，编造谎言成了刘贵夺等人的当务之急。宋国春沉海的当天上午，刘贵夺、李承权组织船员开会，开始编造船上经历，并让黄金波记下两份，让船员轮流背诵。但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在2011年8月12日船靠岸后，船上11人全部被刑拘。刘贵夺一审被判处死刑。其他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