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相文天祥:书法秀劲 大义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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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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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相文天祥:书法秀劲 大义凛然

《千里山河图》北宋王希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文天祥像

□祝勇

笔者小时候习楷书,临过文天祥《正气歌》。临着临着,诗就背下来了:“六合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逐个垂丹青……”字是清代书法家黄自元写的,他身世名门望族,家有良田万顷,更藏得四壁图书,自幼从祖父德濂习字,常悬腕书写,磨练臂力。他的楷书《正气歌》,构造紧实、笔势开阔,就像一小我练武功,两脚站稳,身体拉开了架势,死力地舒展运筹。

被俘不平

监狱中写下《正气歌》

那帧楷书在民国初年由长沙墨香簃书画店刻版印行,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了人们竞相逃捧的书法进修更佳蒙本。笔者就是临着《正气歌》,体味潜伏在笔划间的顶峰坠石、千里阵云……

若有些人所说,黄自元楷书《正气歌》有失呆板,像播送体操,但以平曲规矩的笔法阐释《正气歌》,笔者认为仍是安妥的,无须苛求。九宫格里的一笔一画,训练着我们的凝思与专注,一根根线条的收放拖动,也都潜伏着崩浪奔雷的力量感。那些,都与《正气歌》的气量是相符的。笔者记得临帖时,把身体坐规矩,把呼吸调匀,然后用垂曲的笔,在纸上做横竖撇捺的运动,仿佛把身体里的“气”,都注入笔端,又仿佛从《正气歌》里,吸收了生命的元气。

《正气歌》,是南宋末年右丞相文天祥被元军俘虏后,在元大都的监狱里写的。他在自序里写:“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

那深暗的地下室,包罗着七种气:水气、土头土脑、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每至暴雨,囚室酿成池沼,不知有几只老鼠在那里夭折,有几条长蛇在那里毙命,但他还活着。在那七气之中,文天祥心里盘桓的,只要正气,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在那些走兽游虫之中,人之所认为人,不就是因为胸中还有一缕正气吗?那一气,足以抵御其他那些参差不齐的气。

于是,在晦暗的光线里,他全凭那一口气,写下了他的“地下室手记”,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正气歌》。

笔者一笔一画地临写《正气歌》时还不晓得,文天祥写《正气歌》时,他效忠的王朝已经不存在了。大宋王朝的千里山河,曾被一个名叫王希孟的年轻才俊画在青绿的长卷上,王希孟的教师、也是其时的皇帝宋徽宗面临着那幅画,露出称心满意的笑容。无尽山河,足够他们去疯、去耍、去败,仿佛他们无论怎么败,那山河都败不完。怎奈何,一代一代的宋朝皇帝,持之以恒地败,锲而不舍地败,水滴石穿地败,末于仍是把他们的大好山河败光了,先是被辽人、金人蚕食,后是被元人鲸吞,连《千里山河图》那纸上的山河都保不住,在靖康之难中漂泊到金朝。山河千里,转眼就化做了泡影,像一场轻梦,那么炫目,那么奇异,又那么遥远。

奸臣当道

被罢官回到故土庐陵

文天祥是在南宋王朝第五位皇帝宋理宗时代进入朝廷的。爱崇“理学”的理宗(从南宋马麟绘《落日秋色图》上可见理宗题字),在位达四十年,前有宰相史弥远独霸朝廷,后有宦官董宋臣等擅权擅政,以至把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名妓唐安安引入宫中,有官员末于不由得了,上疏曰:“此举坏了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

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文天祥上疏皇帝,要求除掉董宋臣,认为:“不斩董宋臣以谢宗庙神灵,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实,则中书之政必有所挠而不得行,贤者之车必有所忌而不敢至。”四年后,宋理宗又召回了被赶出京城的董宋臣,并委以重任,那让文天祥怒形于色,又上书皇帝,怒斥董宋臣“心性残忍”“势焰肆张”,表达绝不与董宋臣同朝为官。

