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部电影让你感受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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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已年过过稀，儿时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战上海》解放大上海时守卫上海的敌军，利用市区高楼大厦与解放军展开了拉锯战，
党中央与总前委下令:(市区不准用重火炮，重武器)这是考虑到能将大上海完整无损的交结人民的重大决策，苏州河边上解放军伤亡很多。用总前委邓小平与粟裕的话来说:(解放上海是在瓷器店里捉老鼠)，
由可见战上海有多艰又难，后解放军在上海地下党的配合下夜渡苏州河，攻入苏州河的邮电大楼，迫势敌人举白旗投降，战上海胜利后，华东野战军进入上海，睡在上海的大马路上，给上海的市民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响。[握手][握手][赞][赞][玫瑰][玫瑰]
《一九四二》描绘了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旱灾旱灾。
初始的戏份是佃农妻子花枝（徐帆）来借粮，却遭少东胁迫要以肉体换粮，那就像是堤防围墙的一缝绽裂，一旦龟裂，终至溃堤，屋内尚未得手，庄外已有饥民围包，难挡怒潮的东家范殿元（张国立），只好先开庄门，以一顿饱食，换取县府援兵。
但却因事迹败泄，终于惹毛饥民，抢粮、纵火、万贯家业顿时尽成灰烬。
这便是电影的残酷背景！
面对如此令人糟心的事，《一九四二》从灾民、军官、神父和外国记者等人的视点切入，其剧情主要分为庶民、军官两条线，企图用以小观大的方式构筑出宏观的历史面貌。
电影在开场出现一段话：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
陈述的男子语调沉静，口气悠悠，仿佛这些事没有什么大不了。
确实，对于整个世界，或者是当权者而言，吃的问题相对于后者当然不是什么大问题；换个角度来看，对人民来说，吃的问题绝对是重要得多，毕竟民以食为天。
于是，当权者与百姓看待事情的角度便产生了落差。
这种落差，成了冯小刚在拍摄《一九四二》时主要的表现手段。
天灾无眼，人祸无情，《一九四二》站在生死边缘，检视人性的无奈与阴暗。
不想饿死的人，得拿什么来交换生命的延续？
不论你的答案是什么，结果都一定是催泪的。
《一九四二》对其他批判着力也甚深，但是对人要如何活下去的议题讨论，毋宁才是血泪重点。
电影我看了三遍，每次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电影选择用三个面向来观察这段历史。
一个是张国立饰演的东家与灾民的逃难过程，突显如蝼蚁般廉价的生命与苦难；
一个是从河南省长李培基一路到委员长“求救”的政治思维，捐粮还是救灾，防守还是撤退等都是政治盘算；
另一个则是以记者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人观点与国际观瞻，但毕竟这还是中国故事，此线的故事分量与重要性较前两部分略低。
于是，我们能鲜明的看见，人民为了抢粮起争执，甚至还烧毁了一座村庄。
另一头，官员们则是围着一桌子的丰盛菜肴，共同商讨缺粮一事。
人民为了寻食，离开家园，步上逃荒一途，此时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内灯光绚烂，歌舞升平。
日军无情轰炸手无寸铁的逃荒人群，而城里为了迎接外宾，正高举国旗，排练着迎宾口号；
为了填饱肚子，补充营养，百姓将猫杀来煮汤吃，蒋中正（陈道明）却认为报上刊载的旱灾惨况是蛊惑人心。种种清楚且鲜明的对比，实在让人难以忽视灾民的惨况和政府的荒唐。
如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是为官之道，那么冯导对当权者的指控便不言而喻。
冯导在《一九四二》中描述了两种人。
一种是过河卒子，为了活命，只能拼命向前；
一种是躲在城堡内的将帅，为求功成，不惜以人命做筹码。
灾民就是卒子，任天驱使的际遇，催人热泪；军官则是下棋将帅，蝼蚁人命的斤两秤砣，激人义愤。一向煽情的冯小刚这回摆尽低姿态，透过筛检重现的伤痛历史，依旧强力批判，抨击度很大。不过，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微言大义，依旧犀利动人。
灾民这一条线，讲的是身不由己的棋子，主题简单明白：
大旱来时，贵贱同悲，缺粮咸同，饿殍同命，纵使早晚有别，尊严却注定无法坚持，势必成为活下去的交换祭品。
东家救不了妻子导致活活饿死，也养不活女儿导致卖入烟花场；
佃农瞎鹿（冯远征）偷马被杀，妻子花枝宁陪人睡，只图能有饼吃，以承传血脉......
