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和赵武灵王的死给了我们什么样思考
老乐新视界，跳出传统限制，以深层次文化视角解读古今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展卷读史，与贤者共坐；落笔书文，同时光对谈。我们总能从岁月中收获启示，总能在历史中汲取前进的力量。
齐桓公和赵武灵王都是作为一代英主存在的，他们都是他们自己那个时代的翘楚，凭靠变法、改革等强力手段使自己走上了人生巅峰，而后，又别无二致的一同从巅峰跌落，以悲剧收场？
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还是冥冥中的必然？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解读历史，目的是以史为鉴，找出其中的历史规律和文化密码，更好的服务当下，指导现实。
那么从齐桓公和赵武灵王的悲剧事件中，对于现实生活，及公司治理、企业传承等诸多方面，我们能得到哪些警示，又能得到哪些思考呢？
老乐总结了三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点：权力传承宜稳，方案谋划宜提早
无论是齐桓公还是赵武灵王都在接班人的选择上犯了共同错误，他们都选择了废嫡（长）立幼，继而又废立失序，打破了继承人的既有规则，从而导致最后的权争。
而忽视了权利传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要求，没能保证权利传承的顺利平稳。直接结果就是政权不稳定，国家出现动荡。
齐桓公在太子废立上犹豫不决，反复无常。先是立了长公子无亏，后因可齐恒公更喜欢宠爱郑姬，就草率行了废立之事，废了长公子无亏，立公子昭为储君。后又反悔，答应再立长公子无亏，可诏书却迟迟不发。最终导致了“五子争储”。
赵武灵王早年与韩夫人生了嫡长子公子章。韩夫人早逝，赵武灵王又和吴娃夫人生了公子何。吴娃夫人也英年早逝，临死前请求赵武灵王封公子何为国君。随后赵武灵王废公子章，立公子何为储君。赵武灵王意在攻秦，因亲征为防身死，将王位传给公子何，后赵武灵王又想将分割代郡给公子章，还派遣贤臣田不礼为公子章的国相让其称王。公子章在获得父亲承诺、田不礼的大力辅佐之下， 两兄弟兵戈相见。
在中国历史上，政权交替、帝业传承，是最敏感也是最复杂的问题。就是到现代社会，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处理不当，权力财富的交接更替，也极易引起纷争、动荡。
台湾船王张荣发的遗嘱，被称为“史上最偏心遗嘱”，正在毁弃立遗嘱人耗尽一生打下的大好江山，而整个家族也因此分崩离析。可资参照的是，台湾“经营之神”、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2008年猝然逝世，连遗嘱也没留下，其数额巨大的遗产引发三房子女旷日持久的诉讼战，官司直到今天仍未了结。澳门赌王何鸿燊家族争产战，四个妻室和至少17名子女，为32亿美元的巨额财产打得不可开交。
华人圈内有相似困境的绝非少数。
历史一再重演，是因为人性很难改变。那么，平稳的进行家族传承，将家族权利、财富、文化代代相传，就真的做不到吗？
应该不是。否则为什么欧美和日本几万家家族企业可以传承上百年甚至数百年。
说到家，传承需要智慧。正确的传承意识、科学的传承制度以及优秀的家族文化，才真正决定传承的成败。
因此老乐建议：
1、提早谋划，早做安排：传承方案应在神志清醒时设计，避免在在神昏力衰的耄耋之年才开始，避免在头脑不清醒的情况下做出不符合自己初衷的决定，人太年老也易受控制和失之公允，不利于制定合理的传承方案；
2、对接班人选要明确公示，避免争位，使组织陷入混乱。
一旦接班人选能够确认，则不妨及时明示。既能给继任者以信心和斗志，又能灭掉那些潜在竞争者的“野心”，减少家族内斗。
进行明确，可以对接班人进行重点培养。通过教育和制度培养接班人的德能，约束接班人的行为，使其更符合接班人的任职能力要求。如继承人因能力、德行确实无法承继大统，并不妨碍及时“废掉太子”，另择新人。
3、做好传承结构，考虑周全，做到可有效实行
要根据传承方案，综合使用婚姻协议、家族信托、人寿保单、公司治理结构、跨境资产配置等多种工具，来实现最优化安排。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各方面利益，进行综合平衡，确保可有效执行。
第二点：切不可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组织利益之上，否则必将引起动荡
