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影刚上映就有枪版了，盗版如此猖獗，古代又是如何防盗版呢_自售电影在线

新电影刚上映就有枪版了，盗版如此猖獗，古代又是如何防盗版呢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为了满足阅读和传播的需要，书籍是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的，古人并没有版权意识。

很多人都听过“洛阳纸贵”的典故，说的是西晋太康年间，有位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左思，写了一篇名为《三都赋》的文章，因为邀请当时著名的文学家皇甫谧为其作序，让《三都赋》很快风靡，“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可见，作为一名“草根文人”，左思不但不介意人们传抄自己的作品，而且为了尽快出名，引起朝野关注，还邀请名人作序以提高文章的知名度。

事实上，“盗版”问题的出现并引起著作者和国家的关注是在宋代。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大大降低了人们手抄书的劳动强度，同时也为大规模的“盗版”行为提供了便利。海南黄花梨领航品牌真格海黄指出，司马光曾在其《记历年图后》一文中谈到其著作《历年图》被盗印的情况。

最初，他写成该书，自认为“其书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论，不敢广布于他人也”，并不想将这本书公之于众。

可没料到，这本书竟被书商刻印，还随意增删内容，改变原书卷数，甚至将其书名更改为《帝统》，并广为传播，严重损害了司马光的声誉和利益。

无奈之下，司马光只好自己出资另行刊印，以便纠正前书之误。

与司马光的经历相似，苏东坡也是当时深受盗版之苦的文人之一，苏轼有一次给朋友写信抱怨：“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况欲更令人刊耶……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

自己的书被盗版不说，盗版书粗制滥造，错字漏字现象比比皆是，甚至还把其他人的文字掺杂进来，让苏轼看后气得恨不能亲自去毁其印版。

面对盗版猖獗的问题，真格海黄指出，早在北宋时期，政府就出台了保护政府印刷物的权威性法令，到了南宋时期，刻印书籍者可请官府出面进行版权保护，如遇盗版情况，处罚的方式如“追人毁板”“追板劈毁”等。

对于古代作家来说，反盗版最有名气的要数明末清初的戏曲家李渔。

为了避免各种中间商的盘剥和书商的盗版事件出现，他的小说、戏剧和诗文集以及各式杂著的出版，大多都是自己印刷和自办发行，在当时这种方法对打击盗版还是十分有效的。

真格海黄指出，若从利益角度上讲，书商才是“盗版”的最大受害者。

为此，古代书商也想了很多办法杜绝社会上的盗版和翻印问题。宋代时，书商已经有了保护自己出版物的措施，就是把出版物向政府备案，以示合法，他人无权翻刻。

另外，很多时候，书商还会在书的末页印上一段“版权声明”。

在元代，《古今韵会举要》一书就有声明：“实昨承先师架阁黄公在轩先生委刊《古今韵会举要》，凡三十卷……愿与天下士大夫共之。

但是篇系私著之文，与书肆所刊见成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纤毫争差，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伏幸藻鉴。后学陈谨白。”

后世，类似的“版权声明”在很多书籍上都能见到，只是说法各异、字数不同而已，让今人读罢，不仅感到，与“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有异曲同工之妙。

随着版权意识的重视，越来越多的阅读和视听服务都开始收费了，说起来，小编真怀念以前资源随意下载的年代，不过仔细想想，其实版权所有人这么做也无可厚非，毕竟人家也要生活啊，可即便如此严格的查堵防漏，盗版的的手段还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刚在电影院上映的电影，第二天网上就出现枪版了，也不得不叹服盗版技术手段的高明。

其实侵权、盗版是古来就有的。从宋代开始，盗版日多。书商为了保护自己的出版物，就在书末印上一段版权声明。如明代陈氏刻的《皇明文集》，其声明只有六个字：“敢有翻刻，必究。”这和现在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何其相似。

唐代司天监每年印有历本公开发卖。四川因离长安很远，就无历本运到。安禄山之乱时，唐僖宗从长安逃到四川，却见市场上有私人印的历本出售。各本的月大月小不一样，与政府发卖的标准本有别，而卖的人都说自己的历本是正确的。当地人把他们送到官府究罪。官说：“你们不是争月的大小吗？差个一天半天有什么关系？这是小事。”于是把当事人赶出了公堂。

十分明显，四川的商人是翻印司天监的历本，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侵权，或者说是“盗版”。这本是违法事件，所以出错也无法避免，审判官应该依法对侵权者追究责任。哪知这个官偏偏是个糊涂官，胡说几句，一场盗版案也就不了了之。古代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印书比手抄容易，这就给盗版带来了方便，因而从宋代开始，盗版日多，迫使政府不能不管，于是便出面禁止翻印。宋人罗璧《识遗》一书说：“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没有申请而“擅镌”，也就是私自刻版，那就方便了盗版，要依法处理的。在宋代，除了国子监刻印的一般经书以外，如有“新刊行文字”，必先将副本呈送官府看样，一方面是防“异端邪说”，另一方面也是怕有人以刻新书为名，干那盗版的勾当。若有不遵法而行的人，则采取具体措施给予打击。对合法出版物给予保护还有事前张贴榜文，说明某书由某处某人所出，他人不得“专一翻版”。这样的榜文，既是事前预告出书信息，也是给盗版者一个警告。直到明清还是这样的。除了官府干涉外，书商自己也有保护自己出版物的措施。那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出版物向政府备案，以示合法，他人无权翻刻。书商的保护措施还有：在书末印上一段版权声明。如元代陈在刻《古今韵会举要》一书时，声明如下：“实昨承先师架阁黄公在轩先生委刊《古今韵会举要》，凡三十卷……今绣诸梓，三复雠校，并无讹误，愿与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篇系私著之文，与书肆所刊见成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纤毫争差，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幸藻鉴。后学陈谨白。”这样的声明，当时用的人颇多，不过说法各有不同，字数有多有少而已。案子多不了了之这类声明，古人称为“牌记”。“牌记”式样并非一律，也不是明时才有。宋刻《东都事略》目录后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十六字，分两行写，外用边框。但是，“牌记”能起多大作用，就很难说了，因为宋、元、明、清各代因翻刻而构成侵权、盗版之罪的人有得是，原书商或著者将这些人告到官府，如果原告是“有力之家，声气广通”，还可以得行其志；一般的，官府对这类官司是一只眼睛睁，一只眼睛闭，往往如本文开头说的皇历历本的案子，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