从最初的以物易粮、以人换粮到最后的以命换粮，人命价值的直线滑贬，精准诉说着从希望到绝望的生命质变——文化使人成人，饥饿使人变兽。
灾民这一条线，自然是一个「惨」字，但是黝黯处亦见微光。
例如长工拴柱（张默）始终痴着想娶东家女儿星星（王子文）做媳妇，但是肚皮比盟约更现实，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星星贱卖给人口贩子，救不了爱人，自然也做不成汉子，人生羞辱到了最低贱的层次。
丧夫的花枝却在此时挺身而出，自愿做拴柱媳妇，那是怜悯，却也是交易，一夜夫妻，你就有责任，要照顾花枝与前夫瞎鹿所生的孩子，此时，花枝再卖身给牛商。
所有的交易，当然都有盘算，走到存亡边缘，最根本的心思却都是莫忘祖宗牌位。
交易能够完成，靠着买卖双方协议，看似有等号串连，但是等号两头的物件，已非昔日量衡，全是乱世浮标。
例如东家女儿星星卖入倡家做妓，却完全蹲不下身来伺候爷们，不是星星还有几分羞耻心，而是她用身体换来了一顿饱餐，吃撑了肚子，再也弯不下腰来。
《一九四二》从一路贬值的交易乱象来探问人性尊严，试问谁不唏嘘？
军官这一条线，讲的则是赈灾“政经学”的机关算尽。
在电影中，可以看到，民国政府其实都是统治阶级喊出的政治口号而已，空有人民之名，往往却是「民无、官治、民难享」。
在《一九四二》中，冯小刚采用对照手法，描写政客与军人因应旱灾的诸多心态。
虽然是对照，结果却非黑白分明，反而天下乌鸦一般黑，只不过，虽同样是黑，却亦有等级之别。
比如李雪健饰演的河南省长李培基算是急民之苦的父母官，冯小刚给了第一组对照映衬就是——无能。
空有心却无能，救不了灾民，反而雪上加霜。
他御下无方，明明都在闹旱灾了，地方官还能以糖醋鱼相迎，盼能多拨款项，他没有斥责，只说了一句：“大旱之年，这样太超过了。 ”
好不容易得到面见蒋介石的机会，获赐一颗手剥鸡蛋，就如蒙皇恩，再听到参谋汇报的军国大事，灾情求援之请就再难出口。
庸官误民，此之谓也。
冯小刚给军官的第二个标签还是无能。
《一九四二》开宗明义就以蒋介石的对日抗战广播语做开场，强调唯有军事胜利，才能避免亡国，战争是事实，旱灾亦是事实，关键就在如何取舍。
李培基除了赈灾，还要捐输军粮，他辩不过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只能挨打耳光。
好不容易，赈粮来了，大家都抢着分粮，他既拿不定主意，又无力掌控官商扣粮的黑市买卖，只看到一只没头苍蝇在瞎忙乱飞。
冯导骂人不带脏字的处理手法，叠现在李雪健那种忠勤办事的嘴脸上，格外讽刺，最后他面见蒋介石，汇报官方灾民数字：1602人，这是最真实数字。
三百万人的一席话，更是道尽了官场以百姓为刍狗的暗浊真相了。
影片中，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竟然这样说：
“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我们就会亡国了。”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也认为：“只有彻底打败日本人，百姓才能丰衣足食。”
说到底，在国事，以至于天下事之前，百姓之事根本微不足道，所以李培基即使想为灾民尽些心力，但在听闻其他人所报告之天下事之后，便不敢向老蒋禀报河南的灾情。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百姓又如何看待国事和民生之事呢？
我想瞎鹿的一句话便道尽了百姓的心声，他说：“打，打，打他娘个屎，知不知道这里正饿死人？”
而冯小刚对于老蒋的批判，虽用的很含蓄，力道却更直猛。听完河南省主席的灾情汇报后，让他独自走进教堂忏悔。
但是正式赈粮政策并非恤民之痛，而是为了对抗日将冈村宁次的以粮食拉拢灾民的战略，这些描述是否贴近史实，显然并非重点。
