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由于单田芳、田连元和连丽如均擅长隋唐演义故事，这些评书艺术家的作品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
2、罗通扫北、说唐后传、薛家将等作品属于独立的书籍，但情节彼此独立。
3、评书是中国传统的汉族口头讲说表演艺术形式，起源于宋代，并逐渐发展到清代中叶。
4、在清朝末民初，评书的表演形式发生了变化，不再使用桌椅、折扇和醒木，改为站立说演，并使用不同风格的衣服。
5、近年来，随着电子媒体和推广普通话的冲击，部分方言的说书文化面临逐渐消失的风险，但仍有一些人对其保持关注和传承。
我最喜欢陈丽君播讲的大西唐演义，特别好听。
古人，就是民国白话文运动，推广拼音之前，是用什么口音说话的？
民国以前，中国人是言文不一致的，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说的话，和官府文书记录的话是不一样的，我们在电视中经常能看到，一群老百姓围在官府的布告前抓耳饶腮的看不懂，要不是来个老秀才念一遍再解释一遍，这官府的通知根本传达不下去，更别说贯彻落实了。
古代也不是所有的文本文件都是文言文，唐代开始就有白话文小说的萌芽，一种是说书人广泛收集奇闻异事后，用唐朝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写成故事，然后表演赚钱；另一种则流行在寺庙中，由法师用白话文重新演绎佛经典故，以便更好地宣扬佛法，白话文经过宋元时期后，到明清时代达到了顶峰，《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白话文小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尽管和现在的小说对比来说，还是有点让人看不懂，但至少已经开始比《资治通鉴》、《史记》传播得更广。
晚清以降，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文人深刻的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外国人会说就会写，几乎没文盲，中国人会说会写和会说不会写的是两个阶级的人，一直到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只有20%的中国人识字，这20%里还包括了那些只会写自己名字，会写个菜单，会记个流水账，认识几十个字的半文盲。
（鲁迅漫画）
鲁迅同志看到这样的景象，气得又点着一支烟，高呼：“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蔡元培一看鲁迅发飙了，怕又挨骂，赶紧找人解决这事，1912年（民国元年）12月，蔡元培任总长的中华民国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在全国各地找来了精通音韵、深通“小学”、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谙多种方言的人才一共80人，研究怎样让更多的中国人学好汉字，会议最后通过了鲁迅及浙江会员许寿裳等人的提案，把会议用的记音符号（主要是章炳麟的《纽文韵文》）作为正式字母，以后调整了排列次序，又增加了一个ㄜ韵母，成为40个字母，这套“注音字母”作为识字的辅助工具在民间应用40年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国际上对于汉语的注音又普遍采用早年英国人威妥玛根据北京读书音制订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威妥玛式。
威妥玛式虽然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认可，但在中国并不适用，因为很多音都拼不准，上世纪40年代，已故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先生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他清楚记得，英国老师用威妥玛式注音点名叫道:“枪枪枪。”“枪枪枪是谁?我们谁也不知道，威妥玛式里‘枪’、‘张’、‘江’都是一个拼法，张长江,就变成了‘枪枪枪’。”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为消除前述各种拼音乱象，决定重新制订自己的拼音文字，1949年—1957年，全国人民参与设计汉语拼音，国家专门设立研究机构，全国专家学者云集北京研究讨论，特别是在“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的参与指导下，最终确定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决定采用拼音字母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汉语拼音的诞生，为我国普及教育、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揭开了新的篇章，为加强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维护和促进国家统一、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白话文与文言文相对，是指与口语接近的书面语，与口音无关，比如红楼梦就是白话小说，但北京人、山东人、四川人，读起来各有各的口音，差别很大，至于拼音，虽然也是文字，但在声调上是按北京语音标注的，所以是北京口音，古代老百姓各说各的方言，口音不一，至于古代文人与官场中人，在口语基础上又加入一定的文言书面语，其读音仍然以方言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