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据宋人魏泰条记《东轩笔录》记载，北宋宰相王安石的儿子王雱生成聪明，少年伶俐，娶妻庞氏，相敬如宾，但后来王雱得了神经病，觉得本身和旁氏生的儿子不像本身，成天捕风捉影，和庞氏闹矛盾，以至脱手家暴，庞氏痛不欲生，却力所不及。王安石见儿子的病越来越重，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行将不治，不肯看庞氏跟着王雱享福，就狠下心来，亲身给庞氏找了一个好人家，让庞氏改嫁了。
我国历来讲究“劝和不劝分”，王安石劝儿媳离婚改嫁的行为，即使放在现在也很少见，却在宋朝其时颇受好评，可见宋朝对待女性改嫁问题的不雅念其实不封锁，至于那些丧夫之后寡居的寡妇，改嫁别人者在宋朝愈加常见。那种行为和现象背后，反映的是宋朝“寡妇好嫁”的社会风气。
宋朝“寡妇好嫁”的社会风气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良多人看来，我国古代的贞节不雅束缚了妇女自在，毁了女性的幸福。但在宋朝，大大都寡妇并没有遭到那些贞节不雅念的约束，她们在丧偶以后，能够选择另嫁别人，逃求本身的幸福，更有甚者如王安石，在儿子病重时，间接劝儿媳离婚，改嫁别人。
王安石劝儿媳改嫁不是个例。打开宋朝史料，关于女性丧偶之后另嫁别人的记载不停于书，上从皇室显贵，下到布衣苍生，以至构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南宋名臣洪迈著有《夷坚志》，虽是志怪小说集，却记载了良多反映宋朝其时社会风俗的故事，有学者统计，《夷坚志》中关于宋朝妇女改嫁的记载多达61例之多，此中再嫁者55人，三度改嫁者6人，“寡妇好嫁”的社会风气可见一斑。
比拟来看，宋太宗期间编辑的《承平广记》，与《夷坚志》类似都是志怪小说集，也记载了良多反映唐朝社会风俗的故事，部头要比《夷坚志》大得多，记载唐朝女性改嫁的故事却只要43例。可见宋朝社会风气尤其是对妇女改嫁的开通认识其实不亚于唐朝，以至犹有过之。
即使在野史记载中，关于宋朝女性改嫁的记载也到处可见。打开《宋史传记》，良多官员的母亲都曾丧夫改嫁，宋神宗钦成皇后墨氏是宋哲宗的生母，其父崔杰早逝，她便随母亲李氏改嫁给墨士安。
元代时程墨理学已经获得统治地位，官方倡导妇女守节，宁可守寡也要末生只嫁一人，做节妇烈女，所以史官在编辑《宋史》时，专列《列女传》一卷，苦苦搜索宋朝史料，却只搜集到47名所谓“烈女”事迹，此中还有一些底子就不契合“贞节”原则的改嫁女性，史官不能不慨叹说：“女人生长环堵之中,能著美行垂于历史,岂易得哉！”很明显，元代史官认为在宋朝找出那些贞节烈女其实太不容易。
事实是什么样的因素形成了那种社会风气？次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1，受唐朝五代遗风影响，宋朝并未强逼改动。
寡所周知，唐朝皇室拥有鲜卑血统，不受儒家伦理道德系统约束，恋爱婚姻不雅念非常开放。
唐太宗李世民杀掉弟弟李元吉后，将李元吉的老婆杨氏纳入后宫；唐高宗李治在李世民身后，公开将父亲留下的武则天迎入后宫，后来更册立为皇后；唐玄宗李隆基更是公开纳儿媳杨玉环为妃，还被唐朝诗人白居易写入《长恨歌》，称道两人“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恋爱故事。唐朝的公主也都非常开放，出名的承平公主、安泰公主都曾改嫁别人，承平公主以至嫁过三次。在皇室的强势引领和率先垂范下，唐朝上层社会甚至整个社会对妇女再嫁都有很大的开放度和宽大性。