冯导的意图只是突显军政大人对待旱灾的心态：他们有更大的视野，面临更大的战局，物质匮乏的年代。
有些人就注定要成为牺牲；
同样地，当他看见了《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拍到了野狗食人的灾区照片时，老蒋痛心的是家丑外扬，政权不宁，而非路有饿死骨的悲天悯人之心，他可以禁刊大公报，却禁不了《时代周刊》，只能反向操作，冯导骂人不带脏字的处理手法，在这里就更上层楼了。
或许是为了粉饰太平，也或许是单纯出于“鸵鸟”心态，政府也总不愿承认灾情之惨重。
片中，蒋中正和《时代周刊》杂志记者白修德的会面让人印象深刻。
白修德向蒋中正报告河南的灾情，并提及有人吃人的情形发生，蒋中正听了只是笑一笑，回答道：“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
这到底是想维护国族之颜面，抑或真的不晓得事情的严重性？
冯小刚在一段访问中为老蒋缓颊道：“处在1942这样的一个阶段，他不是不想赈灾，是国力不允许他。所以他不断地说记者夸大了事实，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灾民一天天的死在路上，但是他还有更大的事要做，就是对日本作战。”
虽然说以民为天，但是左支右绌的现实情况的确逼得当权者陷入两难，这也是实情。
大时代的悲歌
刘震云的原著《温故一九四二》中有一句话：“三百万是三百万人自己的事。”
在当权者的眼里，不管你是大地主还是佃农，一旦遭难，你只会被简化为灾民，从此淹没于三百万这个数字之中。
历史从未替人民留下一个适宜的位置。
《一九四二》的描述虽然以范殿元和瞎鹿两家人为主，但他们却反映了千千万万人的身影，因此冯小刚以为，这是一部反映中国人民苦难的电影。
我想，电影《一九四二》确实为人民在历史中画下一道鲜明且深刻的烙印。
当灾祸降临，命在旦夕时，为了求生存，所有的秩序，所有的原则都变得脆弱而可扬弃。
在灾民这条主线里：为求温饱，灾民可以抢昔日有恩于己的东家。
国民军败退，转身可形变为掠夺自家灾民的抢匪。
东家饿极了，顾不得昔日身分地位，沦为掠夺外国人物资的小偷也不让人意外。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在此完全得到印证。
百姓的苦难，多数决定在层峰的政治决策里。当战争与饥荒同时并存，军人与百姓何者先顾？在资源有限下的分配决定，是不得不做的决断与割舍，极度考验决策者的政治判断与智慧。
也不单是当权者，在乱世凶年之中，尝遍无力之感的何止是当权者而已，宗教信仰亦是如此。
大财主范殿元遭难之后，神父安西满称其是因不信主才落得如此下场，并以摩西受耶和华之命，率希伯来人逃离古埃及的故事为比喻，说自己是来带领灾民逃离河南。
只是，在真真切切发生的灾难面前，百姓食不果腹，宗教又能产生多大的力量？
安西满的圣歌和祈祷无法让死者阖眼安息，在轰隆的炮火之下，圣经不过是一页页飞散空中的纸张，而即将逝去的生命仍旧逝去。
“这里发生的事情主知道吗？如果她知道，为什么不做任何事？”安西满对宗教的信仰顿时起了动摇，他质疑：“上帝为什么总斗不过魔鬼？如果斗不过，为什么还要信她！”
安西满在片中的戏份不多，但是他的存在确实让我读到冯小刚对于宗教的困惑。
所以，就算再悲、再苦，这群逃荒的人民却未曾求助于宗教的慰藉，他们甚至也不会怨天，更别说是自杀了。
原来活着不容易，想死同样也不容易。
就像瞎鹿说的：“上吊？有房梁吗？”
冯导对于《一九四二》的诠释，表现最好的就是民族灾难，也要刻画人性的温暖，释放出善意。
也许是因为这项但书才造就出灾民们的坚强性格，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份坚强，才更突显出苦痛的强度，同时不至于让剧情过分煽情。
