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的起居注里，经常有颁赐御书的记载，颁赐御书有何用途？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帝王的言行笔录，从汉代起头，几乎每一位帝王都有起居注，那一笔录由注官其时记载，很少有润色成分，因而素材比其他史料更显实在，是修撰国史的重要素材，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康熙朝从康熙十年九月起头，到康熙五十七年三月之间，共记载有982册起居注，语言分为满、汉两种，此中汉文副本486册，稿本7册，余者皆为满文版本。那些笔录是后世研究康熙朝的重要史料，此中记载了屡次康熙帝颁赐御书的活动。康熙帝那一活动的目标是为了用儒家思惟教化臣民，也是以那种形式鼓舞大臣，是康熙一朝政治气概的缩影。

入主中原之初，满人其实不非常重视汉文化。关于汉语、汉字，清朝统治者持有排斥立场，而将其满文化视为支流，在全国硬性推行，并引发了剃发、圈地等民族色彩强烈的政治活动。在受儒家文化教化数千年的中原，那些压迫、奴役的政策引起了强烈的抵触，在清王朝成立之初，政权尚不不变时，顺治帝感应危机重重。

在满汉抵触来带的政治危机中，顺治帝被迫从头审视文化差别，承受中原的传统文化。为了加强政治不变性，他提出了“兴文教、崇儒术”的大方针。不外在清初，各方战事尚未评定，顺治帝无暇过多顾及文化方面，因而那一方针没有被很好地落实。问题延续到康熙一朝，矛盾愈加锋利。

在处置满汉抵触的过程中，康熙帝清醒地认识到，只要从头迎回中原传统文化的宗主地位，才气完毕满汉相争的场面，中原人士才会在心里里承受满人的统治，从而化解民族危机。因而，做为统治者，康熙帝带头倡议、进修汉文化，苦练汉字书法并大量颁赐御书。在康熙帝的引导下，八旗子弟、满洲贵族均已进修汉文化为风气。至此，执掌中原文化范畴多年的中原传统文化再次回到中心地位。

唐代张怀瓘在《字体论》中如许说道：“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度之盛业者，莫近乎书。”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中进一步阐明道：“正书法者，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者，所以闲圣道也。”从以上言论中能够看出，书法那种抽样艺术，在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中已经深受影响。具有利用功用的书法表达已经成为表示儒家的道德标准和伦理信条。

书法影响人心，人心影响圣道，那是儒家思惟关于书法的核心部门。因而，在清朝统治者稳重审视汉文化时，书法就在那一过程中充任重要的前言感化。尤其是康熙帝大量颁赐御书的行为，恰是借助那种适用性很强的艺术形式，来与汉族官员亲近与沟通，从而变相敬服了清政府的统治，使得满人在中原的统治场面愈加不变，从奇特的角度促进了清初社会的开展。

康熙帝通过屡次颁赐御书的行为，将本来就处于中原文化范畴中心数千年的儒家文化从头推上登峰造极的地位。好比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康熙帝在孔子故乡曲阜诏谕：“至圣之德与六合日月同，其高明广阔，无可指称。朕历来研求经义，体思至道，欲加赞颂，莫能名言。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非云阐扬圣教，亦以垂示未来。”

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帝又御书匾额“学达性天”赐赉宋朝儒家文化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程颐、墨熹等人的祠堂，已经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康熙帝御书“阐道醇儒”匾额，赐赉景州知州，命其将匾额悬挂在董仲舒庙。类似的行为还有良多，康熙帝通过频繁的御书赐匾等活动，授予儒家文化登峰造极的地位。

康熙帝是一位文化涵养很深的帝王，他自幼饱读儒家典籍，关于“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典范相当熟悉，有本身的融会。此中的良多名句常常被他信手拈来，引用于御书创做之中。因而，由崇尚儒家文化的康熙帝颁赐御书，就相当于颁赐“圣贤之道”。

好比康熙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赐赉吏部尚书库勒纳的御书匾额“冰鉴堂”，就出自于《周礼.天官.凌人》“祭祀共冰鉴”，意思是干净如冰的镜子，寓意为教化库勒纳，身为执掌人事的官员，应明察秋毫，隆重用人。

赐给户部尚书马齐的御书匾额“九式经邦”出自于《周礼》“以九式均节财用”，寓意希望户部身为为大清国理财的部分，应“量入为出，略有贮蓄”。赐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事常书的御书匾额“掌司纶”一语出自《礼记.缁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所指意思为其起草诏书、圣旨的职责十分重要。