宋理宗无子,身后由侄子赵禥继位,是为宋度宗。

南宋王朝的政治生态早已松弛,奸臣权相屡见不鲜,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董宋臣死了,贾似道“出道”了,二十五岁的宋度宗,事事依靠贾似道。贾似道以退为进,告假回了家乡绍兴,那一招吓坏了宋度宗,连续八次派人到绍兴请回贾似道,贾似道从此权倾朝野。每次贾似道上朝行臣子礼,度宗都要回拜,不敢曲呼其名。苏洵说“古者相见天子,天子为之退席起立”(以表达天子对宰相的尊崇),宋度宗算是身体力行了。贾似道命手下上疏弹劾文天祥,文天祥被罢官,回到了故土庐陵。

行书实迹

翩翩风骨跃然纸上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保藏着文天祥的行书实迹《上宏斋帖》,纸本,纵39.2厘米,横149.9厘米,就是文天祥在家乡当老苍生时,为本身的同亲前辈包恢晋升刑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而写的恭喜信。“宏斋”,恰是包恢的号。全帖共五十三行,七百四十七字,书法清疏秀劲,才调横溢,一看就是“状元书法”,或曰“文人书法”。一代宋儒的翩翩风骨跃然纸上,以至可以觉得到笔尖飞速挪动时纸页的轻细颤动,似乎写字已如哭笑痛痒一样成为本能,成为心理的一部门,而不需要权宜谋划。那熟练、那流利,与黄自元楷书《正气歌》纪念碑一般的庄重沉稳判然不同。

文字里的文天祥,时而很有生气,时而很生气(一种掩饰不住的愤慨),训斥对他的所有责备(好比弹劾奏书中说他为祖母服丧时未穿重孝,是违背礼法,不守孝道),都是“长短倒置之甚”,但他的情感是复杂的,新皇帝新朝廷又让他燃起希望,他说:

兹者伏闻先生以新天子蒲轮束帛之劝,为时一出,自卑司寇进长六卿,典事枢,专人政柄,使卫武公之爵之德之齿,千有馀岁之下,焕然重光,仆何幸身亲见之。天祥谨顿首为国贺,为世道贺,不独为先生贺也。

意思是此卷不但是为包恢一人恭喜,而是因为新天子——赵禥身边有了包恢如许的贤达之人,对国度、对世道,都是一件幸事。

信中所说的“蒲轮束帛”,是指新皇帝对包恢的礼遇,古时候用蒲草裹住车轮,来驱逐贤达之士,是一种很高的礼仪。可惜那位被文天祥看做贤达之士的包恢,在文天祥写下那封道贺的书札后两年多时间,便不幸离世,只留下了“为官清廉,政声鲜明”的好名声。

新皇帝(宋度宗)在位的十年,是醒生梦死的十年。元军都打到长江了,他还沉浸酒色、夜夜笙歌,一夜竟宠幸嫔妃三十余人。依宋造,凡被皇帝临幸的嫔妃,第二天都要跪在阙门前谢恩,由主管官员笔录在案,以备日后查验。此时竟然同时有三十余名嫔妃齐刷刷在阙门前跪下,那些笔录的官员必然看傻了眼,那辈子也没见过如斯壮不雅的气象。

三十五岁上,宋度宗活活把本身折腾死了,留下了三个未成年的儿子:七岁的赵昰、四岁的赵㬎和三岁的赵昺。那三个学龄前儿童先后都当了皇帝,命运却一个比一个惨痛——先是老二赵㬎当皇帝,是为宋恭帝,却在两年后在临安投降,做了元军的俘虏。之后是老迈赵昰,在南逃的途中在福州被立为皇帝,是为宋端宗,被张世杰带着一路逃到大海上,遇风暴落水,吓死了。最初是老三赵昺,后来没有谥号,人称宋末帝,张世杰、陆秀夫带着他逃到崖山。

那最初的朝廷,本来还有盘旋余地,去雷州半岛,以至去海南。海南岛四面是海,元军不善水战,不是那么容易打过来的。

但那种波动不定的生活已经让张世杰失去了耐心,他要仗着本身的一千条船、二十万人马,与元军一决雌雄。

《故宫的书法风流》人民文学出书社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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