张国立于受访时说：“冯导不让流泪。他说在苦难的面前，人们已经对这种痛苦和这种分离开始麻木了。”
所以《一九四二》能成为一部极为压抑的电影。它不太会引人落泪，却能使人感受到一份来自内心深处，说不出口也无从宣泄的抑郁。
说实话，影片的最后真的给了个很悲、很痛的结局。
老东家好不容易逃出了河南，却闷死了自己唯一的亲人、自家唯一的命脉，孓然一身。
悲凄惨澹，孤独的往家乡走，但求别做异乡魂这段真的有极大的摧泪感。
结尾跟孤儿的相遇相惜也是冯导再次给了这一老活下去的动力，是电影的手法，也是故事不想收的太悲的调剂。
无论如何，这部电影多面向地呈现中国人的历史与苦难，诸多历史教训与血泪含藏在故事细节里，暴露着人性在求生存下显得狰狞而脆弱。
《一九四二》的确是部佳作，给着我们警示，也让我们警醒，在未来的恒长岁月里，冀望那大时代的悲歌，从此不再响起。
很多人看完此片，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1900不肯下船。
如果你问错了问题，又怎么能得到正确的答案呢？
要想搞明白1900为什么死守那破船，必须先问：那是一艘怎样的船？
那是一艘横穿大西洋的游轮，无数欧洲旧世界的人通过这艘船，摆渡到了新世界——美国。
这艘船上坐过许多许多的人，有钱人、穷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大部分都是失意的可怜人，他们带着失望和心碎离开欧陆，在航船靠岸的时候，带着希望大叫：美国！
这艘船上坐过许多名人，电影里有一组对钢琴师房间的特写镜头，其中有些镜头扫过墙上挂着的照片，照片中能看到爱因斯坦和他合奏过，许多欧洲的文化名人也和他在同一张照片中。这些伟大的欧洲名人，带着曾经辉煌的欧洲文明坐在这艘船上，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欧洲大陆，奔赴美国。
你留意到吗？钢琴师非常反感爵士乐，20世纪是所谓的爵士时代，而爵士正是美国人发明的独特音乐，是新世界文化的代表。还记得专门登船挑战海上钢琴师的那个黑人吗？这家伙是那么装逼，小门牙还是分开的。但是这家伙在历史上是真有其人，但真人是个白人，电影为什么改成黑人？因为，黑人文化是美国特有的文化，欧洲是纯粹的白人文明，但美国文明则混入了黑人的血统。所以，导演将这个人物处理得那么不堪，是可以理解的，这个穿一身白衣服的黑人，就是美国文明的象征。
而且，在电影开头，导演就吐槽了爵士乐：如果你自己 都不知道自己在演奏什么，那就是爵士。但海上钢琴师手上的每一曲，都是为了某一个人，某一种情绪而弹。
所以，这是一艘不同寻常的船，它像一面镜子，洞照着欧陆文明的垂垂老矣，也洞照着美国新大陆的冉冉升起。
导演是意大利人，作为一个二十世纪末的欧洲人，回望百年前，也只能有这种浓浓的乡愁吧。欧陆的辉煌是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梦想，那个永不下船的钢琴师正是这乡愁的最好诠释，他执拗的留在船上，尽管他知道，新大陆有那么多的道路，通向那么多的方向，每个方向都有一个新的希望，孕育着新的未来，可是，他偏不喜欢。这是一个欧洲遗老遗少的尊严。
我觉得是国庆三部曲的第一部2019年国庆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国》，除了这部剧的宣传到位，更多的是内容精彩。建国70年，从平凡的岗位上体现出了每个人的不平凡，以普通人的付出展现了伟大时代的变革。
这部剧2019年国庆，我去电影院看了，之后网络平台，电视台共看了不下5遍。现在硬盘里都存着高清版。可以说这部片对我的感触真的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