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开展史上，曾屡次发作过统治阶级内部的皇室内乱，那些内部骚动，往往会改动汗青的走向。今天我们就说说发作在西汉、西晋那两个大一统王朝的两场皇室内乱——西汉“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
熟悉汉、晋汗青的伴侣都晓得，引发那两场汗青上有名的皇室内乱的原因，有良多类似之处。但差别的是，它们的结局却大相悬殊：“八王之乱”招致了西晋亡国以及近三百年的骚动；而“七国之乱”后，西汉却呈现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等昌隆期间。
同是皇室内乱，为什么会呈现那种截然相反的成果呢？下面，我们就从那两场内乱发作的布景原因、过程、性量、影响等方面，一探事实。
从布景原因看，八王之乱和七国之乱有部门类似之处。那种类似次要表示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外表上看，引发两大内乱的动因都与太子被害有关
西汉是吴王太子被误杀，埋下了骚动祸根。孝文帝时，吴王刘濞太子刘贤入京觐见汉文帝，在陪皇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饮酒下棋时，二人发作争论，皇太子刘启一怒之下拿起棋盘砸向王太子刘贤的脑袋，刘贤间接毙命。
过后，文帝派人将刘贤的尸体送回吴国埋葬。吴王怒发冲冠说：“既然都是刘姓人，在哪里死的就应该埋葬在哪里，何需要运回吴国呢！”又把遗体运回长安。“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于是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愠曰：‘全国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史记》）
自此，吴王就和朝廷结下了“梁子”，起头称病不愿入朝，朝廷当然晓得原因，后来就扣押吴国派来的使者。吴王惧怕了，从此渐生谋反之心。文帝也晓得是皇太子理亏，后来就赦宥了吴国被扣押的使者，并特令吴王能够不消来朝见，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吴王也暂时放下了谋反的念头。
但景帝即位后，接纳晁错的定见，强行削减诸侯王的地盘，间接影响到了吴王的利益，再加上景帝是杀戮本身儿子的间接凶手，新怨宿恨涌上心头，于是就联络其他六个诸侯王起兵兵变，从而引发了“七国之乱”。
西晋是太子司马遹被杀，成为引发皇室内乱的导火索。晋武帝身后，“傻子”皇帝晋惠帝司马衷即位，皇后贾南风联络楚王司马玮和汝南王司马亮大杀辅政大臣。为了独掌朝政，又矫诏杀掉司马亮和司马玮，本身掌握了朝政。
贾南风无子，担忧以后司马遹即位后，本身大权旁落，就在赵王司马伦的撺掇撑持下，派人害死了太子司马遹。素有野心的司马伦认为太子复仇为名，策动政变诛杀了贾皇后，然后废黜司马衷，本身做了皇帝。“及太子废黜，赵王伦、孙秀等因寡怨谋欲废后···后甚惧，遂害太子，以绝寡望。赵王伦乃率兵入宫，使翊军校尉齐王冏入殿废后。”（《晋书》）
齐王司马冏等人不平，就结合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一路出兵，杀了司马伦，司马冏迎回晋惠帝，本身借机掌管朝政，那又引起了其他诸侯王的进攻。于是先后有八个诸侯王参与皇室夺权之争，你争我夺，彼此攻伐，从而引发了“八王之乱”。
二是从深条理看，两大内乱的产生都于其时特殊的政治治理构造有关。那种构造，即诸侯分封造。
西汉初期，汉武帝吸收秦朝不设诸侯王，朝廷遭到进攻时没有诸侯亲王相救，招致很快亡国的教训，对刘姓宗族大封诸侯王，招致各诸侯王权力强大，尾大不掉，对中央政府的统治不变产生威胁。史载“昔高帝初定全国，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王孽子蛋惠王王齐七十余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兄子濞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全国半。”（《史记》）
西晋建国后，晋武帝同样是吸收曹魏政权不设诸侯亲王，被本身垂手可得篡权自立的前车可鉴，大封诸侯亲王，久而久之，各皇室诸侯王坐地为大，渐生兵变之心。一旦有机可乘，就会引发争权骚动。
既然引发内乱的布景、原因如斯类似，为什么会产生迥然差别的后果呢？连系两场内乱的性量、过程、其时所处的社会形势及皇室内部权利构造等方面，综合阐发，次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兵变继续时间差别，对国度的危害水平轻重差别
西汉“七国之乱”从起头到平定，因为汉景帝平叛得力，前后仅用了三个月就将兵变平定。
虽说三个月期间，七国叛军对社会不变产生了必然影响，但三路叛军中与政府军正面交战的次要是吴、楚两国联军。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国戎行始末没有全力投入，进攻了一段时间后，或退回封地，或畏惧他杀。主战场次要集中在梁国，影响范畴不到全国的五分之一，名义上是多国参与的大范畴兵变，实则是政府军与吴、楚两国叛军的部分战争。再加上继续时间短，所以对国度的毁坏性其实不大。
而反不雅西晋“八王之乱”，从公元291年贾南风结合诸侯王诛杀辅政大臣起头，曲至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攫取政权、完毕兵变，前后历时16年。