赵武灵王封赵章为代王用以制衡赵王何的构想，极大的分裂了赵国，这是全体赵国人民不愿看到的。他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结果就是造成动荡、分裂、内乱。他损害了全体赵国人的利益的行为，最终也直接导致了他自己的悲剧下场。表面上看，赵武灵王沙丘之死是死于二子权力之争，而实际上，他的死是因为他为一己私利而损害全体赵国人，尤其是赵国贵族的利益导致，从这个角度上看，他的死几乎成了历史的必然。
管仲死后齐桓公开始宠信易牙、刁竖、开方等小人，国政逐渐荒废，如果不是因为齐桓公因为个人欲望而宠信小人，致使 荒废国政，在立储问题上又废立无序，怎么会引发后面的五子夺嫡，怎么会导致最后一代雄主竟被活活饿死。
因此，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样的强人，即使强如齐桓公、赵武灵王也不可以，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组织利益之上。烧别人房子煮自己一个茶鸡蛋的行为，在任何国家、社会，任何时代都不会被允许。这样的行为也必将带来恶果并受到惩罚。
第三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齐桓公、赵武灵王前半生作为人生的大赢家，在胜利和荣誉面前，被冲昏了头脑。导致前功尽弃、功败垂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论人、组织还是企业，一旦功成名就，就容易丧失了坚持、失去动力，迷失方向。所以，末路往往就在功成名就后。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后，既有大意失荆州；唐玄宗开元盛世，辉煌极顶后，既有安史之乱。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告诫我们无论个人、组织还是企业，越是在春风得意之时，越要谨小慎微，不要疏于风险的防范；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
戒骄戒傲，切记被自负蒙蔽了曾经睿智的双眼。
以上为个人浅见，欢迎有不同见解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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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和赵武灵王都是对华夏民族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一个是春秋五霸之首，一个是战国英豪。惺惺相惜，无缘共存，却有着相同命运，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遗憾。
齐桓公维护周天子权威，高举遵王攘夷大旗，九合诸侯，澄清华夏，对南部崛起的楚国采取了宽仁以忍的政策。召陵之盟，虽暂时镇服南楚。但苟且结局做法，导致在八国之师退后，楚人复侵中原如故，直到晋文公一重耳的横空出世，局面才得以改变。
赵武灵王改革积弊，身自胡服。短靴革带，跨马杀狄，国威始现。其后帅师略地，至于常山。南极云中，北尽雁门，遂有吞秦之志。志得意满，改变初心，封长子章为代王。
齐桓公和赵武灵王都在继承人的人选上犯了致命的错误。这谁也不能怪，只能怪自己，大爱与小爱分不清。英雄难过美人关。因为女人，英雄变得气短。齐桓公正室|人，侧室有姓有名6人，且都有子，立长无亏，立贤昭。到底由谁传承大统，没有一个郑重的交待。因为他高不开女人的爱。赵武灵王广鬓虬髯，面黑有光，铜头铁额，胸开三尺，气雄万夫，夜幸数女而不知倦，最爱的是吴娃，乃立其子何为嗣，造成兄弟反目。
齐桓公最后寡居深宫，高墙封门，太监穴口以通饮食，三月而毙。赵武灵王袒护代王章，事泄，被李兑锁于沙丘宫，活活饿死。
左传有言:匹夫，以爱亲为仁。在上，以利国为仁。苟利于国，何亲之有！齐桓公与赵武灵王至死可能也不明白什么才是大爱。女人与社稷，私情和江山，孰轻？孰重？
明朝为什么要设立西厂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西厂的设立是为了更好的替皇帝监视百官和民众，从而搜集情报信息的。当然监视对象同时包括东厂和锦衣卫！西厂之后还有大内行厂，说来挺搞笑的，这几个厂卫的建立可谓一浪还比一浪强~依次建立顺序是锦衣卫、东厂、西厂、大内行厂。权力是一级压一级，设立这些厂卫的皇帝真是脑洞大开啊！
那我们如题所说，为什么设立西厂？有了东厂和锦衣卫两个厂卫那么多人给皇帝干活还不够吗？上面说过它们的权利一级压一级，那么做为后来居上的西厂为什么要打压东厂和锦衣卫？东厂和锦衣卫又触碰到谁的利益奶酪了？说到底还是权力欲望在作怪，各厂卫领导者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才依次弄出这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机构来。下面我们先来看下锦衣卫和东厂到底是怎样的状况：