起居注中对康熙帝御赐匾额有相对详细的记载，其时他连书十幅，每一幅中都蕴含对官员的期望、鼓舞，或者巧妙的提醒、教导的意义。那就反映出康熙帝对儒家文化非常熟悉，在儒学范畴相当博学，而且运用适当。

康熙帝还常常颁赐御书，来教导或者提醒，或者训诫官员。根据起居注的记载，他曾经给17位大臣赐过书有“清慎勤”的匾额。那句话出自宋朝吕本中的《官箴》一书，取自“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能够保禄位，能够远羞耻，能够得上之知，能够得下之援”之句。此中尽是对官员的要求，可谓非常明晰。康熙帝御赐此匾额的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希望大清的官员能做一个“请慎勤”的好官，清正廉正，隆重勤勉。

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康熙帝御书《督抚箴》一篇赐给巡抚李光地，二十四日又御书《督抚箴》一篇赐给巡抚王国昌，二月十二日再书《督抚箴》一篇赐赉巡抚宋荦。前后时间不超一个月，康熙帝持续书写三篇《督抚箴》，别离赐给三位差别的督抚，可见康熙帝意图之深和用心之切。

康熙帝还将颁赐御书、推行儒家文化的做法推行四处理与属国的关系上来。好比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命翰林院查抄汪揖携“中山世土”四字御书前去琉球封爵。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康熙帝书“忠孝守邦”四字御书颁赐安南国王。大臣们纷繁上奏说，海外属国通过康熙帝颁赐御书，感触感染到康熙皇帝的震慑之威，和大清帝国的实力之强，于御书中尽可见康熙帝的怀柔之意。那种说法固然是清朝官员的一厢情愿，但是也反映了康熙帝颁赐御书的目标，希望全国臣民配合爱崇儒家文化的愿望。

康熙帝频繁地给部院大臣、封疆大吏颁赐御书，目标是希望以此促进君臣关系，加强与大臣的沟通。好比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康熙帝赐牛钮御书并吩咐：“此朕机务余暇所书之字，虽未甚佳，以尔职在几密之地，特以赐尔。”牛钮回奏：“臣一介竖儒，仰荷圣恩，荐拔今职，唯恐错误多端，深切悚惧。乃过蒙皇上优眷，赐以御书手卷，益觉不克负荷。唯有敬捧宸翰，虔加收藏，传之子孙，永为世守之宝罢了。”于此类似的还有同年六月二十七日御赐索额图的御书。

康熙帝通过颁赐御书给那些大臣，希望他们为朝廷尽忠。关于那些有好事的大臣，康熙帝也常常通过颁赐御书对他们加以奖赏和鼓舞。好比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康熙帝颁赐于成龙御书，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康熙帝颁赐巡抚宋荦御书，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康熙帝颁赐江苏乡官御书，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康熙帝颁赐江宁通省司道等八名官员御书。那些大臣都是于朝廷有功之臣，康熙帝给他们颁赐御书，目标是鼓舞他们继续为朝廷尽忠。

康熙帝还常常颁赐御书给一些忠臣良将的后代，以示抚恤之意。好比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康熙帝颁赐原任湖广粮道叶映榴之子叶勇御书，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因其父功绩，特颁赐御书与浙江湖州府知府。此类情状，在起栖身中还有良多笔录。康熙帝那一行为，表现了康熙帝对忠臣良将的赞许，和对他们后人的鼓舞之意，到达教化臣子成为为大清效忠的人的目标。

做为人臣，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受赐御书都是光宗耀祖之事。良多人将受赐的御书造成匾额或者刻碑勒石，以至做文纪念，表达感触感染皇帝之恩，和纪念之意。根据起居注的记载，康熙帝施政期间颁赐御书800多福，而因为起居注记载的其实不完全，因而现实数量应大于那个数字。

有的人认为那些御书中，有一部门是太子或者其他皇子代笔，其其实起居注中，那类御书都被出格标注，因而那种说法站不住脚。康熙帝大量颁赐御书，一方面是展现本身的儒家文化涵养，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那种体例教化本身的臣民。他以身做则，希望倡导勤勉之风气。康熙帝通过颁赐御书的形式，进步汉文化的宗主地位，使得中原人士从心里承受满人统治，从而到达清政府的不变政局的目标。满汉文化相争，一定影响政局，从起居注看康熙帝颁赐御书的行为，他爱崇儒家文化的行为，大大缓解了满汉矛盾，为创始盛世奠基了根底。

参考材料：《康熙起居注概览》

《康熙起居注御书政治功用》

《康熙皇帝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