五代受唐朝影响，同样不限造守寡女性的婚姻自在，五代政权中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是由沙陀人成立的，因为武人当权，胡人主政，严峻冲击了儒家传统道德理念，婚姻不雅念以至比唐朝愈加开放。后周太祖郭威一生先后娶了四任正室夫人，竟然全都是寡妇，有的寡妇仍是嫁了三次；后周世宗柴荣发妻身后，郭威做主为他续弦，娶了老友符彦卿的长女妻符氏，符氏也是寡妇。
宋朝成立后，在良多方面都深受唐朝五代社会风气影响，婚姻不雅念也不破例，究竟结果那种风气是从隋唐起头到五代延续将近四百年，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动，并且其时人们其实不认为寡妇再嫁是什么违犯伦理法造礼节之事，宋朝并未锐意去改动那种风气。宋太祖赵匡胤非常开通，他曾将本身的长女下嫁给开国功臣王审琦的儿子王承衍，其时王承衍已有老婆乐氏，公主不成能当妾，赵匡胤竟然煽动乐氏改嫁别人，把本身女儿嫁给王承衍，他还曾亲身主持调和民间婚姻纠纷，劝布衣女性改嫁别人。
北宋皇室固然没有像唐朝皇室那样，公开纳父亲遗孀或弟媳、儿媳为妃，但对二婚女性也毫不嫌弃。宋实宗赵恒的皇后刘娥，在民间时曾嫁给银匠龚美，龚美为求生计将她变卖，刘娥才得到进入王府结识赵恒的时机。北宋的公主也像唐朝公主一样能够改嫁，宋太祖赵匡胤的亲妹妹秦国大长公主一起头嫁给米福德，后来米福德逝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将守寡的妹妹嫁给了开国功臣高怀德。
2，士医生集团思惟开通，程墨理学尚未占据统治地位。
从汗青历程来看，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上升为束缚妇女的思惟绳索是在明清期间，出格是明朝推崇墨熹，将“程墨理学”上升到思惟界的绝对统治地位，就连科举取士都从墨熹的《四书集注》中出题，士医生们从“程墨理学”中提炼总结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不雅，所谓“夫为妻纲”“贞洁烈妇”那类概念，就是在明朝提出并成为社会支流，清朝则愈加变本加厉。
墨熹固然是宋朝人，但他生活在南宋宁宗、理宗年间，大大都时间都在处所州县任职，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其时以他和程颢、程颐兄弟为代表的“程墨理学”只是“宋学”浩瀚思惟门户中的一收，远不像明清期间那样占据统治地位。即使到宋理宗时，“程墨理学”成为官方显学，但更多是被统治者做为政治东西，用以撮合理学士医生，在整个社会上的影响力还不敷大，没有到达改动社会风气的地步。
在北宋和南宋前期，程墨理学的影响微乎其微，整个士医生集团的思惟是非常开通的。
名臣范仲淹，少年丧父，随母亲改嫁到长山墨氏，范仲淹对那段履历毫不为忤，还经常拿来教导子弟，他的儿子范纯佑身后，范仲淹更是做主将儿媳妇改嫁给高足王陶，与王安石的做法千篇一律。名臣包拯的儿子包繶早逝，留下一个幼子，包拯担忧儿媳崔氏改嫁别人，便试探崔氏心意，看她能否愿意留在包家。那阐明北宋期间女性守寡后，没必要收罗公婆同意，改嫁与否的权利掌握在本身手中。