——锦衣卫
明朝初期，朱元璋始设锦衣卫，其职责是负责皇帝安保的，也做仪仗队使用。另外锦衣卫有自己的诏狱，对一些案件可自行侦查、逮捕、审讯。可以说其是独立于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之外的另一套司法机关，只对皇帝负责。
锦衣卫又分北镇和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就是专门负责钦案的。锦衣卫的职责特殊服装道具也特殊，众所周知的飞鱼服和绣春刀这么一上身，别提多威风了。
——东厂
朱棣时期，设立东厂，职责和锦衣卫类同，人员也是从锦衣卫中选拔，人数大于锦衣卫，权力也大于锦衣卫。谁让东厂有权监视锦衣卫呢~
还有一点得说明不能的本质区别，就是锦衣卫的最高领导者是指挥使，指挥使由某个将军担任，而将军属于外臣，外臣在向皇帝报告情事需要拟写奏章，上传下达。而东厂的领导者则是宫里的宦官，即某个大太监，太监属于内臣，内臣向皇帝奏事则不需要奏章，因为近于皇帝身旁，直接说就是了。由此东厂权利大于锦衣卫可见一斑。
——西厂
明宪宗成化时期，又设西厂，由宦官汪直提督。西厂职责同东厂，权力高于东厂和锦衣卫。设立西厂的原因就是前面说的，宦官争权夺利，谁都想当老大，为了登上权力高位，对皇帝也是坑蒙拐骗，致使整个明朝上上下下出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民众和百官因此见了厂卫的人吓得都要尿裤子了。因为稍有不慎就会满门抄斩，有理都说不清的。
西厂的设立时间挺短，五年左右，中间还断更了一两次，连提督都只有两位而已。
——大内行厂
大内行厂是刘瑾设立的，凌驾于西厂和东厂，锦衣卫就不用说了啊，电影里看到的威风八面的锦衣卫在这几个厂子面前，以然成了小瘪三。
当时刘瑾是西厂和东厂的头，但两厂的头不听刘瑾的，其更像是被架空的厂卫领导者。所以刘瑾在三厂卫的基础上又设大内行厂。刚才说了厂卫都是后来居上，大内行厂的权利要更上一个台阶。由此我就想，如果后来的太监继续争权夺利会不会又有大大内行厂、大大大内行厂啊？
明朝这些厂卫的设立，本质上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但欲到后来欲变质，最终成了明朝灭亡的祸根之一。
好了，以上就是我的观点，不妥之处还请斧正！谢谢！
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建文帝的皇位之后，精神状态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他迫切感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可是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 用起来毕竟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这就是东厂，以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得名。
起初的时候，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但到了明朝末期，东厂权势日益扩张，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监狱。同时，东厂的侦缉范围也非常广，听审、监视官员、查看文件，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而东厂所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
东厂的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了“公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取私利。他们常罗织罪名，诬陷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使得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
西厂设立于明宪宗时期，目的是为了加强特务统治而增设，并且其权力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后因遭到反对，被迫撤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