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北宋官场的精英翘楚，王安石与苏轼虽说有着年岁差距，但互动的时机天然也不会少。嘉祐五年 （1060）苏轼被正式授予官职，朝廷颁给他的录用文书 《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大理评事造》，出自王安石的手笔。造书中写道：“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气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不雅矣⋯⋯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可不勉哉。”博考群书，才气志力足以不雅，此语或可视为官场套话，但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如此，则透露做为前辈的王安石对苏轼确是相当重视。究竟结果，从王安石的角度来看，苏洵的进攻无非就是一个进士都考不上之人的无能狂怒，爱才惜才如他，自不会以此小事仇视苏轼、苏辙。
固然王安石尽量以公允公平的立场看待苏轼，但苏轼却未必如斯想。转眼到了隔年，已中进士的苏轼、苏辙报名参与了“贤良朴直能曲极谏科”试，也就是宋人常说的“造科”“大科”试。在北宋，“造科”试难度极大，但合格者提拔极快。自傲其才的苏轼、苏辙想参与“造科”，从此走向官场快速道，也层见迭出。按“造科”试流程，参与者先需获得近臣保举，向朝廷提交50篇策论，由朝廷组织人员评审，即所谓“贤良进卷”；在通过了评审之后，合格者会被召集到京师，在秘阁完成六篇论文，即所谓“秘阁六论”；通过“秘阁六论”之后，才气参与“御试对策”，答复有关当前政治的一系列问题。全数通过合格后，即获得“造科”身世。
苏轼也不破例，呈交了25篇 《进策》和25篇批评汗青人物 （《论》）的“贤良进卷”，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本身的政见。他的 《进策》分为5篇 《战略》、17篇《策别》和3篇 《策断》。《战略》类似总论，第一篇开宗明义，指出方今全国“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他所谓的可忧者，也是民生不安、财用不敷、上下欠亨、边患不息。在讲述完总论之后，苏轼在 《策别》中针对四大可忧开列了救治办法 《课百官》（6篇）、《安万民》（6篇）、《厚货财》（2篇）和 《训兵旅》（3篇），另有3篇专门谈兵的 《策断》。
若是不看内容光看标题问题，人们十有八九城市认为满是王安石撰写的变革纲领。其实，在北宋面对危机，亟须变革的问题上，苏轼同王安石英雄所见略同，但要命的是苏轼一边表达同样的变革希望，一边又掺入了大量的私货，不竭夹枪带棒地进攻王安石。在《战略三》中，苏轼写道“冬烘小生，皆欲妄有所改变，以惑乱世主⋯⋯而全国之所以大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不法造之功也”。在《厚货财》中，他又写道：“是故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最下而无谋者，量出认为入，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
冬烘小生是谁？最下而无谋者又是谁？任谁读了策论，都能强烈感触感染到就是在不指名地报复王安石。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常恐全国之久不安⋯⋯患在不知法度故也”，认为法造才是长治久安的关键，而苏轼偏偏就要大讲特讲要加强吏治，光谈法造没用；王安石要讲“因全国之力以生全国之财⋯⋯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那苏轼就要讥讽他“最下无谋”，主张“节用以廉取”，一个存眷点在“开源”，一个在“节流”，逆来顺受得明大白白。
此时苏轼尚未在处所主过政，能够想见，他 《进策》针对王安石的种种暗箭伤人，多半只是在照搬苏洵的政见。换言之，苏轼和王安石在嘉祐年间的第一次抵触，仍是苏洵同王安石抵触的延续罢了。现实上，苏轼文中进攻王安石的论点，大都能够从苏洵的文章中找到。吏治胜过法造，见于他的 《衡论》（“政之失，不法之功”）、《上皇帝书》（“法不敷以造全国”）；开源与节流的关系，苏洵则在 《上皇帝书》中表达的清清晰楚 （“费出之无节”）。不只是吏治与经济，苏轼和苏辙在本身的“贤良进卷”还大谈情面。凡有议论，无不是从情面动手，诸如“圣人之道，自本而不雅之，则皆出于情面”“宜先其实然后其名，择其近于情面者而先之”（别离出自苏轼 《中庸论上》《策别·安万民一》）；“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情面，是以久传而不废”“善治全国者，必明于全国之情，然后得御全国之术” （别离出自苏辙 《诗论》《君术策第一道》），如是等等。放在老苏骂王安石不近情面的大布景下，他俩文中左一个右一小我情，就显得十足别有意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