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是吏部尚书崇绮之女，同治十一年被册立为皇后。
十三年，穆宗崩逝，两宫皇太后懿旨加封为“嘉顺皇后”。光绪皇帝继位后，慈安、慈禧仍为皇太后，而阿鲁特氏则成了“皇嫂”，那使她与太后和皇帝的关系极为为难，在宫廷中她也只是个没有权利的皇后，很是难堪。
宫中行事时也不知若何安放，如：皇帝登极时是要向两宫皇太后行礼的，但是要不要向那位特殊的皇后行礼，礼部就不知若何处置了，故而上奏请示太后。颠末考量，最末太后下发懿旨决定让新皇在登基后“诣嘉顺皇后前行礼”，此事算得以处理。
不外那种为难微妙的关系和所产生的问题，跟着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阿鲁特氏崩逝而自行化解。然而，皇后的死仍然不服静，其死因让人迷惘重重，还引发了很多的议论。
关于皇后的死，一般认为同治皇后是思念同治皇帝悲哀至极，要以身殉节，从而节食而死。不外，慈禧不喜好嘉顺皇后，而宫廷表里又全在她的掌握之中，同治皇帝无后以致皇后也无所依靠，寡嫂久居宫中无以自处，身故殉节倒也透露出许多的迫不得已。
有传言皇后为慈禧所害，实假无从考证，但也透露出二者关系的严重。
关于不为穆宗立嗣的做法，朝中本就颇多微词，只是迫于皇权，未敢置议。
同治皇后
此次皇后殉节而死，波涛又起，一些大臣抑制不住，筹办上奏建言。皇后逝世后的第二年丙子蒲月，御史潘敦俨就上书恳求表彰穆后以光潜德，他指出先皇后在先帝逝世不敷百日之际，也相随而去，民间无不哀思感伤。传言皇后是绝食而死，志随先帝。所以，他感念：“以母范之德而有首阳之风，奇节不彰，何以表德？”
同治皇帝的谥号是“毅”，故而皇后身后定谥号为“孝哲毅皇后”，潘敦俨认为此谥号不敷以表扬同治皇后贤德，应该为她改换更能凸显德性的谥号。
慈禧太后关于潘御史的恳求尤为不悦，呵斥他：“逞其臆见，率行奏请，已属糊涂；并敢以无据之辞登诸奏牍，尤为乖谬。”别的，太后表达孝哲毅皇后已加谥号,不成随便改换，潘御史也因而被罢官夺职。
同治皇后殉节一事，朝野本就定见纷歧，潘敦俨此奏一出，又掀议论。
文廷式慨言惋惜穆后，所以他觉得潘敦俨之奏“虽愚忠，亦公论也”。
潘御史虽因而获咎，但毅皇后的潜德也由此愈益彰显。
不外，李慈铭则认为潘敦俨请更谥号一事甚为荒唐。
皇后逝世之事本就议论甚多，臣子也无不伤痛，假使皇后逝世之时潘御史立即上书，根据其时的传说风闻，委婉措词，求两宫调护，即便可能惹恼太后而获功，但是全国人也能体谅他的忠心。
现今事已逾年，彼时传说风闻已无从根据，况且皇后逝世定谥号孝哲毅皇后，本就爱崇，各类仪式、礼节也都并没有缺失，忽而更易谥号，本就毫无事理。
若依其奏表彰皇后潜德，那又该若何安放？此事欠好处置，想必又会引发一番新的争议。诚如李慈铭所言，固然他对潘敦俨此次上书其实不认为然，但他也指出正值亢旱之灾，潘敦俨必是联想到昔日所闻有所感到，故而抒发心中郁积已久的隐疑。
“不雅过知人”虽前论颇多指摘，但“君子无深责之可耳”，假指摘于慨喟罢了。潘御史为已故贤后更谥号上奏建言，其实是想借此契机表达对慈禧独霸权益，不为穆宗立后的不满。
毅皇后的谥号最末并未被更改，关于潘御史的奏言，朝臣有责备也有同情，此事只是楔子，由此隐藏在当权者与臣子之间的矛盾才逐步地明显起来。
孝哲毅皇后既已身故，由其牵扯出的礼节问题其实不难处理，至于其身后各类事宜的处置也较为顺利。但同治皇帝后裔的问题，因牵扯甚广，交杂着错综的人物关系，就不那么容易应对了。
光绪帝位的正统性问题就破绽颇多，固然其时商议帝位人选时潘祖荫、翁同龢就留意到谕旨中“文宗嗣”、“嗣皇帝”等名称的关键，但仓皇的定议使得光绪与同治之间的关系愈加复杂。
同治御宇十三年仁德无过，选其平辈继位，也不为他立嗣，如许的情状下，同治和光绪的关系若何能到达平衡？历来皇帝继嗣继统相同一，光绪继嗣文宗而不是穆宗，在统绪问题上本就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上谕中继统的光绪之子立为同治后裔，也不契合“奥秘建储的”祖造，光绪之后的继统者是继承光绪仍是同治，又成为新的矛盾点。问题频出，矛盾丛丛，若何能不引起朝野议论？
潘敦俨之后又有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于光绪元年正月十五日（1875年2月20日）为同治后裔一事上奏，先是必定前降懿旨中关于穆宗皇嗣的册立安放，赞扬那是两宫皇太后的“圣算悠远”、“计之万全”，同治皇帝末将得有皇子，统绪得以相承。
