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翁亭记
宋 欧阳修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醒翁亭也。做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醒，而年又更高，故自号曰醒翁也。别有用心不在酒，在乎山川之间也。山川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山洞暝，晦明改变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差别，而乐亦无限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停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织，起坐而鼓噪者，寡宾欢也。苍颜鹤发，寂然乎其间者，太守醒也。
已而落日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来宾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醒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苏轼楷书《醒翁亭记》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醒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各人”。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各人”。
《醒翁亭记》做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其时欧阳批改任滁州太守。欧阳修是从庆历五年被贬官到滁州来的。被贬前曾任太常丞知谏院、右正言知造诰、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等职。被贬官的原因是因为他一贯撑持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推行新政，而反对守旧之流。韩范诸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被贬，到那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亲戚中有人立功，工作与之有连累的功名，落去朝职，贬放滁州。
欧阳修在滁州实行宽简政治，开展消费、使本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不变的生活，年丰物阜，并且又有一片令人沉浸的山川，那是使欧阳修感应无比欣慰的。但是其时整个的北宋王朝却是政治暗淡，奸邪当道，一些有志变革图强的人纷繁遭到冲击，眼睁睁地看着国度的积弊不克不及消弭，衰亡的气象日益增长，那又不克不及不使他感应繁重的忧愁和痛苦。那是他写做《醒翁亭记》时的表情，那两方面是融和一路、表示在他的做品里的。
《醒翁亭记》，欧阳修撰，苏轼书。宋元祐六年（1091）十一月刻石，在安徽省全椒县。
此碑书于欧阳修逝世后近二十年，无一笔松弛，无一字不缜密。在笔划的披拂之间既得其遭劲，又显示洒脱之美，其捺与撇往往非常舒展，如举手投足之自若萧散。笔笔用力，冷静宽厚，显出雄强；而又巧寓比照，错综改变，显示灵逸。
好比“醒”字的“酉”旁共有四竖画，先用一分，继用二分，最末用三分笔。“提携”两字均为摆布构造，又上下相联，苏武却将下一“携”字改为上下构造，使“扌”旁置于“乃”字上。
赵孟頫《松雪斋》云：“余不雅此帖潇洒纵横，虽肥而无墨猪之状，外柔内刚，实所谓绵里裹铁也。”
王世贞评：“苏书《醒翁亭记》，结法遒美，气韵生动，极有旭素屋漏痕意。”
苏轼写给欧阳修的祭文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成以数计而周知。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芘；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君子认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认为得时——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舞鱓而号狐狸。
昔其未用也，全国认为病；而其既用也，则又认为迟；及其释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复用；至其请老而归也，莫不难过绝望，而犹庶几于万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谓公无复有意于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逃！岂厌世混浊，洁身而逝乎？将民之无禄，而天莫之遗？
昔我先君怀宝豹隐，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人缘收支，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蒲伏往吊，而怀录不去，愧前人以忸怩。缄词千里，以寓一哀罢了矣！盖上认为全国恸，而下以哭其私。呜呼哀哉！尚享！