期间虽有八年多相对平稳的期间，但最初七年各诸侯王之间，彼此争伐，参与的宗室王更多，涉及范畴更广，全国一半摆布的区域参与了兵变，每次都是多王参与，且参与争夺的各方都是权力较强、经济富庶的地域。
和西汉诸侯王差别的是，西晋的诸侯王还各自由朝廷任职，每个宗室王都同时担任一个或几个州的处所军政职务，一旦参与争夺，就会组织几州同时参与，那就招致兵变涉及范畴更广。
2、兵变性量差别，招致兵变的正义性、积极性差别
西汉“七国之乱”是处所诸侯权力与中央专造皇权之间矛盾的发作。七国之乱根源是景帝误杀吴国太子，导火索是晁错主张硬削藩，间接损害了各诸侯国的亲身利益，说到底是朝廷与诸侯国的诉求差别：朝廷想通过削藩，加强中央集权，消弭诸侯国对中央政府的威胁；诸侯国则想继续连结本身的独登时位，割据一方，矛盾抵触由此引发。
削藩是朝廷的诏令，各诸侯国固然反对，但没有充沛的回绝理由。于是，七国叛军只好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标语——诛杀主张削藩、影响刘氏宗亲关系的“奸臣”晁错。“后十余日，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汉书》）汉景帝为尽快平息兵变，先将晁错腰斩于市，使七国策动兵变的理由在道义上站不住脚。所以，挑起兵变的吴国在联络其他诸侯国的时候，其实不顺利，大大都诸侯国只是碍于吴国的强大，不能不参与兵变。
好比，他在煽动胶西王时，胶西王就说：‘我怎么敢叛逆皇上呢？即便皇上行事过急，赐我一死，我也不克不及不拥护皇上啊！”“（胶西）王瞿然骇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史记》）所以，兵变发作后，除了吴、楚联军拼死做战，其他诸侯王根本上收工不出力。
而西晋“八王之乱”是各宗室亲王之间的彼此攻伐。比拟之下，西晋各宗室亲王参与兵变的理由更充沛，积极性更高：一是皇帝愚笨，对朝臣亲王没有威慑力；二是皇后贾南风掌权，既滥杀大臣、毒杀太子，又淫乱皇宫，朝政暗淡，不得人心，给兵变供给了充沛的理由。
同时，各兵变方之间，都有必然的军事和经济权力。晋武帝同一全国后，过于依重各诸侯王对朝廷的庇护感化，赐与各诸侯王军事、财务大权，根本闭幕了政府戎行，在军事权力方面，朝廷底子无法与诸侯王匹敌。而各亲王之间，权力差不多，谁也不平谁，那就给了各诸侯王参与兵变争夺更有动力、权力和前提。
所以，“八王之乱”参与面广，争夺强烈，长时间难定胜败，使国内经济遭到扑灭性毁坏，苍生流浪失所，招致社会动乱不安，严峻摆荡了国度的统治根底。
3、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水平差别，决定了兵变成果差别
西晋是第一个靠门伐士族权要集团的撑持，成立起来的大一统王朝。朝廷所造定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办法，都是围绕着庇护士族权要阶级的利益而展开的。士族权要集团和皇室贵族是社会的特权阶层，不管政治上仍是经济上，都占有着国度大部门资本，从而滋长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堕落，加深了与庶族田主和农人阶级的矛盾。
晋武帝后期，西晋皇室和士族权要豪侈陈旧迂腐，有名的石崇斗富就发作在那一期间。晋惠帝即位后，贾南风擅权，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愈加严峻。
“八王之乱”发作后，在皇室内部骚动的同时，苍生陷于战乱，流民各处，社会上民变四起，而部门诸侯王为了强大权力，又引入了匈奴、鲜卑、氐族等胡人戎行，那些起义流民和胡人戎行进入中原后，乘机扩大权力，渐渐坐大，为加速西晋消亡和后来的“五胡乱华”埋下了隐患。
如成都王司马颖与匈奴人刘渊结合，后来刘渊乘势而起，成立汉国，并成为日后消亡西晋的力量。司马越固然平定了兵变，但因为胡人内迁，他身后，他的手下和王公大臣都被羯人石勒所杀，不久洛阳也在永嘉之乱中沦亡。
而西汉则差别。文景、景帝期间，采纳轻徭薄赋、休摄生息、按捺豪强、不变边陲等政策，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社会、经济开展闪现出盛世富贵气象，在如许国泰民安的形势下，各诸侯王策动兵变其实不得人心。
从朝廷内部看，景帝是个有治世之才的明君、能君。当时，西汉正处于昌隆开展期间，中央政府办理系统一般运行，内部组织机构健全，政府拥有正规戎行，可以在短时间内敏捷、及时有效的组织力量平叛。
兵变发作后，景帝派名将周亚夫管辖20万大军，多路出击，既在第一时间扼造了叛军继续推进的势头，又使叛军看到了政府军的能力。所以，七国之乱的毁坏力并没有影响到朝廷的统治根底。
更为重要的是，“七国之乱”平定后，汉景帝借机削弱了各诸侯国的部门地盘，并命令取缔了诸侯国本身任免封国仕宦和征收钱粮的权利，改由朝廷选派仕宦治理封国政务，诸侯王只能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租税。同时，变革诸侯国的官造，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医生等诸侯国官职，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利。
如许就大大削弱了诸侯王的力量，其现实地位已接近其时的郡县。反之，中央集权则进一步集中和加强，促进了社会不变和经济开展。
并且，中央集权稳固后，文帝、景帝期间出台的各项惠民政令和办法可以在各诸侯国同一推行，“文景之治”受惠面普及到全国，社会经济闪现出富贵强盛场面，也为以后汉武帝征服匈奴、创始“汉武盛世”创造了前提。
（参考史料：《史记》《汉书》《晋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