更重要的是，就连“程墨理学”的祖师爷程颢、程颐和墨熹，他们本人的婚姻不雅念也很开放，绝不反对守寡妇女改嫁，对身边亲属类似行为以至是明白撑持。程颐的父亲程珦，一贯讲究孝道，他的侄媳妇、外甥女先后守寡，程老爷子都是亲身筹划，帮她们改嫁别人，程颐赞扬父亲的行为是“嫁遣孤女，必尽其力”，完满是一种必定的立场。集理学之大成者，被后世奉为“圣人”的墨熹也附和守寡女性再嫁，他引用了程颐父亲帮外甥女再嫁的故事，还对那件事评论说：“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克不及禁也。”就连圣人都不克不及禁，墨熹本人更不成能制止女子改嫁了。
3、政策法令和家法族规宽松，允许以至鼓舞女性再嫁。
宋朝法令没有《婚姻法》等专门法令，但《宋刑统》继承唐朝，对妇女改嫁有明白规定，列举了制止女子再嫁改嫁的几种情形，别离是“居丧改嫁、强迫改嫁、背夫改嫁以及嫁娶罗敷有夫”，也就是“居丧期间不得改嫁，不得强迫改嫁，不得瞒着丈夫自行改嫁，不得娶罗敷有夫”，而对“夫亡改适”、“寡妇再嫁”都持同情、允许立场。好比：宋实宗时规定“妻不克不及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宋哲宗时规定“女居父母丧及夫丧而贫乏不克不及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南宋时规定“其夫外出三年不归，亦听改嫁”。
宋朝那些规定次要是考虑失去丈夫的女性没有收入来源，很难独立生活，所以允许她们再嫁，但现实施行起来非常宽松，其实不局限于女性不克不及自给才允许改嫁。宋实宗时，宋初宰相薛居正的儿媳柴氏很有心计，在本身丈夫身后暗暗敛走薛家的很多财富，公开颁布发表改嫁，时任宰相向敏中、张齐贤都看上了柴氏，向柴氏展开豪情攻势，两报酬一个寡妇发作争论，柴氏选择嫁给张齐贤，但薛居正的孙子发现继母转移薛家财富之过后，到开封府状告柴氏，两人打起财富讼事，成果扳连到向敏中、张齐贤，工作捅到皇帝那里，宋实宗觉得太荒唐，把两个宰相都撤职了。若是不是牵扯到讼事，张齐贤迎娶柴氏是没问题的，那件事足够显示出即使是保存无忧的女性守寡后，在宋朝也是能够自在改嫁的。
宋朝对女子不得改嫁的独一禁令是针对宗室。北宋初年，朝廷规定宗室女子即使丧夫无子，也不得改嫁，但那条禁令太不人道化，不竭遭到反对，所以从宋英宗到宋神宗，再到宋哲宗，屡次下诏调整政策，不竭放宽宗室女改嫁的限造前提，到后来根本上是完全铺开，跟布衣苍生没什么区别了。
除了法令和宗室规定外，宋朝民间的家法族规同样允许妇女改嫁。范仲淹曾在老家捐献地盘设立义庄，家族中凡有婚丧嫁娶之事，都能够由义庄出资，他还为此造定了《义庄端方》，规定“嫁女收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收钱二十贯，另娶不收。”家族中的女子再嫁能够收钱二十贯，须眉另娶却不克不及再收。如许看来，范仲淹不只撑持女子再嫁，待遇比须眉另娶还要高。
结语
无论是唐朝五代遗风，仍是宋朝本朝政策律例，对寡妇再嫁问题都是允许以至鼓舞的，加上皇室和士医生集团的开通，守节理念尚未成为束缚女性的道德枷锁一，使得宋朝社会风气非常开放，女性没必要像明清期间那样接受庞大的言论压力和道德钳造，只要不违背《宋刑统》有关禁令，就能够改嫁别人，逃求本身的生活和婚姻自在。比拟明清期间的女性，宋朝女性显然要幸福许多了。当然，即使是在宋朝，“寡妇再嫁”也只是必然范畴内的婚姻自在，远未到达现代社会的自在水平，出格是南宋后期程墨理学鼓起后，士医生集团对女性改嫁的言论导向也逐步趋势严苛，到明清期间到达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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