从奏折内容看，他并没有对慈禧立嗣的安放提出什么异议，那么他觉得应当变通的处所是哪里呢？宋太宗的帝位是由宋太祖遵母命传弟而来，且他许诺未来会传位于太祖之子，然而因赵普煽惑，违犯许诺“传子竟未传侄”，招致无尽的呵斥。
以史为鉴，广安担忧日后皇上遭到存心叵测之人离间，而掉臂同治的后裔。为了未来穆宗嗣子能顺利继承大统，他定见“颁立铁券”。以那种能代表圣旨效用的特殊体例，将关于同治后裔的决定颁传于世，才气使那个决定稳如泰山，光绪皇上日后也肯定会遵照，“离间者”也就无从下手，同治的统绪就能得到包管。
其实，广安只是认为应该有一个不变、不容易变动的体例来定格前降懿旨，敬服同治皇帝的统绪，并没有责备之前立嗣的各类问题，但那也触及了慈禧的逆鳞，下旨申饬广安建言颁下铁券的做法是“轻率渎陈，殊堪差别”。
像潘敦俨一样，诉求并未被承受，还因而获功，言论对其也是批驳纷歧。“引宋赵普对太宗语，殊失立言之体，文亦卑鄙好笑。”那种委婉上奏的体例其实不能处理问题，遭到士人鄙斥。但值此嫌疑隐讳之际，广安能“为长远之善谋，息未来之异议”，也是谋国之忠的表示，获得社会言论的赞扬。
吴可读死谏及同治后裔问题
帝位的正统性、祖宗的家法、皇帝的后裔那些关系王朝统绪的大事，不成能在少数官员暖和的上奏被打回之后，就鸣金收兵。问题始末存在，不克不及不处理，末于仍是吴可读以强烈的体例再次将那些问题掀起。
光绪五年三月二十日（1879年4月11日），两宫太后偕光绪皇帝及多量朝廷官员出京为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送葬惠陵。廿九日，仪式完毕返程时却发作了吴可读“死谏”的工作。
吴可读以婉言敢谏著称，死谏时为吏部主事，本无随行资格，在他的多番恳求下，吏部长官才允准其随行惠陵。帝后埋葬事宜完毕后，吴可读并未随队返回，而是在蓟州马伸桥三义庙留下一封遗折后，饮毒陨命。
吴可读所遗之奏折的次要诉求就是恳求为穆宗毅皇帝立嗣，并确定光绪皇帝之后的继位之人是同治的继嗣之子。就其遗折内容而言，他先是批注为何拼命死谏的原因。
同治十一年，吴可读因弹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而获功，其时同治皇帝免其死功，仅以降职论处。吴可读自认为本身犯了三死功而未死，全都仰赖同治皇帝的恩赐，而现在皇帝已死，死后之事也就是皇嗣问题最为重要，所以他要用本身的“未尽之余年”来为同治皇帝后裔问题的处理尽微薄之力。
随后，他抛出了遗折中最为引起朝野颤动的“立嗣”一事。最后商议皇嗣问题之时，两宫皇太后不为无子的穆宗毅皇帝立嗣，反而为有子的文宗显皇帝立嗣，光绪皇帝所承大统是受恩于文宗及两宫皇太后，并非同治皇帝，并且最重要的是“未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袭之子”，那将极有可能招致同治皇帝的统绪隔绝，所以他责备慈禧那是“一误再误”的行为。
不只言辞犀利，并且曲白地责备慈禧不为同治皇帝立嗣的行为。前降懿旨已阐明未来承袭者为嗣，但吴可读仍不安心。他认为固然醇亲王公忠体国，上奏请开一切差使，但难保朝中没有宋初宰相赵普之类的离间者。
他所忧愁的是宋太宗立子而非立侄汗青重演，名分已定的都能够不遵守，同治皇帝那不决的情状更不知会若何了。他希望两宫太后能再降一道懿旨，明白未来继承大统的皇子是同治皇帝的嗣子，以此来“正名定分，预绝纷纭。”
结语
按吴可读的说法，其实他早在同治皇帝逝世时就“拟成一折”，但他其时已经降调，不克不及越职言事，所以希望由督察院转进。固然“呈底奏底俱已就草”，但因友人劝戒而未呈上，此次遗折的草稿就是那时保留下来的。
后来吴可读以“主事”升引又任职吏部，但发现五六年中，在朝大臣，为穆宗后裔进言者寥寥，以至念及此事之人也是少有。现在同治帝后要永久奉安山陵，恐怕此事会因日久而被遗忘，所以他又起上奏之意，来回馈大行同治皇帝对他的“所赐余年”。
免责声明：文章内容如涉及做品内容、版权图片或其它问题，请在30日内与本号做者联络，如反映情状失实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责任文章。文章只供给参考其实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意图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