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以后，南方刻铭的钟系旧体为属于二王笔势系统的实书新体所代替。那种新风，匀称工稳，婀娜多姿，点画秀美，笔法同一。如《刘岱墓志》[齐永明五年（487)刻。江苏句容出土]、《吕超静墓志》[齐永明十一年（493)刻，浙江绍兴出土]、《萧融墓志》[梁天监元年（502)刻，南京出土]、《王慕韶墓志》[图82梁天监十三年（514)刻，南京出土]、《瘗鹤铭》[图83梁天监十三年（514)刻、江苏镇江出土]、《萧敷墓志•王氏墓志》[梁无监元年（502)刻•梁通俗元年（520)刻，南京出土]等。
以上做品，可能可分为四种气概。其一，身形匀美，点画方圆相兼，粗细适中。在那一类做品中，尤以《刘岱墓志》为匀整，几乎与唐颜实卿《多浮图》附近。《吕超静墓志》近王羲之《黄庭经》而较其规整，刚坚中见灵秀。《萧敷墓志•王氏墓志》前者朴实近《黄庭经》，后者清劲似《乐毅论》。
其二，清癯秀劲，韵致空灵，似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此中，《萧融墓志》体格朴直，笔势乖巧流美。《萧儋碑》体格细长，结字密切，章法萧疏。《王慕韶墓志》尤其似大令书。此中宫紧聚，四周舒展，用笔尤其劲利，笔势悠扬，清气逼人。其三，丰润优美。如《萧愴碑额》。
点画横细竖粗，比照强烈，笔势流利，用笔圆柔，姿势婀娜，曲如唐代画家笔下的美人，甜美有余，而骨力不敷。其四，体格壮伟，笔势雄浑，韵致奇逸。如《瘗鹤铭》。关于此铭书者，历来未有定论，有认为晋王羲之、梁陶弘景、唐顾况、晚唐皮袭美诸说，大多认为是晋王羲之或梁陶弘景所书。
但《瘗鹤铭》的书法与羲之气概绝不相类，因而具有倾向性的定见认为其铭书法可能出自梁陶弘景之手。署题“华阳实逸”，颇有道家意味，与陶弘景自称“华阳隐居”类似，或即为其别名。其书气象非常超逸，在南朝石刻书法中显得十分奇异。其书写格局自左向右竖写，与自右向左竖写惯式纷歧样。
其书体虽为实书，却弥漫着生动的行书神韵，笔势活动圆畅，体格宽博开朗，点画苍劲。其书浑厚壮伟，气畅神清，字势飞动而运笔却又沉健委婉，个性气概非常明显，那是南朝刻石书法中稀有的大字做品，深得宋代大书家黄山谷的赞扬。他的书法的字势、笔法及其意趣在很大水平上得益于对《瘗鹤铭》的深切体悟。
清代以后的书家中则更多师法此铭书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