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用一个成语挽救了唐朝，崇祯对那个成语不屑一顾，丢了全国

唐太宗李世民，与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乍一看两人貌似没有多大可比性。前者是创始盛世、功业煌煌的千古一帝，后者则是国破家亡的亡国之君；李世民处在唐朝的上升期，崇祯处在明朝的衰亡期，两者所处的时空幻境也大有区别。现实上，李世民所处的时代仍是唐朝起步阶段，百战之余山河残缺，国境周边强敌环绕，西北有吐谷浑、北方有薛延陀、铁勒族等，哪个都是处所千里、士马精强的强邻，唐朝的边防形势一度很不乐不雅。

但李世民却胜利地化解了一场又一场危机，最末让重生的唐朝站稳了脚跟。此中，武德九年的“渭水之盟”，是一个最能表现李世民才气的事务。昔时六月初四，李世民策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建成，最末胜利当上了大唐帝国皇帝。但玄武门之变余波未了，李唐皇族骨血相残，大动干戈，让朝野民间时局动乱。太子建成的残存权力还未肃清，遥远的北方又传来了让整个唐朝为之震动的动静。突厥部族颉利可汗，率领大军大举南下进攻唐朝，兵锋曲指长安。

在隋末唐初的全国大势中，北方的颉利可汗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颉利可汗骁勇善战，擅长用兵，麾下拥寡十余万，还都是清一色的精锐马队，往来来往如风战力强悍，关于其时中原所有的军阀而言，颉利可汗都是一个死神一般无法抗衡的强敌。无论是威震河东的刘武周，仍是称雄河北的窦建德，抑或是高视阔步的西秦霸王薛举，都对颉利可汗畏之如虎，不单不敢与之为敌，反而千方百计与之交好。

就连唐高祖李渊，也对颉利可汗非常顾忌。他先后主动调派刘文静、宇文歆等重臣，照顾重礼出使颉利可汗，与之结盟，竭力制止与颉利可汗交恶。但颉利可汗胃口越来越大，不再称心于小打小闹，想倚仗手中雄兵与唐朝争夺全国，所以才会趁着玄武门之变的良机，收兵攻打唐朝。其时唐朝大军分驻各地，长安守备空虚，况且李世民把大军召集过来，也没有几分掌握能打赢颉利可汗。重生的唐朝面对没顶之灾。

然而如斯邪恶的场面，却被李世民轻松化解。《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对大臣们说了一个成语：“将欲取之，必姑与之”。那个成语最早来源于《老子》，原文是“将欲夺之，必姑与之”，先付出必然代价麻木对方，再瞅准时机赐与其致命一击。李世民深知此时凭唐朝国力不敷以与颉利可汗抗衡，于是主动放低姿势，恳求与对方讲和。两边在渭水便桥订立盟约，唐朝“倾府库赂以乞降”，几乎把府库倾囊以授，换来了颉利可汗退军。李世民用那个成语挽救了唐朝，博得了贵重的开展时间。仅仅四年之后，养精蓄锐的唐朝兵强马壮，与颉利可汗决一死战，在恶阳岭大获全胜，活捉了颉利可汗。

比拟之下，崇祯皇帝在面临危机时，明显不如李世民。他原来也可操纵那个成语保住山河，但他却不屑一顾，最末丢了全国。明朝末年，崇祯面对的更大困局，就是关外皇太极和关内李自成的表里夹攻，让崇祯游刃有余，捉襟见肘，成天拆了东墙补西墙，成果哪一头也打欠好。关外的清军进攻，吸引了明朝绝大部门的精锐队伍，使得关内李自成等义兵步队始末不克不及被彻底剿灭。

而清朝因为边境有限，生齿少根柢薄，在与明朝继续十余年的拉锯战中，也已经国困民艰，丧失惨重，因而皇太极先后屡次主动要求与明朝讲和，让崇祯出一笔银子，相当于宋朝的岁币，每年付给清朝，换来两边寝兵。对明朝而言，在其时形势下，那是独一的破局之策。接纳“将欲取之，必姑予之”那个成语，先出一笔银子稳住清朝，然后崇祯就能够集中军力，把关外的精锐调入中原，全力剿灭李自成，先平定内患，然后就能腾出手全力匹敌清朝。明朝末年的场面才有翻盘的时机。

然而崇祯却不懂得灵敏权变之策，掉臂现实情状，对“将欲取之，必姑予之”不屑一顾，死命敬服天朝上国的体面，对清朝的议和要求要么间接否决，要么踌躇不定，最末错失良机，铸成大错，丢了山河。

参考史料：《资治通鉴》、《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